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电影《大世界》即将上映，导演刘健说这是个荒诞的成人故事

动画导演刘健平日里住在南京城郊的仙林大学城。那儿往西二十公里是繁华的南京城区，往东则可以看见连片的农田与村庄。

尽管没有明说，但流动的江水、夜幕中的大桥、俯瞰大学城的景致、还有角色口中的南京口音，这些元素说明动画电影《大世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在这个刘健最熟悉的空间内，他搭建了一个荒诞而又黑色幽默的犯罪故事。故事的开场是一起抢劫案。工地司机小张，抢劫了老板一笔100万元的巨款。在逃离的过程中，路边小饭店的老板、无关紧要的亲戚、老板聘请的杀手，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追逐的行列。最终在春夏之交的一场暴雨中，一切都灰飞烟灭。

刘健形容《大世界》是一个关于选择，关于轮回的故事。最开始，他脑海中的故事就从这100万的巨款开始。一个人最开始选择去抢钱，在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之后，这笔钱还落到他的面前，他会怎么办？从这个大的故事框架开始，刘健再慢慢将不同的人物线索添加进去，最终营造出一种“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感觉，与《大世界》这个名字交相呼应。

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都没有准确的原型，但却全部来自于刘健的观察。刘健将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或事，都嫁接到了电影当中。影片中有一幕是两个角色在探讨，该信佛还是该信上帝，最终的结论是哪个法力大就信哪个。刘健说：“我是在一个中医院，后面两个老爷们在聊天，很认真的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就给他记下来，但是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其实那个原版不完全是这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世界》就是刘健的世界，或者说刘健眼中的世界。

刘建

刘健48岁，《大世界》是他的第二部动画长片。2017年年初，《大世界》入围了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可能很多影迷才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但看过他的动画的人实际上要多得多，2001年冯小刚贺岁片《大腕》里的那段3分钟动画，就是刘健做的。

那时候，刘健还没怎么把动画、把电影当回事。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的他玩过乐队、写过小说，做过摄影，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当代艺术领域。直到2007年，当时为冯小刚制作短片时就有了的要做自己的动画电影的念头突然又冒了出来。“它告诉我，是时候了，你可以做一部自己的动画电影了。”

刘健对于动画的经验，主要来自于2005年他和SMG合作的《虫虫》。这套365集的低龄向电视动画获得了广电总局第一批优秀动画片奖，但更重要的是给了刘健统筹动画片的经验。“通过这个就是对动画整个的制作流程，每个环节、每个点是怎么经过，是什么样的，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所以有了这个前提，才可以就是自己决定去做。”

一开始，刘健照猫画虎，也组建了一个小团队。但中国画出身的刘健发现，自己的画风很难被团队所模仿——所有的人物和背景都用中国画中的勾线技巧完成——以至于团队的成果与他个人无法统一起来。最终，刘健决定解散团队，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用手绘板一笔一画完成整部动画的制作。

画了三年，刘健的第一部动画长片《刺痛我》宣告完工。同年 6 月，《刺痛我》入围有动画奥斯卡之称的法国昂西动画节，角逐最佳动画长片奖，最后输给了韦斯·安德森导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与《大世界》一样，《刺痛我》的故事背景也被设置在了南京，这个刘健最熟悉的城市。同样也是发生在城市边缘的故事。主人公张小军——与《大世界》的主人公同名——因为金融危机失业。刚准备回老家，却意外遇上老太太碰瓷。经过种种荒唐事，张小军被牵连进了一场黑吃黑的圈套，成为了事件中一个莫名其妙的牺牲品。

《刺痛我》并没有在国内院线大规模上映，也就自然没有票房的说法。对此，刘健似乎并不在意。相比之下，他更愿意把《刺痛我》看作是自己艺术创作的一个延伸。以往的艺术手段无法实现刘健想要表达的东西，“我画一张画，但是我觉得我还想讲故事。我写小说，那我还想有画面、有声音。电影也就是可以把这些手段全部融在里面，是综合的艺术。”而选择动画这种形式，只是因为刘健自己是中国画出身。

至于通过动画电影这种形式具体想要表达什么，刘健拒绝做出直接回应。“要表达的你应该都看到了，电影里面都已经说到了。如果看过电影，都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些。”关于《大世界》，他说：“并不是说我这个电影很深刻，我告诉你一个深刻的道理。好像就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一样的，必须要总结一个中心思想。这不需要。”

几年前在接受采访时，他曾这样评价《刺痛我》说：“影片中的任何一个政治环境只是一个背景，主要还是表现这个背景前展现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比如说，张小军听到刹车声冲出餐馆，将昏迷的老人送入医院，反被赶来的老人儿女揪住不放，甚至送到了派出所，还挨了打，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当然背景里边还有小偷、警察、成功企业家等等，就是各个阶层的遭遇。”

