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一本传记揭露可可·香奈儿有反犹倾向并在二战中担任德国间谍。接替香奈儿的“老佛爷”卡尔·拉格斐虽然没有表现出反犹倾向，却发表过种族主义言论，这些负面事件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大众面前的形象。也许，无论法国人还是全世界，都在自愿选择遗忘。
2月19日，人称“老佛爷”的时尚设计师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去世，享年85岁。一代时尚传奇离世的消息惊动了世界，即使是平时不关注时尚界动态的人，也能从明星合影、电视与商场广告中，多少了解一点这位时尚界的“凯撒大帝”，是奢侈品牌“香奈儿”（Channel）排在创始人可可·香奈儿之后的二号灵魂人物。
“香奈儿”这个品牌，有太多的标签——财富、地位、独立、先锋……一生未婚的可可·香奈儿，用简洁化的干练风格诠释了现代主义，在解放女性的同时带动了现代时装的变革。然而近年来，不少文章开始分析可可·香奈儿的“反犹”倾向，在二战期间，香奈儿曾与一名纳粹高级军官相恋，人们怀疑她是否是一名纳粹间谍。
瞬息万变的时尚，难以令人联想到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完全脱身，卡尔·拉格斐也不例外。虽然在西方“反犹”势力强势抬头的背景之下，卡尔·拉格斐并没有发表过“反犹”言论，但从他过去的言论中可知，他与保守势力、种族偏见，并非毫不相关。
可可·香奈儿
不被犹太精英接受的“香奈儿”
在很多人心目中，“香奈儿”的名字，意味着时尚与经典的融合，财富和品位的象征。打着“双C”logo的经典款式，吸引着慵懒的富裕阶层，和对品质生活遥观以待的人们。但据《耶路撒冷邮报》文章所写，“香奈儿”没有受到美国犹太社区的精英阶层的喜爱，尽管香奈儿本人及其品牌为现代时尚做出了特殊贡献，但在他们眼中，香奈儿是一位可怜可恨的“不可救药的叛徒”。有证据显示，香奈儿不仅参与纳粹事业，还积极地进行纳粹间谍活动。
1910年，可可·香奈儿在巴黎开了一家女帽店，开张第一年颇受欢迎。1912年，剧院女演员Gabrielle Dorziat在演出中佩戴了香奈儿的帽子，香奈儿的女帽生意从那之后以更快的速度节节攀升。
Gabrielle Dorziat佩戴香奈儿的帽子
1914年，香奈儿开设了两家时装店，宣告影响后世的奢侈品牌“香奈儿”的正式诞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香奈儿买下了地处巴黎时尚中心的康朋街31号房产，随后壮大自己的业务，除了服饰、帽子、配饰之外，还提供珠宝和香水。
香奈儿推出的第一款香水，就是今天仍然为人所乐道的“香奈儿5号”。成熟且具有挑逗性的香味，被香奈儿形容为像“打了一记耳光”一样浓烈。传说它在全球范围内每半分钟就能卖掉一瓶。如此傲人的销量有多少营销夸张的成分我们不得而知，经典的“香奈儿5号”也被不少香评人戏称为“肥皂水味”。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Channel No.5那浓郁繁复的气味，但它历经几代版本变革后一直守住了自己的流行地位。
然而这款香水，也揭开了可可·香奈儿“反犹”的隐藏标签。
2011年，美国记者哈尔·沃恩出版了《与敌共眠：可可·香奈儿的暗战》（《Sleeping With the Enemy：Coco Chanel's Secret War》）一书，将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从历史的幕后，搬到台前。
《与敌共眠：可可·香奈儿的暗战》，（美）哈尔·沃恩 著，施霁涵 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香奈儿：是英雄，还是魔鬼？
可可·香奈儿的成功，离不开她出色的交际能力。时代解放给予了她发挥的空间，但她依旧要依靠精英男性和上流阶层所把持的资源。
