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胆的建筑师：他的设计里根本没有“墙”

（原标题：94岁的尤纳·弗莱德曼可能是最大胆的建筑师：他的设计里根本没有“墙”）

（好奇心日报/徐雪晴）

尤纳·弗莱德曼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而这比任何可以实际居住的空间更为可贵。

94岁的法国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在长达7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只完成过两栋建筑。大多数时间，他都活跃在纸上。

不过，在其论文纸中获得启发的建筑师却不少，其中包括著名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和黑川纪章。

雷姆·库哈斯是普利兹克奖得主，后两位则是日本新陈代谢派的重要成员。新陈代谢派，是日本著名建筑师丹下健三组建的团体，强调用自然进化的眼光看待建筑，而非将城市与建筑视为固定不动的物质资产；这种能动的观点，实际上是尤纳“移动建筑”理论的发散物。

在普通人不会去阅读的 40 多部个人专著与上百篇论文中，尤纳思考的是属于每个个体的未来。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个未来计划都相当大胆：建筑可以任意变形与移动，它们将被填充于一个基础的三维网架之中，由间隔 60 米的楼梯塔支撑着，在半空中不断延伸。

“移动建筑”中的每一个元素——墙、屋顶或者天花板，在某种程度上都变成了一件“家具”，居住者有自由移动与更换它们的权利。唯一不变的是柱子、梁、基础设施、供电、供水、通讯网络等基本架构。

由此构成的“空中城市”，没有“立面”，而由一系列“城市内部空间”构成，即居住体之间以及上下的空白部分。城市的面貌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公共空间也不再只作为建筑之间的“走廊”而存在。

在这种“大跨度”结构中，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楼梯塔之间的空间，用于步行、通车及休闲娱乐，还可以在其中种上绿植。

决定建筑与城市面貌的，不再是政府与开发商，而是城市中的每位居民。

“移动建筑”的构想，在 1956 年的第 10 届国际现代建筑大会上首次提出，意外地被在场不少建筑师接纳。

在战后城市化进程加速及世界人口不断增长的 50 年代，这个希望在非均质化社会赋予民众自由表达权利的建筑类型，尽管理想主义，但带有务实的成分。

而对于匈牙利籍犹太人尤纳而言，在遭遇纳粹迫害、不得不背井离乡的经历之后，搭建“移动建筑”意味着重塑秩序：“我意识到没有任何传统是安全的，一个人的行为必定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而建筑是这种行为的一部分。”

他开始设想“移动建筑”的细节。

能灵活变形的墙壁，是最容易实现的部分。借鉴兴起于 40 年代的“预制装配件”技术，尤纳构想出了一种用铰链及板材连成的折板组，并将其命名为“折叠屏风”。

不过覆盖“折叠屏风”的屋顶或天花板，难以被规则化。于是，他忽略了每个具体部件的形状，勾画出了一种能容纳“折叠屏风”的几何骨架。居民可以在一道道“横梁”上建造自己的房屋，组成“飘浮”在半空中的“筏型街区”。

室内的陈设也将随之改变。浴室中的固定设施将通过易弯曲的塑料软管与供水网络连接在一起，从而可以在主排水管上自由旋转，被灵活地从一个地方移至另一个地方。尤纳将这些基础设施称为“类家具”，因为它们将不再被固定在房间中的某一处，而可以像家具一样自由地移动。

他在图纸上勾画自己的想法，还搭建了不少模型。不过这股热情，却遭到了现实的冷遇。

出资打造新建筑的政府及开发商，并非缺少时间与精力探索搭建“移动建筑”所需的新技术，而是毫无意愿关注尤纳所关切的穷人们的生存利益。

在负责开发首个社会住宅项目时，尤纳的“人道主义关怀”受了挫。尽管依照当时当地的标准，那些为穷人而建的房子已是一种革新，但是当权者坚决拒绝给居住者丝毫的主动权。权力仍握在政府官员的手中，尽管他们并不是未来的住户。当视察该项目的一名部长表示想在房子的某个角落开扇窗户时，承包商立马下令，将那堵墙凿破并依照部长的意思安装了窗户。

