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孩子乐队：一条河流淌一千年，但有人就能摸清它的脉

“野孩子”这支乐队，一脚踏在生活里面，一脚踩在生活外面。

生活里面，他们是热爱吃面和踢毽子的中年男子合唱团，安家落脚大理，能比大多数中国人看到更鲜明的季节和蓝天。生活外面，他们对潮流、风向和人心审慎观望，探索民间音乐与现代音乐间的融合，珍视过去美好的人事。

他们不迂阔，保持幽默感和好品味，自己打理乐队事宜，与社会家庭和谐共处，与时俱进。这层通达保护他们不被眼花缭乱的选择打乱脚步，也没有落入孤高、虚无和自赏的陷阱。

北京工体，野孩子二十周年音乐会

成立二十三年，野孩子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大桥下面》才诞生。此前仅有《咒语》《IN THE LOFT》《上海ARK现场》《黄河谣》等现场录音专辑存世，刻录下乐队不同阶段的样貌。

二十三年，诸多离合。1995年，小索和张佺组建“野孩子”乐队。随后一年，他们从家乡甘肃出发沿黄河往内蒙古走，一路采风民歌，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花儿”、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山曲”、内蒙古的“爬山调”等，构成乐队黄河流域民歌传统的基本体系。

张佺说：“一条河流淌一千年（时间）或者一千里（空间），你无法想象出它的变化，但有人就能摸清它的脉。”

野孩子追溯这条脉络，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它，借此短暂地脱离时间的管辖，打通过去和现在。

2001-2003年的“河酒吧”时期是他们音乐之外的另一个传奇。野孩子、万晓利、周云蓬、小河、叶尔波利、王娟、左小祖咒、张浅潜、舌头、废墟……尚未成名仍年轻的音乐人们在那里共建了一个乌托邦，用青春和思想的柔韧劲儿在三里屯南街硬是挤出一个空间，大家在里面只是唱歌。

年轻人看未来特别清晰，不像老了的人反而觉得迷雾重重。当时和他们玩在一起的还有法国摄影师安娜（后来刘烨的妻子），大伙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辈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后一起到法国找一个小镇，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这么些人，谁都喜欢，就一辈子待在一起。”

未来当然没有那么容易随心愿降临，事事顺意的人生不是真的人生。河酒吧关门后第二年，小索因胃癌去世，“非典”降临北京，众人四散讨生活去。

“河酒吧”因为从其中走出的音乐人和其早夭被长久地怀念。这些音乐人们此后很难再找到一处能一起唱歌的地方，他们的青春被河酒吧的桌子和椅子看在眼里，被话筒听到，被安娜的镜头捕捉到片影，要在很久以后才能被唤醒。

2010年，张佺、张玮玮和郭龙在大理重聚，野孩子形成冬不拉、手风琴和手鼓的简约编制。2014年随着吉他手马雪松和鼓手武锐的加入，野孩子恢复双吉他、双打击乐和手风琴的编制。

野孩子乐队，左起：郭龙、武锐、张佺、张玮玮、马雪松。图片由乐队提供

排练，像必需的日常劳动，从午后到日落黄昏。在北京时期每天下午心无旁骛的排练时光后来被张玮玮和郭龙一再地提起，“每天张佺和小索先带大家扫弦一小时，中场休息半小时，下半场一个一个音符地死磕。”

严格的排练流程扼住思绪的泛滥，阻挡汹涌起来的讯息浪潮，拦住虎视眈眈逼近的未来。后来他们在大理终于能重新投入其中。

野孩子早熟早慧，音乐亦具备不老不死的潜在可能。他们的音乐风格在早期已确立，后来的时间里只是通过一遍一遍地排练磨合乐器与人声、词与曲、和声声部间的关系。像黄河里的石头被时间冲刷出玉石的光泽。

《大桥下面》是野孩子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用的是标准分轨录音，新歌和老歌都有。编曲是乐队重组后完成的，“是乐队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梳理”。

旋律的忧伤与打击乐的繁复律动消弭了新歌和老歌间的岁月，民歌里激烈的情绪在他们整饬的音乐里变成大河缓流而去。

张佺发现：“越是投入地生活，就越是没有办法消除看世界时的距离。”张玮玮说他“不知道民谣是什么，甚至怀疑它的存在”。距离感帮助他们保留住民歌里最隽永的部分。

野孩子在上海的第一场演出有40位观众，免费的。一位朋友当时去了，此后每次野孩子的上海演出他都在，“依然感动”。

关于野孩子的日常，可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重返大理国”，关于郭龙、张佺和卖茶叶“姑娘”的段子，张玮玮演出前敷静心面膜的仪式里面都有。这里我们一本正经地聊了一下新专辑，可惜因巡演混乱，未能尽兴。不过没关系，野孩子只需聆听。