1923年，香奈儿结识了富可敌国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公爵休·理查德·阿瑟·格罗夫纳，后者当时身处英国最高的精英圈层，社交圈包括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皇室成员。时年44岁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当时刚刚离婚，对时年40岁的香奈儿一见倾心并为她慷慨解囊，送给了她大概一辈子都戴不完的项链。
香奈儿与威斯敏斯特公爵
香奈儿与威斯敏斯特公爵的关系维持了十年，二人并没有结婚，最终他们因为威斯敏斯特公爵的不忠而分道扬镳。公爵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反犹主义”者和“恐同”者，而与公爵的交往可能也加剧了香奈儿对犹太人和同性恋者的反感。1946年，香奈儿的好友保罗·莫兰德曾转述香奈儿的话：“同性恋？年轻女性正在被这帮同性恋者毁了：毒品、丑闻、离婚。”
香奈儿认为犹太人的存在威胁到了欧洲，她的反犹倾向，在“香奈儿5号”的利益之争中有所体现。1922年，香奈儿结识了犹太商人皮埃尔·韦特海默（Pierre Wertheimer），1924年，她与韦特海默达成协议，双方与巴黎老佛爷百货的创始人Théophile Bader一起，建立公司生产“香奈儿5号”。韦特海默占70%的股份，Bader占20%。香奈儿占10%，而且不参与香水的生产和商业运营活动。
后来，香奈儿不满于当初的安排，她试图回收对“香奈儿5号”的控制权未果，韦特海默企业甚至有一位专门的律师应对香奈儿的诉讼。
二战期间纳粹入侵，韦特海默逃到了纽约。纳粹法律禁止犹太人拥有财产，1941年，香奈儿写信给处理犹太人资产的政府官员，利用她自己“雅利安人”的身份，希望德国能够帮助她拥有独家所有权。她说公司资产已经被原来的所有者合法地“抛弃”，她本人拥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权。但香奈儿的努力没有成功。后来韦特海默的股份被一名法国基督徒商人掌握着，这名商人在战争期间向纳粹出售武器。
香奈儿本人，在二战期间与德国谍报人员丁克拉格（Hans Gunther von Dincklage）有过一段地下恋情。《与敌共眠》一书揭露，香奈儿不是一名被动的情人，相反她是一名积极的间谍。二战开始后，香奈儿关闭了店铺，说现在不是“时尚的时候”。1940年法国陷落后不久，香奈儿入住巴黎丽兹酒店（Hotel Ritz），与丁克拉格在一起。丽兹酒店是德国空军在法国的大本营，而丁克拉格是纳粹重要的情报人员，可直接向戈培尔传递情报。
2016年，法国情报部门披露了一批战时秘密文件，其中便有与香奈儿有关的内容。文件中写道：“根据来自马德里的情报，香奈儿女士在1942至1943年期间是丁克拉格的情人和特务。”这些文件说明香奈儿是德国情报部门的代理人，负责向丘吉尔示好，证明纳粹内部有人试图与盟军友好相处。
法国情报部门公开的档案
令历史学家遗憾的是，这批档案资料是不完整的，有部分文件被清除。
1944年，香奈儿被法国方面审讯，因为没有书面证据而被释放。但根据香奈儿侄女的说法，香奈儿回到家后，说：“丘吉尔让我自由。”丘吉尔如何干预香奈儿的审讯，一直以来都议论纷纷。有历史学家猜测，可能是因为香奈儿会在审讯中披露英国高级官员和皇室成员曾经与纳粹有过交往。沃恩在《与敌共眠》中写道，丘吉尔当时指派英国驻法国临时政府大使Duff Cooper保护香奈儿。后来，香奈儿否认所有指控，并称Duff Cooper可以为她发表声明。
香奈儿与丘吉尔的交集，始于与威斯敏斯特公爵交往之时。而最终在丘吉尔的干预之下，香奈儿逃脱了间谍罪指控，保住了财产。
丘吉尔（右）与香奈儿（中）
被遗忘的往事：人们宁愿忘记
时尚业的滚轮，在战后又开始运转。流离失所与饥饿的记忆，炮弹轰炸中散发的绝望，逐渐走进历史，化身尘埃。“香奈儿5号”背后的公司产权，在战后还给了韦特海默，双方重新谈判重新定立契约，共同重建“香奈儿”。此后韦特海默还答应了香奈儿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为她的日常生活提供开支。
