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笔墨见真章-历代书法选粹

展览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陈列室

展览简介：书法是汉文化圈特有的艺术，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蔚成体系，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了无古今的隔阂。有关中国书法从古到今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大家关心的课题，本项展览即由此出发，揭示其间发展的脉络。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参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上古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展览海报：

展览作品：

北齐·唐邕写经碑墨拓本　

形式：轴 尺寸：155 x 98.8

《唐邕写经碑》刻于北齐武平三年（572），计二十行，每行三十四字，字大约五公分，内容记述唐邕（生卒年不详）自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在石窟中刻写佛经的原委，为河北省邯郸市「北向堂山石窟」南洞刻碑名品之一。

用笔刻意强调横画和捺画的收笔，波折明显。结字似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还有些来自篆书。全篇书法给人蕴藉淳朴之感。此作在书法史和佛教艺术史上皆甚有名，近人庄严（1899-1980）大字亦受其影响。

宋四家墨宝·宋黄庭坚书七言诗 

形式：册页 尺寸：27.9 x 25.3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人。工诗文、书法，和蔡襄（1012-1067）、苏轼（1037-1101）、米芾（1052-1108）并列为北宋四大书家。

本幅选自《宋四家墨宝》册，内容书七言绝句一首，曰：「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以典故隐喻自己难于作诗的窘况。通幅为草书小品，或是受限于书写范围，故运笔含蓄内敛，以劲直的笔画，墨色的浓枯，表现出苍劲坚实的质感。

元赵孟俯赵氏一门法书·管道升致中峰和尚尺牍

形式：册页尺寸：31.7 x 72.9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吴兴（今浙江吴兴）人，赵孟俯之妻。笃信佛法，善画墨竹、梅、兰，亦工山水、佛像。

本幅选自《元赵氏一门法书》册，为管氏捎与中峰明本（1263-1323）的一封信札，内容大抵写感念师恩浩荡，希冀其点化亡者，普渡家人众生之事。书体楷、行、草三体兼备，为「杂体书」的一种，然未若赵孟俯那样娴熟。封题与本幅裱成一页，钤有「赵管」朱文印，得窥中国古代女性婚嫁冠夫姓之传统。

清·王澍 临石鼓文 形式：册 尺寸：26 x 14.7

王澍（1668-1743），字若林，号虚舟，江苏金坛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

此册写于雍正八年（1730），经比对与〈积书岩帖本〉相同。学者考究，此本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藏，是年乾隆复位石鼓，故册末附王杰等众臣说明。王澍临本较元明两代拓本字数更多，且篆法多摹自宋薛尚功，加上王澍早在康熙朝即以篆书闻名，因此此本与内府收赵孟俯音释之元拓本，经乾隆皇帝鉴定同为石鼓文参考的标准本。

清·林则徐 行书录沈大悟诗四屏　轴

形式：轴 尺寸：129.4 x 31.2x4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号七十二峰退叟，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道光十八年（1838）任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鸦片事件。翌年收缴鸦片和烟膏烟具，并于虎门集中烧毁，是谓「虎门销烟」事件，也是今日「六三禁烟节」的由来。

政治之外，林氏亦以书法闻名于世。本幅写明人沈宜（1611-1674）七言诗一首，点画工整，间架挺拔，有唐人遗韵。行笔时的徐疾和提按的轻重变化都丰富了笔墨的层次，为其晚年难得一见的大楷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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