巡演正在路上，至7月1日在上海万代南梦宫为止。

《大桥下面》专辑封面

关于新专辑：越是投入地生活，就越是没有办法消除看世界时的距离

澎湃新闻：年轻时开始做的一件事，到中年仍然在做并且觉得有意义，是运气还是必然？

张玮玮：对于我来说是必然，我21岁就决定了要走这条路，直到今天也没有怀疑过。意义是不存在的，只能自己来赋予。

澎湃新闻：《大桥下面》的录制，和记录排练的《平等路》有什么不一样？说说录制过程吧。

张玮玮：《平等路》是我们2014年在大理排练时，用一个罗兰录音机做的同期录音。那时我们在一个露天的院子里排练，所以录音里除了我们的音乐还有环境里的声音，它记录了我们一段时间的自然状态。虽然并不是录音的标准音质，但它很宝贵。

《大桥下面》是我们2016年在北京录音棚里完成的，标准的分轨录音。这张专辑的曲目既有乐队早期未完成的作品，也有乐队成员今年在云南各自写的歌，编曲都是乐队重组后完成的。是我们乐队前后起承的一次重要的梳理。

澎湃新闻：这张专辑里的《敕勒川》《旭日旅店》两首歌也曾收录在《平等路》中，为什么是这两首而不是其它？

张佺：《平等路》里一共有九首歌，其它七首都曾收录于之前的现场专辑，《敕勒川》和《旭日旅店》属于野队重组后的新歌。

澎湃新闻：这张专辑里，哪些是早期未发表的，哪些是新创作的歌曲？新歌老歌都用了新的编曲，能消弭相隔的这些岁月吗？

张佺：早期未发表的曲目是《赶路的人》《尘世奴隶》《你的快乐》《黄河谣》《大桥下面》。新创作的曲目是《旭日旅店》《敕勒川》《鲜花只为自己开》《石头房子》《不要拿走它》。

澎湃新闻：图瓦民歌和南北朝敕勒民歌奇妙嵌和的《敕勒川》当时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张佺：图瓦乐队Yat-Kht的Oy Adym ( My Grey Horse）是他们改编的一首民歌，非常喜欢这首歌。和朋友一起喝了酒就会跟着CD唱这首歌，每次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敕勒歌》的词。后来就弹冬不拉试着把敕勒歌唱到这首歌里，你根本想不到，太神奇了，严丝合缝，甚至我们一度怀疑本来就是这首歌的词。

这首词原名《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敕勒民歌，作者是敕勒将军斛律金。因敕勒和鲜卑时有混居，也有相传是鲜卑民歌之说。图瓦人的祖先就是敕勒人和鲜卑人。两首不同时期的民歌可以合二为一，也可能是二者本来就有内在的渊源。

2015年我们有幸和Yat-Kht乐队在北京后山同台演出，并一起合作唱了这首歌，2016年我们在北京录音时正好赶上阿尔波特（Yat-Kht乐队主唱）来北京演出，就邀请他为我们录制了《敕勒川》中间的低音部分。

野孩子乐队。图片由乐队提供

澎湃新闻：《尘世奴隶》《你的快乐》和《消失》一脉相承，指出荒诞处和不变处。它们的创作时间相隔多少年？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否一直都是这样带着距离？

张佺：相隔不到两年，应该是同样生活状态下的作品。我发现越是投入地生活，就越是没有办法消除你说的这种距离。

澎湃新闻：《石头房子》改编自尹丽川的作品，玮玮和郭龙以前也唱过她的作品。是她作品里的什么打动了你们？

张玮玮：我们有个老朋友，年轻的时候去世了，他的墓地在兰州郊区的一座山上。回兰州有空我们就会去山上看看，带着他喜欢的烟和酒。第一次看到尹丽川的这首诗，我就想起了在山上的那位朋友。所以，我就给这首诗谱了曲。

澎湃新闻：《鲜花只为自己开》是这张专辑里少有的像从前的很多歌那样描绘孤独旅人的歌，歌词写得很有意思，有古老的智慧在里面。它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大家住在云南，有家人朋友，还会有身在羁旅的感觉吗？