1971年，香奈儿逝世。她的棺材上覆满了白色的山茶花、栀子花、兰花，和一些玫瑰。失去灵魂人物的“香奈儿”品牌萎靡不振，直到1983年，在香奈儿逝世12周年之际，卡尔·拉格斐成为“香奈儿”的首席设计师，延续了香奈儿打造的商业传奇。卡尔·拉格斐重现了香奈儿成衣的神韵，在他的执掌之下，香奈儿秀场的门票，成为巴黎时装周上最抢手的入场券之一。他的设计老少咸宜，沉稳时尚，将上世纪的经典融入当下的潮流之中。
卡尔·拉格斐的时装秀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图为以冰山为背景的时装秀。
《耶路撒冷邮报》评论，卡尔·拉格斐过人的天才和魅力，消除了香奈儿间谍事件给香奈儿品牌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对品牌审美和精神的贡献，已经与创始人比肩，他让香奈儿品牌产品具有更强大的包容性，让人们遗忘了二战期间发生的前尘旧事。
也许人们真的只是遗忘了，“老佛爷”带来了丰富的新话题——他的设计，他的情人，他的毒舌，他的猫
（他的猫继承了他所有的遗产）
——人们沉醉在时尚的鲜艳明媚之中，忘记了纸堆里的往事。《与敌共眠：可可·香奈儿的暗战》于2011年出版后，作者沃恩受到了香奈儿公司的驳斥。香奈儿公司称香奈儿只是在不适宜的时候开始了一段感情，两个人战前便已经相识。
沃恩在美联社的采访中提道，他看到了不下数十份档案资料证明香奈儿是纳粹间谍，而人们的不适也能够理解。没有人愿意看到法国最知名的文化偶像被摧毁，人们宁愿放弃、忘记，宁愿继续围着珠宝、香水和“低奢高定”打转。
卡尔·拉格斐，种族主义者？
也许卡尔·拉格斐的存在真的挽救了香奈儿品牌的名声，而这不能代表他本人没有偏见立场。卡尔本人非常毒舌，他曾在1982年告诉《纽约时报》“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笨蛋”，他宁愿被人形容为“肤浅”也不愿意当一个知识分子。而2017年卡尔·拉格斐批评德国对穆斯林难民开放边境的政策时所发表的毒舌评论，则引来了数百起投诉。
卡尔·拉格斐
2017年，卡尔·拉格斐在法国某脱口秀节目中批评德国总理默克尔：“你们不能杀死数百万犹太人后，再把他们最坏的敌人放进来，即便这两件事相隔了数十年。”
“我在德国认识一个人，他收留了一个会说一点英语的年轻的叙利亚人，你知道这个人说什么了吗？德国最好的发明是‘大屠杀’。”卡尔·拉格斐在节目中继续说，默克尔需要这些移民来抵消她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建立起来的“邪恶继母”的形象。此番言论受到了大量投诉，观众谴责卡尔·拉格斐是种族主义者和恐“伊斯兰”者。
自从2015年德国对中东难民开放边境以来，数百万难民涌入德国境内。德国本土极右排外声浪日益高涨，并导致数起暴力事件。德国外长马斯曾呼吁国民为此发声：“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街头再度出现纳粹礼，那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然而东西德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经济发展差距，尤其令处于经济劣势的东德人无法接受政府所倡导的“欢迎文化”：凭什么让外来的难民，占据本来就已经有限的社会资源呢？我们帮助改善难民的生活，谁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呢？
德国东部正在面临的危机助推了极右势力的发展，生活在东部的人们感受不到经济的发展，只看到东西德差距日益拉大，而与此同时，涌入的难民成为东德人发泄情绪的对象。
卡尔·拉格斐事件发生之后，有外媒撰文建议与其合作的各大品牌更换设计师。然而“老佛爷”巨大的声望让他摆脱了这起政治争议，数百封投诉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乎不值一提了。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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