因为无法向主流妥协，尤纳最终只获得了两次实现建筑构想的机会。

位于法国昂热的David d’Angers高中，尽管被固定在地面上，但是建造的过程很民主——尤纳邀请全校 1500 名师生参与了讨论，加上与学生家长及政府的交流，规划的过程耗费了足足四年。担心往后新学生们的生活、学习方式会发生改变，他还在建筑中预留了很多空隙，便于未来的改变。如今 David d’Angers 高中的样子的确发生了变化，学校官网还公布了翻新的信息。

与尤纳的构想更接近的，是印度马德拉斯的简单技术博物馆。这座博物馆十分简易，用竹片制成的格栅圆顶装饰着竹编板，上面覆盖着用于包装食物的铝箔，每平方的造价只需 2 美元。它是为当地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服务的。每个建筑结构的四周都绘满了连环画，主题涉及如何寻找水源、建造屋顶、种植蘑菇、节约能源等话题，目的是帮助这些贫困人群提升生存技能。

建造的过程很不常规，尤纳没有使用建筑图纸，而是以一份用漫画形式绘制的“工作手册”，帮助当地的建造者完成了结构的搭建。

“我的工作重点不是表述‘我能做什么’，而是证明‘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他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这个项目，原因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移动建筑”项目的可行性，即没有建筑学背景的普通人也可以在必要的培训后具备构思设计、建造房屋的能力。

没有房子可建时，尤纳专注于绘制各种各样的“说明手册”，用连环画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由于通俗易懂且生动有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委员会和法国环境部等组织曾邀请他制作其他主题的说明手册，为文化程度不高的公民们所用。

他的设想越来越大胆。

在隔板链结构的“折叠屏风”之外，他勾画出了空间结构极为复杂的蛋白质链结构，受德国达达主义艺术家库尔特·施威特斯的工作室“梅兹堡”启发而设计的梅兹堡结构，以及形似褶皱地形的皱纸结构。目的是为了更自由的建筑表达。

他用一圈圈的铁丝制造出了蛋白质链结构的模型，在他的设想中，一切建造活动均可以在几组圆环结构中展开：人们可以在每一个圆环上画出一个正多边形，每一个圆环即代表一个正多面体的一个面，而一组直径相同的圆环即可以构成一个正多面体的框架；任何正多面体（无论它的一个面是正三角形、正方形还是正五边形），在拼接面圆环直径相等的前提下，都可以相互连接，由此连成的空间框架结构就像蛋白质一样没有定形。

为帮助个人更随意地设计自己的寓所，他还试图开发过一款名为“住宅书写器”的设备（不过没有成功）：人们可以选择不同房间的形状，在空间内安置厨房、浴室等功能区，并在配备了排水设施、供电设备、通讯网络等设施的结构中，安插墙体、隔断、地板、顶棚等可变的原件，在设计完成后能预览不同空间的视觉效果及造价。

而对于由“移动建筑”组成的“空中城市”，尤纳还细致地思考过一系列建造规则及运营办法。

比如在每个“楼层地面”上保留 30% 的面积建造花园，为保证植物获得充足的光照并让低层的居民看到蓝天，每一层楼板都需布设穿孔来构筑庭院与天井。

比如“空中城市”的三维空间格局可以由市政府和国家出资建造，未来的居民可以租借这些“楼层地面”并在上面建造自己的住宅；当居民打算从“楼层居所”搬出时，他们投资于建筑的大部分资金应当被退还，旧有的居所则由市政府或国家“继承”。

他绘制过许多个“空中城市”的模板，不过他称所有草图并非为了表现一种预知的美学，而是想表达一种可能的力量和打动人的无序。

“无秩序就是一种秩序”，尤纳总结道。

这一切构想，可以追溯到他小学时的一个观察。

在《为家园辩护》一书中，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孤零零的房子并不存在。房子的终点不是屋中地板的外沿，而是继续伸向街道、花园，然后，到达街道对面。跨越接到后的房子继续进入并穿越它面前的一切，如此反复，延伸，再延伸……”