刘健有时候会用这样一种相当中性、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疏离的口吻来谈论他的作品。这似乎是出于作为艺术家，对于纯粹审美这样一种价值的理解，正如刘健在阐释他对于城乡结合部的理解时所说的那样。

他打了一个比方。“你去买菜，然后你看到一个卖肉的肉摊挂着肉，然后当时卖肉的那个小伙子穿的特别干净，抽支烟，然后他很忧郁的站在一堆肉的面前，你觉得这个场景特别美，然后那个灯光那种粉色的灯光一照，就是我说就是从这个脱离生活，这个瞬间他是审美的那种美。”

在刘健看来，位于城市和乡村交界的地方，充满了变化的可能性以及不确定性。城市由商业社会的逻辑所统治，外表光鲜亮丽的白领，不过是公司的一颗螺丝钉。乡村则属于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纲常伦理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

处于城市与乡村边界之处的城乡结合部，则因为边缘而显得“动荡”。“他们生活化就是我觉得特别生动，对我来说就是丰富多彩，”刘健说，“无论是他们的生活的那些场景，还是这个场景前面的那些不同的这些人物，包括他们的打扮，这种语言方式。后来发现我是特别感兴趣。从这个层面它是有美感的。”

这样一种纯粹的审美能力会被一些哲学家认定为是道德的基础，但偶尔它也会走向虚无。在《大世界》的开篇，刘健引用了托尔斯泰《复活》中的句子：“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除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

这句话被刘健用来解读《大世界》结尾：“一场大雨以后，无论发生了什么，春天还是会来，春天还是春天，所以这一切发生过以后一场雨，可能这一切又恢复原来。”它可以被解读为“心若在，梦就在”的豪迈，但在影片惨烈的结局之后，再回想起《复活》，只能感受到更深的无力感。

但这并不是《大世界》的全部，即使刘健不愿意说，还是能够感受到在审美之外，他对于现实的关切。最明显的，如果刘健对《刺痛我》中的张小军毫无同情，那么影片就不会用《刺痛我》这样显而易见的名字。

如这个名字所示的那样，《刺痛我》将社会阴暗面铺开在观众面前。受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张小军失业。试图帮助被摩托车撞倒的老奶奶，遭遇碰瓷。老奶奶的女儿和女婿都是警察，就把张小军一顿拷问。甚至在电影的一开始，张小军就被超市保安误认为是小偷，一顿暴打。这些东西都是刘健用来刺痛观众的。

相比于《刺痛我》，《大世界》没有那么尖锐。与《刺痛我》不断地与现实事件勾连相比，《大世界》的时事背景几乎被完全抽空。为数不多的段落，例如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发表的演讲，被用来说明即使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也向往外面的“大世界”。

事实上，《大世界》的现实隐喻以一种更为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杀手”瘦皮在行凶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问他要不要投资商铺。黑社会大佬“彪哥”藏身于佛寺之中，表示干完这票房地产之后就要金盆洗手。还有“刘叔”干着黑社会的活，嘴上却一直引用着乔布斯的名言。

“人本身不是荒诞的，这个世界本身也不是荒诞的，就是人和事件在一起某时某刻它才会出现荒诞。它是一种错位。”刘健觉得，这种“超现实”的东西“每天都会发生的，你到网上或者每时每刻的这些事情太多了”，多到他想了好一会，才说出北京天际线、麦当劳改名为金拱门这样的例子。

“《大世界》就是用黑色幽默与荒诞，它是把这些生活当中特别直接锐利的，无论是暴力的还是残酷的那一面，用这种方式把它消化掉、消解掉。大家能够看到这个，然后又可以体会到这个以外的东西。”刘健这样理解荒诞和黑色幽默的手法，与电影本身主题的关系。

刘健把解读电影主题的工作留给了观众。有观众问刘健，电影中一段实拍的江水的意图时，刘健的第一反应：“其实我不想给他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定义。我希望观众都有自己的体验。”

他把自己隐藏在了电影之后，不愿意做出过多解读。他强调观众对电影的反应，喜不喜欢，心情如何才是最重要的。“它反映了什么？暗示了什么？隐喻了什么？思想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过度解读。”

有的时候，刘健会用创作欲望来解释自己做的很多事情。为什么《刺痛我》与时事关联紧密，而《大世界》不是？因为这是他的创作欲望，就是想这么做。为什么影片基调都这么灰暗，但他自己创立的动画工作室叫“乐无边”？他回答：“也就没有为什么，就觉得这个是好听。”

被问得急了，刘健说：“那你如果要解释，我更希望解释就是要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生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做一道菜，很好吃，然后有的人可能去旅行，或者说是阅读看一本好的小说，去购物都可以。其实热爱生活就是你要热爱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