花 6 年修复一座百年历史的上海老房子，是怎样一个过程？

建筑师自己有一句玩笑话：“所有伟大的项目，都有一堆眼前的苟且。”

凌颖松第一次亲眼见到上海总商会的时候，那还是一座外墙斑驳、门窗歪斜、空置了多年的老房子。和几十米开外、杂草丛生的一座三角形门楼一起，伫立在北苏州河路与河南北路交界处的一片空地里。

当时凌颖松刚刚离开华东设计院古建筑修复部门，转投到上海联创建筑设计集团，创立了一个名叫“都市再生设计研究院（OUR）”的独立业务团队。上海总商会是他在新公司获得的第一个项目。

与凌颖松一起参加该项目竞标的建筑设计方都和他渊源颇深——一方是隶属他母校的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另一方则是老东家华东设计院。

关于那次竞标，凌颖松回忆起来觉得有点幸运的成分，他说：“可能因为我了解他们。”

不过这个成功带来了一段马拉松式的漫长工程。从最基础的建筑测绘，到史料搜集、考据，再一遍又一遍地和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中心、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同济大学，以及拿下这块地皮的地产开发方华侨城等开方案讨论会，修复方案改了又改……至今，总商会已经修到第6年了。

凌颖松还是觉得很开心，作为一名专攻古建筑领域的建筑师，他很早以前就想参与修复这座楼了。

中华民国成立那年（1912年），上海总商会也正式宣告成立。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总商会历史图录》记载，1912 年，2 月 29 日起连续数天，《申报》等各大报刊登载了“上海总商会第一广告”，称：“民军起义，上海光复，原有之商务总会系旧商部所委任，理应取消，商界有重新组织，定名为上海总商会，以昭统一。”自此，商会发起民间募资建造商会大楼。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民间集资建造商会议事厅。

三层高的清水红砖大楼由当时上海滩颇有声望的英国建筑事务所通和洋行负责设计，是座具有代表性的后期西方古典主义建筑。1913 年破土，完工于 1916 年。之后这里扩建过一回。建筑事务所为总商会增长了一段围墙，及一座梯形平面、水刷石立面的门楼，作为商会主入口。

上海总商会活跃的 17 年时间里，曾迎接过美国商会代表团、筹办过中国国货展览，举办外交讨论会议、处置江浙战争善后会议等等，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商会乃至整个上海工商业兴衰的直接见证者。

1929 年，总商会被国民党中央政府解散。后曾被用作上海商业职业学校和上海商会商业补习学校，这个功能的变化让总商会的原始建筑受到了一定改动。

新中国成立后，总商会又经历了几次变迁。对其结构改动最大的一次是在 50 年代末——这里被改造成了电子元件装配厂。顶部的四面斜坡被拆掉，搭建成了四方形的水泥屋顶，等于把屋顶变成了建筑的第四层。三楼原本半开放式的阳台也全被封起。不仅是总商会，对着北苏州路的入口处的门楼，也同样被加盖了一座水泥平顶。门楼顶部“上海总商会”几个大字因此被抹去。

2010 年，华侨城拿下了河南北路以西的一大片土地，启动了苏河湾计划，拟建设商品住宅、商铺和写字楼，并引入精品酒店品牌宝格丽。上海总商会便坐落在酒店区域内。

华侨城的工作人员向《好奇心日报》透露，地产方对总商会的规划是，整座建筑修复完后，将其装修成一座宴会厅。可容纳餐一间中餐厅，同时设有酒吧、雪茄吧，并安装能够举办活动和婚礼的各种现代设施。

事实上，在凌颖松和他的都市再生团队成为这项改造工程的负责方之前，华侨城曾邀请主持设计修复了外滩美术馆（RAM）的 David Chipperfield 报过一轮方案。Chipperfield 提出一个观点：既然原先建筑的坡顶已经被完全破坏，不如加入一个全新的屋顶结构，采用相近的材料和恰当的体量关系，新旧各自为营，同时和谐相处。

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受到地产房方的肯定。原因在于，决策者认为 Chipperfield 曾用这种逻辑修复受到二战创伤的德国美术馆，是建立在“德国并不想要重现过去”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下；但修复上海总商会背后的价值观，则是想要恢复上海昔日的辉煌。

