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建筑师杜鹃是第一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策划者之一。一次误了飞机，她住在主展场华侨城创意园附近，晚上出门转，误入白石洲，凌晨两点夜排挡的拥挤热闹，与当年一入夜就成了“鬼城”的华侨城完全是两个世界。
第二天杜鹃和规划局的人谈起这次夜游，后者却称白石洲是全深圳最脏乱甚至最危险的地方。“不是大家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所有人都知道，只是没人觉得它有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它是这座城市的‘家丑’”，杜鹃说，大家在乎的是“一个现代化都市该有的样子”。
后来，首届双年展以“城市开门”为主题，增设了一个名为“城中村”的板块。
2017年12月15日，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正式开幕，主题是“城市共生”。
杜鹃是“城中村文献库”的分策展人，她在这部分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八十年代深圳的城市规划是用20年的时间发展成一个可以容纳100～150万人口的城市。但进入2000年，深圳人口已经超过了1000万，这座城市为什么能够安然无恙，还能在经济发展上独当一面？杜鹃认为，答案就在那个长久以来被避而不谈的“家丑”里。
早在2005年，深圳就提出要在五年内改造40% 的城中村，改造的方式是全部拆除重建。十多年过去，清拆阴影笼罩下，有的城中村已经消失，剩下的三百多个城中村仍在为外来者提供落脚之处。根据今年11月链家发布的《深圳租赁》白皮书，1100万人依然居住在城中村，占深圳人口的52.9%。
本届双年展的主展场就设在一个城中村内，南头古城。建筑师刘晓都是本届双年展的主策展人之一，他把南头形容为“一个更大的展厅”，他希望人们能走进城中村的街巷，观察“脏乱差”背后的居住状况。除了南头，本届深双在罗湖、盐田、光明、龙华也选择了五个城中村作为分展场。
建筑师孟岩是本届双年展的另一位主策展人，他解释选择南头的原因：尽管从建筑上看，这座“古城”显得有些平庸。但南头古城因其古城垣遗迹拥有“省级文保单位”的身份，相较于其他城中村，可以免于被全部清拆。
“我们想回答的是，如果不拆，城中村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这也可以说是本届深双的最大野心。”
主展厅外，古城和艺术品一起构成了当代艺术
本届双年展共有200多位参展人，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在一个古城的框架里，引入契合主题的意象。
南头古城拥有1700年历史。如今，古城面貌已变得模糊。一旁的博物馆展示了它在明清两朝作为深港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历史。古城的内核被城中村填充，各色马赛克覆盖的“握手楼”密布，这是遍布珠三角区域城中村最典型的空间格局。
孟岩说，论古迹的保存程度，南头远比不上大理，但它是一种丰富的空间样本，“全光谱式地展示了从近代到当下城村演变”。
双年展的进驻，将这片区域重新变成了一座实验场。
七十年代曾作为南头公社打谷场的空地上，两栋铁皮屋已被拆除，取代它的是两座用定制陶砖盖成的新建筑。新建筑内部的展厅与书店，取代了铁皮屋的服装杂货市场与水果超市。
主展厅改造了古城北部的三栋厂房和两栋宿舍，马赛克外墙成了时代的视觉符号被保留下来。街头艺术家Boa Mistura在旧厂房的墙面上刷上了叠为一体的两个词“传统、发展”，他称这件作品为《平衡·理解中国》。这与一旁同样色彩缤纷的装置作品WEGO呼应，荷兰建筑事务所MVRDV与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智库The Why Factory从荷兰空运来了这件作品，是对未来旅馆的畅想。