“想象一栋房子就是想象整个世界”，尤纳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顺着这个结论继续深究下去，他又推出了新的结论——

“每个人都会想象自己的房子。因此，每个人都在想象自己的世界。每座由居住者想象出来的房子都会不同，于是每个人想象出来的世界也不同。一座房子或一个世界因此没有必要与别人想象中的一样”。

最终，这些结论延伸出了一个他一生都在探究的问题：如何实现居住者想象中的房子，让它们可以依据居住者每天不同的想法和喜好被调整，最终满足个体对建筑的需求。

不过除了那两个有所妥协的建筑项目，以及一堆论文纸和建筑模型，尤纳对“移动建筑”的个人实践，再无更多的进展。

相比受资金和权力牵制的建筑界，他更受艺术界的欢迎。

前文所提的蛋白质链结构，被他用在了“街头博物馆”的艺术项目中。他又一次搬入了自己的自由观：“展柜必须要被呈现在博物馆封闭的室内空间里吗？它们应该无处不在，比如在街道上、花园里，它们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保护。”

在不同的城市，尤纳会通过与当地人合作及使用不同的材料，将这座博物馆搭建出来。它的外形可以随意组接与改变，结构内则可以安插不同的内容（全部出自大众）。而经过它的人们，可以随时自由地观看、体验不同的陈列品，还可以自由地在其中增添内容。

有人在其中加入了自己的照片和图画，也有人在其中塞入了屏幕破碎的手机，每一件物品背后都是一段个人故事。

在这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之前，这座“街头博物馆”曾在 2015 年来过上海。当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策划了一场尤纳的个展——“可实现的乌托邦——尤纳·弗莱德曼展”。

这场展览举办同期，PSA 的另一个展厅展出了意大利著名建筑师 Renzo Piano 的《渐渐件件》。馆长龚彦表示，这是“刻意为之”。

龚彦希望通过两者的对比“展示一个多样性”，呈现不同建筑师“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态度”。在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时，她曾对此做过解释：“Renzo 作为米兰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延续了柯布西耶所倡导的建筑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建筑师可以承担起造物主的角色的理念。尤纳则没有，他完全是从实验者的角度去批判这样的观点的。”

在 1970 年法国巴黎蓬皮杜中心的竞标会上，尤纳与 Renzo Piano 有过短暂的交会。最终获胜的是后者。

我们如今看到的那座骨架外露、布满管线机械系统的文化建筑，曾因与巴黎传统风格建筑背道而驰，一度难以被许多巴黎市民接受。

而如果与尤纳的方案相比，前者显然是“保守”的。尤纳希望搭建的是一个没有立面的文化展馆，它的外观会随着展览的形态而发生转变，整座建筑将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8 年，Renzo Piano 获得普利兹克奖。而尤纳至今仍被归在“乌托邦建筑师”的队列中。

不过对“乌托邦”一词，他有自己的解读：“其实所谓‘乌托邦’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实现的，一旦所有人都认可这个事情是可实现的，那就不再是乌托邦了。”

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设想不可实现，因为他已等到了一部分未来——1960 年代，他曾设想地球上的几个大洲能够连通，新型的洲际城市将随之诞生；80 年代，日本濑户大桥建成，本州岛与四国岛因此连在了一起；90 年代英法海底隧道的通车，又连接了英国与欧洲大陆；而即使不修路造桥，不断提速的飞机也已将这个设想变为现实。

技术，或许永远构不成障碍。实现“移动建筑”真正所需的，是一个具备包容个体能力、并因此能够自由变化或“移动”的社会。

“我的时代或许还没有到来”，明白自己时日无多，尤纳做了这样的解释。

然而这个未来何时会来？谁都没有答案。

题图来自archdaily，文内图如无注明均来自archdaily及yonafried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