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就像惊险的破案 每次下水都生死相托

中国的海底有多少宝藏？谁在寻宝？怎么发掘？一艘古代沉船有多少秘密？如何和盗宝者较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问题，神秘而好奇。

这些天，随着央视文化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的热播，带来了一股公众考古热。但是，这些宝物的背后，是考古的艰辛和危险，特别是水下考古。

在宁波，有一支水下考古队，他们沿着曲折的海岸线，发掘中国海底的宝藏。这是个极小众的群体。这30年来，中国培养了150余位水下考古队员，由于种种原因，仍在一线作业的不足一半。其中，作为海洋大省的浙江有15人。

除了神秘，惊险和刺激，他们的每一次下水，都是生死相托。

考古圈子里的小众群体

在水下考古界，1981年出生的林国聪是出名的“男神”。

他是我国仅有的6个水下考古潜水教练之一、6个能够深潜至海底100米的技术潜水员之一，还拥有多项国际通用的资格证。

其实，“水下考古”这个名词的出现，不过百年，在中国，则只有30多年。这30年来，中国陆续开展培训班，培养了150余位水下考古队员。

有的因为身体原因，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改行了，如今在一线下水的不足一半。其中，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水下考古队就有8名。林国聪就是队长。

这支平均年龄仅为34岁的“水下考古的宁波帮”，已然成为保卫中国水下文化遗存的中坚力量。

2003年，林国聪从老家福建来到了宁波，那时水下考古人才匮乏，第二年，他就报名参加了培训，从一个不会游泳的旱鸭子，最后修炼成为了教练。

要成为队员，必须经过严格培训，一个月的潜水培训和一个月的专业技能培训，然后通过考试，费用需要十来万元。培训时，经常被晒得脱皮。

林国聪记得，24岁那年初学潜水时，他整天泡在水里，每天手指脚趾泡到发白发胀，连晚上睡梦中都会不自觉地伸手踢腿练习蛙泳，一次由于动作过大，还惊醒了同屋酣睡的学员。

和普通的潜水不同，水下考古是科研。需要拍照，测绘，给每件文物编号等等。

电影里，深邃的海底，古老沉船横亘眼前，成群的鱼儿游弋身旁……既浪漫，又令人神往。可在林国聪眼里，水下考古是门严谨而艰辛的科学事业，这里没有浪漫，更不是猎奇。

林国聪下水的时候穿着一套厚厚的潜水服，加上身上的各种器材和防身用的武器，总重量达到了70公斤。“潜水服是为了抵抗压强的，越往下，压强越大，一般每下降10米增加一个大气压。”

中国的水下考古队员最多能下潜100米，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深度。林国聪最远到过非洲的肯尼亚，参加国家的一个水下考古项目，寻找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遗迹。

水下考古队员们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在海水中痛并快乐着，是因为钟爱水中探宝的感觉，水下的未知世界，让他们痴狂。

这些队员都干过陆上考古，也干过水下考古，同样找寻一件珍宝，在水里，难度超出陆地上百倍。但是，一旦找到了，那种兴奋感，也要超出许多。

每一次下水，都是生死相托

水下考古，并不浪漫。

“每一次下水，就是生死相托。”队员金涛这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这名出生于1983年的在读博士，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高材生。每次下水，都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有危险，另一个人要帮忙救援。“只有当你握着潜伴手的时候，才明白，水下的生死与共，性命相托，两个人下水就要两个人一起上来”。金涛说。

水下考古队员虽然分散在全国，但一有考古项目，都会接受统一的调度。队员们的感情很深，像兄弟一样。“如果不够信任，不够坦诚，肯定不会有这样的生死相托了。”

金涛喜欢这样的氛围和关系，所以，几年前，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回到了宁波。

与陆上考古相比，水下考古受天气、潮汐、洋流等不确定因素影响更大。海上气候变化莫测，刚还艳阳高照，顷刻又大雨倾盆，使得考古潜水更添了几分凶险，尤其是浙东沿海水况普遍较差，水浑流急风浪大，所谓的潜水探摸，其实就是靠手一寸一寸在淤泥中摸索感觉出来的。

你不知道会摸到什么东西，所以也是非常考验你的心理承受力。水下有生物，比如遇到水母，那就是梦魇。

水下考古队员王光远告诉钱江晚报记者，“水母中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有个别剧毒的水母可以置人于死地。”

一年前，曾有一位跟王光远一起工作的水下队员不小心被水母蜇到，当时他整张脸都肿了，到现在还留着疤痕。

王光远自己也有过被水母蜇伤的经历。“我们的脸、脖子这些皮肤裸露的部位很容易被水母侵袭，会像触电般的刺痛，然后那一片就火辣辣的疼。”

下水时，他们还要带一把刀，当然不是和鲨鱼搏斗，下水会遇到渔网，这同样是很要命的。一旦被缠住，就很难脱身。刀，就是用来割破渔网，但是，显然，在水下操作，非常费劲。

下水必带的还有一根绳子，这是他们的生命绳。沿着绳子下水作业，又沿着绳子上来，如果绳子找不到了，那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人要帮另一个一起找。

水下考古有季节性，5到7月是最好的工作时间，因为天气好，下水还要看天气看洋流，一天的工作只有两三个小时。

每一次发掘，就像破案

更多的人，对水下的宝藏有兴趣，但考古队员们关心的是，文物背后的信息。“值多少钱，那是拍卖行的事，我们兴趣不大。”金涛这样说。比如发现了一艘沉船，它是从哪来，到哪里去，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和社会面貌。“我们就像破案一样，抽丝剥茧，尽量还原当时的特定环境，做出分析，加以研究”，林国聪介绍，“并不是找出宝贝就行了”，这也是考古者的最大乐趣。

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他主持发掘的“小白礁Ⅰ号”沉船遗址，从发掘至今的近四年时间里，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整理，这艘船是不是从宁波出发，它要到哪里去？当时宁波的海上贸易情况怎么样？等等。

就像破案一样，论证要有证据，而且是多重的。

有一个推测已经得到了相对的证实，这艘船应该是东南亚造的。有两个证据，一是木材，用的是龙脑香科和马鞭草科的木材，这是东南亚比较流行的材料；另一个是造船的方式，这艘船有龙骨和“肋骨”，造船史专家说，是东南亚常用的造船法。另外，他们发现，在龙骨上有两个圆孔，里面塞着两个铅片。“这就是‘保寿孔’，祈求平安，是当时的一种习俗，也在这艘船上得到了证实。”考古队员金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