94岁的法国著名建筑师Yona Friedman，用铁圈和滤网在草坪上建造了一座“街道美术馆”，用以收集居民们的生活记忆。意大利街头艺术家Hitnes创作了巨幅壁画《饕餮盛宴》，在两面灰砖墙上画满了米饭、面条、章鱼、黑猫、茶壶、公鸡、青菜、鹅等“食材”。日本著名建筑师冢本由晴，在旧厂房与职工宿舍楼之间的空地上，立了几个寓意为“火焰美食家俱乐部”的巨型烟囱，光滑的铝合金表皮倒是与旧工厂的气氛很相契。
虽早已知晓深双的到来，城中村中的住户们，仍对周遭发生的变化深感好奇。他们站在旧打谷场旁新建的建筑外，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往内张望，盯着一位外国策展人在海报上涂涂改改，直到对方抬头，从窗外向他们挥手打招呼。当策展人孟岩举着话筒为媒体导赏，带着几十号人从宽度不足两米的主街上走过时，他们则退让到道旁的台阶上，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个少见的场面。“过去没这么多人，”一位卖湛江牛杂的摊主说。她一边将毛肚烫进煮沸的汤中，一边解释说，自己原本每日下午才出门摆摊，因为双年展的开幕特意将工作时间提前至早晨。
为维护双年展期间的秩序，南头古城的两个出入口都摆上了红底黄字的告示牌，告知人们，为“维护南头古城的市容市貌整洁，保障消防通道安全通畅”，在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7点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古城内”，而共享单车在所有时段均不得入内。试图骑电瓶车回家的城中村住户，被身着制服的协警纷纷拦下，最后不得不将车辆停在入口处附近，步行回家。
主展厅内，探讨城中村生活的3 个展品1. “全家家具”（QKEA）
艺术家黄河山在本届深双上的作品是一组板凳，它们由深圳各个城中村居民制作，或用木头或使用不锈钢，经过简单的焊接、拼装。黄河山和姜凡用宜家购买来的椅子和居民交换，集合成一套“全家家具”（QKEA），和宜家相仿，他还为每一把椅子配备了价签和说明。
黄河山专门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模仿宜家的介绍，“为了寻找最具匠心和智慧的设计师，我们跑遍了全城所有的城中村。这些人是生活的艺术家，是技术的巨人，不但很好地控制了生产成本，还能为顾客设计出最美观的外形。有他们的加入，我们全家家具前景一片光明！”
这些村民自制的板凳，被黄鹤山等人称为“野生设计”。后者曾在一席上谈到，最初他带着猎奇的心态去看城中村，破纸皮、墙壁、门窗、路面、电线杆，甚至流浪狗身上都可以被贴上小广告。“虽被人们调侃鄙视，但正是这些不被尊重的设计完成了中国底层社会最基本最庞大的信息传达工作。”
2. 一种“浓缩的居住体验”
许志强是广州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的教师，他在本届双年展一个十几平方米的空间内，一比一还原了一间家庭作坊的格局，混合了居住、制衣作坊的空间，背景声是机器工作的声音。许志强告诉《好奇心日报》，他想让参观者设身处地地感受和理解这种浓缩的居住体验。
2016 年，许的一个朋友要在广州一个城中村内建新房，他发现自己所了解的建筑学知识在城中村自建房的实践中，几乎失效。
如何以最低的成本、最简单有效的建造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回报，村民们有着一套与城里人不同的经验。
一位在2007 年时建了一幢六层新房的房东保留了当年建房的完整资料，他向许志强展示了当年的文件和费用单据，2007 年，包工头包工包料建造房子的成本是每平方米700 元（现在的价格是 1200 元）。总面积达到 660 平方米的六层洋楼建造成本是 46 万。为了进一步节省成本，房东选择自己购买所有原料，包工头负责建造，从需要多少块墙砖、几扇门窗到如何划分出出租屋以尽快收回成本，他都有细致的考虑。
15 平方米的空间，可以分隔出一间客厅、一间卧室和一间卫生间。节约装修成本的同时，同样将日后维护成本降到最低，房东细分了瓷砖。客厅卧室的瓷砖用料较好，每块 4 元，铺设卫生间墙面和地面的瓷砖，价格分别为 0.8 元和 1.2 元。
为进一步节约成本，房东只在走廊和楼梯的墙面上贴了瓷砖，因为公共空间，瓷砖不易弄脏，不需要维护。许多单间的部分墙壁都只留了白墙，为了防止白灰脱落，租客只好在墙壁上贴上胶纸。