凌颖松后来表示，他自己是认同甲方所提出的这个概念的。他觉得“重现上海的辉煌”符合当下社会文化的导向。除此之外，他修总商会还有一个大前提——这座楼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的第三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保护要求为三类。这也就意味着修复方案不能改动建筑外立面以及建筑主要结构。

整座总商会的改建任务包括：恢复建筑原来的样貌，修复一百多年来已经失修的建筑结构和内外墙，室内木地板、装饰线、彩色瓷砖等原装饰细节；提升建筑的功能指标以适应餐厅和晚宴的需求，如：提升建筑防火等级，为外墙和门窗加入保温功能，规划和安装空调、通风及排水系统等。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建筑师面对不同时期的建筑使用者对建筑在不同程度上的改造，应该保留什么、拆除什么、修复什么？相比技术，对整座建筑的历史脉络梳理和建筑逻辑推断才是最复杂的部分。并且，凌颖松团队每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就需要拿出足以说服甲方、大学教授们和政府文物保护部门的依据。

修复一座老房子和在平地里盖起一座房子是两种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如果说后者需要建筑师对建筑形式、质感、材料、光线、色彩等综合要素的运用和创造，那么修复一座古建筑的过程更依赖于建筑师根据对建筑逻辑的理解，不断地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

“我们需要根据建筑的历史价值（它作为建筑形式最重要的时间点）、修复技术的可行性、艺术价值等因素对一个修复细节做出综合的判断。”凌颖松说。

总商会的围墙便是一个体现这种“逻辑选择”的例子。

一段 30 米左右长的围墙曾经划出了总商会的地界。刚开始修复时，整座围墙都和门口的门楼一样，运用的是当时流行的水刷石表面。当工人为清洗墙面而无意中敲开水刷石表面时，发现靠近总商会一段的围墙内出现了和商会建筑外墙一样的清水红砖材质，并拥有非常精美的装饰线条。

这打破了建筑师一开始对这段围墙建筑材料和年代的评估。于是整个修复小组再次投入了对围墙的进一步勘测和历史资料研究中。最后，他们基本推断出这段墙可能是经由两个时期修建起来的。

第一阶段时，总商会还没有获得现在的地界，因此只是修了一段短短的红砖围墙。20 年代初期，商会买下更大的一片地时，便将第一段围墙扩建至现在的长度，并修建了门楼。由于门楼采用的是当时常见的水刷石外立面，当时的工人懒得将以前的围墙敲掉重建，所以干脆统一用水刷石表层覆盖了原来的红砖墙。

鉴于这种情况，到底应该展现全部是水刷石的表面还是将红砖部分剥离出来？这就成了建筑师和项目评估小组讨论的焦点。

凌颖松表示，在建造第二段围墙时，当时的建筑师优先考虑的是建筑的完整性。由于在那个年代，红砖墙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是值得保留的珍贵结构，反而水刷石是一种流行的材质。因此，出于建筑整体性的考虑，当时建筑师选择了统一水刷石表面。但对于现在建筑修复的角度来说，这段围墙已经失去了它划分地界的功能，而作为一种装饰性的展示墙存在。因此，他决定将围墙设计成一幅“展示历史的画卷”，同时呈现水刷石表面和清水红砖结构。

这种“经得起推敲”的逻辑判断正是古建筑修复吸引凌颖松的地方。他说：“我本科刚毕业的时候也造过两年新房子。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有时候为了去满足各方不同的要求，建筑是可以变得完全没有逻辑的。”于是，从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毕业 4 年后，他又跑去同济大学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

正是在那个时期，凌颖松遇到了后来对他影响颇深的导师卢永毅，后者是同济大学教授，主攻西方建筑史和历史建筑保护的研究工作。卢永毅也是参与设计和修复桐里乌镇的设计师之一。

“卢教授向我展示了一幅有关历史建筑的迷人画卷。”凌颖松说：“又有发现、又有惊喜、又有创造。并且这个创造还是依仗科学的。”

修复老房子的过程中需要创造力往往来自于建筑师的经验和对历史的推测和想象。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房子年代久远，修复团队并不能每次都在档案管理找齐有关修复对象的所有资料。

就拿总商会这个项目来说，凌颖松和他的同事找到了一张通和洋行绘制的建筑图纸。但不管是立面图、剖面图都与实际尺寸有着不小的出入。凌颖松判断，这应该不是施工图或是竣工图，而是一张设计方案图纸。

