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笔墨见真章-历代书法选粹
展览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陈列室
展览简介:书法是汉文化圈特有的艺术,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蔚成体系,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了无古今的隔阂。有关中国书法从古到今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大家关心的课题,本项展览即由此出发,揭示其间发展的脉络。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参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上古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展览海报:
展览作品:
北齐·唐邕写经碑墨拓本
形式:轴 尺寸:155 x 98.8
《唐邕写经碑》刻于北齐武平三年(572),计二十行,每行三十四字,字大约五公分,内容记述唐邕(生卒年不详)自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在石窟中刻写佛经的原委,为河北省邯郸市「北向堂山石窟」南洞刻碑名品之一。
用笔刻意强调横画和捺画的收笔,波折明显。结字似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还有些来自篆书。全篇书法给人蕴藉淳朴之感。此作在书法史和佛教艺术史上皆甚有名,近人庄严(1899-1980)大字亦受其影响。
宋四家墨宝·宋黄庭坚书七言诗
形式:册页 尺寸:27.9 x 25.3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人。工诗文、书法,和蔡襄(1012-1067)、苏轼(1037-1101)、米芾(1052-1108)并列为北宋四大书家。
本幅选自《宋四家墨宝》册,内容书七言绝句一首,曰:「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以典故隐喻自己难于作诗的窘况。通幅为草书小品,或是受限于书写范围,故运笔含蓄内敛,以劲直的笔画,墨色的浓枯,表现出苍劲坚实的质感。
元赵孟俯赵氏一门法书·管道升致中峰和尚尺牍
形式:册页尺寸:31.7 x 72.9
管道升(1262-1319),字仲姬,吴兴(今浙江吴兴)人,赵孟俯之妻。笃信佛法,善画墨竹、梅、兰,亦工山水、佛像。
本幅选自《元赵氏一门法书》册,为管氏捎与中峰明本(1263-1323)的一封信札,内容大抵写感念师恩浩荡,希冀其点化亡者,普渡家人众生之事。书体楷、行、草三体兼备,为「杂体书」的一种,然未若赵孟俯那样娴熟。封题与本幅裱成一页,钤有「赵管」朱文印,得窥中国古代女性婚嫁冠夫姓之传统。
清·王澍 临石鼓文 形式:册 尺寸:26 x 14.7
王澍(1668-1743),字若林,号虚舟,江苏金坛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吏部员外郎。
此册写于雍正八年(1730),经比对与〈积书岩帖本〉相同。学者考究,此本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入藏,是年乾隆复位石鼓,故册末附王杰等众臣说明。王澍临本较元明两代拓本字数更多,且篆法多摹自宋薛尚功,加上王澍早在康熙朝即以篆书闻名,因此此本与内府收赵孟俯音释之元拓本,经乾隆皇帝鉴定同为石鼓文参考的标准本。
清·林则徐 行书录沈大悟诗四屏 轴
形式:轴 尺寸:129.4 x 31.2x4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号七十二峰退叟,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道光十八年(1838)任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鸦片事件。翌年收缴鸦片和烟膏烟具,并于虎门集中烧毁,是谓「虎门销烟」事件,也是今日「六三禁烟节」的由来。
政治之外,林氏亦以书法闻名于世。本幅写明人沈宜(1611-1674)七言诗一首,点画工整,间架挺拔,有唐人遗韵。行笔时的徐疾和提按的轻重变化都丰富了笔墨的层次,为其晚年难得一见的大楷精品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