最终，完成这样一间出租屋的装修，所需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分别为 2805 元和 6433 元，每层五个单间，每个单间月租金 400 元。在房东的规划里，只需三年，这栋六层洋楼就可以回本。
城中村的包工头是协助房东把空间利用率和租金收入最大化的关键角色。一位包工头向许志强和他的团队展示了一系列自建房工程平面图，一房无厅的出租屋、一房一厅的出租屋是最常见的户型。
类似的还有广州城区内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寨小洲村。2012 年，原本村民赖以为生的果园被政府大面积征收，房租成为村民唯一的收入来源。2013 年底至 2015 年，小洲村所在的海珠区的城中村自建房都放开了管理，房子默许可以被建到 5 层半，也可以在原来 3 层半的基础上加建。城中村中常有的“一线天”景观开始大规模出现。这样的“建筑设计”，显然不是常规的营造方法可以囊括的。
而位于“中大布匹市场”辐射区边缘地带的赤沙村，是由一大片城中村连成的庞大服装产业链中的一环。密实的建筑群中，混搭着住宅、制衣厂与小作坊。订单量较大的制衣厂一般位于城中村外围的自建房中，因为那些房屋面积较大，消防与通风体系完善，还便于解决员工的食宿问题；订单量较小的作坊则租在城中村内部租金更低廉的居民楼中，在局促的空间内，紧凑地安排着生产与生活。
许志强调研了其中一栋自建房，四周被其他的房屋围得密不透风，除了五层采光较好，其他的楼层在白天仍需开灯。尽管居住条件不佳，这栋五层半的自建房，每一层都被租了出去，其中的租客不仅将其作为生活空间，也在里面经营着制衣、生产LED小灯的小生意。
一个家庭作坊的主人告诉许志强，在家开小作坊与去工厂打工的收入，其实差别不大；不过选择前者，可以让他们可以想办法腾出时间接送小孩上下学，并在周末陪小孩出去玩玩，而如果选择后者，孩子就不得不被寄放在老家，很少能见到面。
这个家庭的夫妇，对一天 24 小时的生活与工作有着紧凑的规划，一方外出接送小孩时，另一方负责工作，到了晚上，一方先陪小孩睡觉，另一方则接着赶工。订单多时，夫妻两人需要白天黑夜两班倒，一刻不停地赶工，同时还要负责照顾小孩。
租金低廉的城中村，为租户们提供了兼顾家庭生活与工作的机会。“这种工厂，在这种空间环境（面积小，采光差）也真的是不好，他们都说了，如果有钱的话，肯定会搬，因为他们有小孩，有家庭生活嘛。但是因为他们没钱，所以就只能在这里。”许志强在采访中说。
3. 适合高密度居住生活的家具，一种被忽略的设计
杜鹃如今是香港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在过去两年间，她参与了一个“低效率”的项目，和学生一起为港大附近一个老旧社区“劏房”的租户设计家具。
“并不是他们买不起，宜家的家具是无法被放进他们的家的，很多沙发甚至无法通过老式唐楼的楼梯、电梯。”
“劏房”是指业主或二房东将一套独立的租屋分割成多个独立单间出租，杜鹃服务的 20 多户家庭中，最小的一户只有 8 平方米，一家五口人在此居住。
两年里，他们出过 3 稿设计，一共服务了 20 多位户家庭，有一户最后“退订”。
“这么多年，我和政府合作，和开发商合作，和深圳的村民合作——他们深圳很庞大的一个群体（深圳城中村大多由村集体转为了股份有限公司），但最后，真正落地到城中村改造时，没有人把真正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放在第一位。我一直在想，除了从上而下，建筑师是不是有从下而上的方式介入。”
杜鹃选择的“甲方”是租户，而不是房东。她希望这些家具可以为这些高流动性的家庭真正提供实用性，但同时也要坚持设计的理念。唯一被退订的是一个“衣柜”，杜鹃为这户居住在二楼长期受噪音困扰的家庭设计了特殊的材料——一种具有吸音功能的羊毛材料，但女主人担心两个孩子会撞坏这件家具，最终没有接受。杜鹃收回了这件设计，将原本跟着这户家庭的木质衣柜修好返还。
“从某些角度看，这只是一件家具，但我一直和学生说，这是‘家具尺度的建筑’，它是免费的，但我们希望它真的可以被使用几十年，主人只要有一丝的不合适，宁可不放进去。”