在没有电脑和 CAD 软件的年代，人们的测算能力并没有现在精准。把一份建筑图纸执行到现实建造中总会产生误差，这些误差的程度和最终导致的完工状态是由工人的施工技术和当时的各种环境、材料因素决定的，包含着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即便建筑师们按照从老照片里还原出的屋顶长宽高来分出四面屋顶的体量，无论怎么画都画不出照片里的样子，还原出方案图纸里那一条水平屋脊线。

为了这件事情，修复团队做了很详细的猜测和论证，也向上海市专家委员会逐步展开整个推理过程。最后，结合学者、工程师们的经验，由建筑师不断调整几何模型，然后在现场与施工队想象、模拟当年工人们在建造时候会做的一些工序，最后才制作出来现在被认为很接近原作的屋脊框架。

“这个问题我曾经遇到过。当时我修外滩源的英国领事馆时，也是同样的情况。”凌颖松说：“如果你按照很严格的屋顶尺寸去做复原的话，无论如何都搭不出那个顶。它就是被当年工人在做的时候进行了手工矫正，导致最后建筑看起来是舒服的。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条直线。所以我们这样的修复模式只能说是带着设计师的经验和逻辑判断而成的。”

现在，从北苏州路进入，走过拆除和重新修补过外墙的上海总商会门楼，拱门内壁上还涂画着“无产阶级”、“万岁”等文革时期的标语。这也是修复团队经过不断讨论后特地留下来的“历史切片”。

沿着一段水刷石、一段清水红砖组成的围墙向内走，道路上铺上了灰青色的石砖。另一边，施工工人已经筑起了日后种植景观植物的大小花坛。

总商会坐落在小路的尽头，背后是由 Forster+Partners 建筑事务所设计了外观的宝格丽酒店和酒店公寓。上海总商会的外立面已经基本修复完毕：原本东缺一块、西缺一块的深红色旧窗格被统一替换成了褐色的百叶木窗；清水红砖外墙用富有时代特色的元宝缝衔接；四面斜坡屋顶外，围着一圈整齐的元宝栏杆。

建筑的内部还搭着许多脚手架。连接一楼和二楼的是一座木质雕花楼梯。凌颖松指着它说：“这段楼梯当年因为施工时保护不利，黄梅雨季的时候屋顶漏水导致坍塌，差点就安装不回去了。”大礼堂、二层楼的地面及屋顶目前也正在进一步修缮的过程中。建筑师表示，最理想的状况下，修复工程可能会在近期全部完工。

上海总商会是凌颖松修过用时最久的房子，却并不是一个赚钱的项目。

“我们得到的设计费几乎是谈不上成本回收的，只能用别的项目来补贴它。”凌颖松说。都市再生团队所属的上海联创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目前正在面临上市的压力。总公司对建筑修复这块的评价就是“不赚钱”。

“但我们做的事情并不完全能用创造多少财富来衡量的。”凌颖松说。

团队不够稳定是另一项令他头疼的问题。从 2010 年至今，在他手下入职、离职、在职，总共经手过总商会的建筑师、工程师超过了 100 人。走了 60 人，现在还剩下 40 人左右。

关于这点，凌颖松也承认：“如果没有对历史建筑的情结的话，这份工作很难坚持下去。”他自己有一句玩笑话：“所有伟大的项目，都有一堆眼前的苟且。”

其实凌颖松不是不想赚钱，毕竟“设计师需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希望能够用这个生意养活自己和下面的设计师。自己“可以脱手去做个 NGO”——一个不需要投资，自己可以养活自己的东西。

只是他还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生意模式。

目前，凌颖松的想法是把自己的历史建筑修复公司做成一个内容输出平台——不仅修建筑，同时利用修复过程中挖掘出的文化故事，制作成可以售卖的产品——不论是做成展览、商品或是 IP。他的办公室里堆着一摞一摞上海老建筑的建筑工程资料和文献考据，从总商会、怡和打包场，再到上海郊区的新场古镇、川沙古镇……如何让他们产生商业价值从而养活自己的修复项目，他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定论。

不过凌颖松也不悲观，至少公司现在一座房子接着一座房子修，并不缺生意做。

“我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说：“特别是当大家能意识到文化和历史能为商业价值带来附加值的时候，越来越多商业人士开始谈论城市更新的话题。让人很开心。老去的总是会老去的，新的历史建筑也总是会涌现。整个过程中总有一些东西会消失，迭代是不可避免的。”

题图由联创设计提供。未标注出处的图片来自记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