马雪松：这首歌词的创作来源于我看过的一部哈萨克电影，影片名就叫《鲜花》，也和女主角同名。它讲述了一个哈萨克民间女阿肯的故事。姑娘自一出生不会说话，小时候被小朋友们欺负，她哭着跑向爷爷时，阿肯爷爷对她说：因为喜悦流下的才是眼泪，因为悲伤而流下的不过是又咸又涩的水而已。

我喜欢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惧不迎，这也是整首词想表达的。

人到中年一回头，那些浓烈的片段似乎都没那么要紧了。一碗舒服的面，一段温和宜人的情谊，这些反而是更值得回味的。

澎湃新闻：“去到那远方才是你的故乡/回味无味才是美味”，怎么理解这句词？

马雪松：所谓“吾心安处是故乡”。故乡是你最终想抵达的那个地方，你在那儿自在，你和它无话不说，那个地方就对了。

澎湃新闻：《大桥下面》的动机来自很久之前吧。当时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张佺：九十年代末，我们住在北京鼓楼附近的地下室，那时候跟我们合作的两个朋友住在三元桥附近。三元桥是我见过最大的下面没有河的桥，两个朋友各自住在桥的两端。桥上走汽车，行人去对面的话就得从底下过马路走过去，走到对面需要很长时间。

那两个朋友比我们早来北京，生活条件比我们好一些，一个是岳浩崑，一个是张荐。我和小索不排练的时候就带上吉他去找他们玩，三元桥的下面，有很多草坪，很多时候我们四个人就在桥下的草坪上排练或者即兴。

《大桥下面》这首曲子最初就是在那里写成的。

野孩子乐队。图片由乐队提供

关于民歌：无数次的传唱和演绎会让一首歌变得面目全非

澎湃新闻：民谣和民歌有区别吗？

张玮玮：就是名词不同的区别吧，歌和谣本来就是一回事儿，不知道怎么就分开了。

民歌是流传的，作者通常难以留名，歌本身更重要。不同时代的人对它自由改编，每一次传唱都会因个人喜好而再加工，可以说属于民间的集体创作。流传下来的民歌，都是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经过了数百年的考验。

至于民谣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甚至怀疑它根本不存在。

澎湃新闻：职业音乐人和音乐就流淌在生活和劳动里的民间音乐人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在小院、酒馆、舞台和人群里唱歌，和西北民歌诞生的空旷处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对你们的表演和创作有影响吗？

张玮玮：职业音乐人面临的课题，和传统民间音乐人很不一样。如果不在那种生活之中，却非要表现田间劳动的状态，我觉得也是一种做作。

野孩子乐队。图片由乐队提供

澎湃新闻：一首民歌的创作周期会非常长，或许历经好几代人，这也是野孩子创作缓慢的原因吗？

张佺：我觉得民歌的创作周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漫长，也有可能是某种情绪下一气呵成的，因为它不会是像作曲家那样写在纸上，一个情感的冲击可能就直接唱出来了。但是民歌的演变是非常漫长的，无数次的传唱和演绎会让一首歌变得面目全非。一条河流淌一千年（时间）或者一千里（空间），你无法想象出它的变化，但有人就能摸清它的脉。

野孩子的创作也没有那么缓慢，要么很快，要么没有。我印象中一首歌写出来就是两三天吧，甚至一个下午。也会一年也没写出一首歌。编曲和排练的周期就很不确定了，也会发生变道的情况。

澎湃新闻：移居云南后，新的创作里有当地音乐的影响吗？

张佺：有，《不要拿走它》就完全采用了云南当地的调式元素。

澎湃新闻：成员们平时听的音乐类型不止民歌，也会有电子等。各种各样的音乐养分汲取了，会不会体现在乐队里面？还是会在成员各自的音乐计划里体现？或者只是听。

张玮玮：这个情况分两种，首先就是纯欣赏，只是听而已。和所有喜欢音乐的人一样，听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心灵的需求。

再者就是学习，学习音阶和声和作曲方法的知识，分析他人创作的手法。这种养分体现出来，也是潜移默化的，最终必须成为自己的语言。

澎湃新闻：民歌有很多类别，情歌、丧葬和节庆歌曲、劳动号子、宗教和巫祝、战斗歌曲等，可野孩子的歌都很忧伤，为什么？

张玮玮：所有的旋律其实都是忧伤的，只不过是节奏让它表现得欢快了。不相信你可以现在就把你认为是欢快的那首歌，放慢速度哼出来，看看还欢快不。

野孩子乐队新专辑巡演现场。 DK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