这不是一个常规的建筑事务所愿意接受的订单，从时间、人力和设计成本看，它并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正因为此，我们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为他们的设计，没有适合这种高密度居住的家具，或者说材料。”
“所谓‘低收入人群’所需要的一张桌子，要比那些放置在博物馆、豪宅或是常见于普通家庭的桌子更考验设计，无论从物料、质量、节点、耐久性和拆装。”
杜鹃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公益项目，她希望以后可以被模式化、产品化。
杜鹃认为，深圳没有公屋，但深圳有城中村。承担了深圳 50% 以上人口的城中村，比公屋拥有更好的条件，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社区不仅有居住，还有商业、学校、医院，甚至还有工厂，向人们提供工作机会。
城中村，局促生活下的都市意义
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并没有直接谈居住的正义，全球这些曾为外来者提供落脚之处的“飞地”如今都在面临流离失所，有的是被市场催高的租金，有的是被政令。
开幕式上，一位记者提问双年展能为南头古城带来什么，深双组委会秘书长薛峰称，“用一个比较俗的方式说，展览还没开始，租金已经涨了。”
很显然，物化且消费城中村的意义是残忍的。与其说城中村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如说是一种无可奈何、经年累月形成的生活选择。这个融合了城市规划、个人权力、经济发展、建筑历史保护等诸多议题的词，并没有一个简而化之的解决方式。它需要的，可能是细致的探讨，以及更多的耐心。
我们在双年展上遇到了Abby Chen，她是常居旧金山的策展人，那里的唐人街同样面对危机。当地政府的更新计划中，高科技产业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新涌入这座城市的高科技产业从业者催高了房租，一些艺术家和租户被新一轮的士绅化“赶跑”了。
许多唐人街的老租户已经搬离，有的还在抗争。但唐人街的居民和商户拥有制度化的抗争手段，Abby告诉我们，不仅租户，当地廉租房的开发者与业主、租户、商贩联合，形成政治版图中重要的“选票力量”，他们长期向当地政府施压和提供解决方案，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
杜鹃和孟岩在一场论坛上关于士绅化有简短争论。孟岩认为最终士绅化不可避免，区别只在于时间的早晚和士绅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杜鹃则努力想维持城中村租户的利益。如果回望深圳双年展的历史，会发现它与士绅化、城市开发密不可分。从首届双年展“城市开门”带动了华侨城创意园，到最近两届在蛇口对废弃工业建筑的改造，这些文化活动催生了如蛇口一样的后工业地区成为这座城市新兴的“富人区”。
“一个拥有成熟法制的国家必须承认非业主居民的存在和权利。一个城市的活力同样在于能否让人们找到居所，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是否第二天会被赶走。发达国家都有了这方面的法律，当然，他们并非一开始就有，也是通过民众的抗议、非政府组织的提倡、文化人士的游说才落实到政策。这个改变也许是 100 年前，也许是 50 年前，都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想证明我们的进步，这一点比十个奥运更能够证明一个国家的成熟度。”
本文来源：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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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晨雨_NBJS5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