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猫大亨高瑀“必须成为80后首个千万艺术家”

他出生于贵州小县城，几乎没有接触过任何“正儿八经”的艺术；20多年后，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值钱的80后“卡通一代”艺术家之一。他以卡通形式作画，“一只熊猫打天下”；他的一幅普普通通的漫画，甚至拍出了百万高价。而他高调宣称的“艺术没有真理，金钱自有发言的权利”，又让不少收藏者目瞪口呆。

少年成名，这是高瑀初中时就梦想搞掂的一件事。自去年随大流将工作室从重庆整体搬到北京798艺术区，放弃重庆熟悉、惬意的环境，对高瑀来说是无奈之举。“我内心比较散淡，朋友总说我太懒，创作也不多。我会对有可能的未来做一定的设想，但我又不会对这个设想多么认真。我比很多艺术家都懒，这是我最大的问题。”

生长于贵州闭塞的小县城

高瑀生长在贵州一个贫困闭塞的小县城里，在那里看不到一张正儿八经的画，很难接触到所谓的艺术。但是，县城里经常可以看到马车来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翻来覆去只画一样东西，那就是马，也因此第一个知道的名人就是徐悲鸿。当时，唯一能接触到与画有关的东西是连环画，后来是漫画。

初中三年，奔着成为一名职业漫画家的理想，他锲而不舍将自己的“小儿涂鸦”投稿给漫画杂志，却屡屡遭退稿。编辑给他的退稿信中常常委婉建议他去学学素描。

油画系玩遍当代艺术形式

直到初三，高瑀才知道世界上有美术学院这回事，自此修正自己的理想道路，高中找美术老师开小灶，考美院接受专业培训，朝着成为职业艺术家的目标前进。

在油画系，高瑀反而玩遍各种当代艺术形式，装置、行为、录像、Flash动画……“实际上从进大学我就没有认真画过，一直没有按照学院的那一套走，大二下学期已经逐步放弃绘画，这跟我们当时的艺术风气也有关系，崇尚新潮和前卫。”高瑀说，“我本身也一直喜欢最新的东西，从进大学就开始搞创作，没有太多条条框框。”

毕业不到两个月与画廊签约

2002年，在一幅《熊猫先生不是诸葛亮》中，熊猫第一次亮相，一只周身插满箭的熊猫成为对当时西方成功法则的反讽。“当时，关于文化后殖民和东方异国情调在西方艺术世界获得成功的言论甚嚣尘上，我想说的是，草船借箭是不现实的，反而会把自己弄死。”大学毕业后不到两个月他就与画廊签约，“虽然我是同学、朋友里面最没有认真画画的一个人”。

偶得的熊猫成为创作的典型符号

“熊猫本身是一个对中国形象最符号化、片面、肤浅的认识。借助熊猫这个形象，最初我是经过考虑的。变成一个长期使用的形象，并且拓展其内涵和外延，是后来的工作。”这只偶得的熊猫，后来成为其创作的典型符号。

他把自己视为“导演”，把熊猫视为“演员”，一切的表演取决于“剧本”所要讲的故事。“恰巧熊猫这个‘演员’身上具有很多有意思的特征，而我作为‘导演’，自己又有很多故事，它可以为我扮演各种角色。这就像王家卫喜欢用梁朝伟是一个道理，首先演员的形象与导演的气质是相契合的。”

不再用“演员”熊猫那是矫情

每一幅画因此都有故事，在《最坚强的泡沫》中，熊猫化身司掌世间爱与美的维纳斯从泡沫里诞生，在《打虎》中，熊猫被塑造成快意恩仇的成人化“中国小男孩”……甚至从经典艺术作品中借用剧本，比如《为落选者干杯》源自于马奈经典油画《草地上的午餐》的构图，《向未来宣誓》取自《荷拉斯兄弟的宣誓》的构图，《遍地都是闪闪发光的金钱的智慧》则取材于《拾穗者》，而《最坚强的泡沫》则取自《老狼请客》。

对于是否要一直围绕熊猫创作，高瑀很肯定地说：“有一个好‘演员’为什么不用呢？而且这个好演员现在还是一个明星。不用，那是矫情。梁朝伟现在还愿意跟王家卫玩，导演也觉得用他符合要求，那就不是问题。”

“艺术品的价格可以反映价值”

目前，高瑀是中国最值钱的80后“卡通一代”艺术家之一，争议也颇多。对于被贴上的各种标签，他自认为没有太多特别的感觉，摒弃“艺术家”的任何前缀。

作品在艺术市场上受到高捧，高瑀并不讳言成名带来的意义，那意味着作品受到广泛的承认。对于成为80后第一个千万级艺术家的预期，他说“那是必须的”。他关于“用金钱定位艺术”的现实宣言使他身陷争议，但至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一个相当历史时期内，艺术品的价格可以反映价值。梵高在世时作品不被认可，但历史证明是非常贵的。”

“我是比较容易厌倦的人”

高瑀说，他并不知道自己会画多久的熊猫，但肯定会有一些重要的改变。

他说，熊猫与中国相契合，而历史是狭隘的，当一个人用一种类型获得成功之后，这种类型就会变狭窄，因为所有跟他类似的东西就会被拉到这个评判标准里。

高瑀说：“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将新的试验逐步成熟，我只能想到一个月后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是比较容易厌倦的人，喜欢去找新饭馆尝试，但在常去的饭馆老点那几样菜。”

对话

炒作总比潜规则要好

记者：对于以熊猫作为新符号进行艺术投机的质疑，您如何回应？

高瑀：乔治·莫兰迪一辈子都在画瓶瓶罐罐，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逻辑去说他？为什么符号化一定有问题？符号只是一种手段而已。

记者：艺术市场的炒作是否抬高了您作品的价格？

高瑀：早期中国正儿八经的艺术市场刚起来，在没有真正市场化的时代，一个年轻人要在这个行业里获得一定的展示空间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必须承认，市场是一个开放系统，总比一个封闭的黑箱系统来得光明正大，即便炒作，也是在一个游戏规则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只要一切规则是放在台面上的，它都是干净的；当把一切规则变成潜规则的时候，它就肮脏了。

记者：您被认为是模仿日本艺术家村上隆的第一人，您怎么看？

高瑀：“天下文章一大抄”，对我来说，这并没有在我的脑海里形成多大的压力或负担。在当代艺术里面，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何况我觉得，抛掉成见的人来看我的作品，其实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将艺术与商业融合，这也是我一直要涉足的，中国的艺术衍生品市场很小，做得也不好，不像日本对艺术的消费已经很成熟了。这方面的空间很大，但工作比较复杂，我自己也没有力量去开拓这个市场，只能寻找一个合作者。

记者：您的艺术理想是什么？

高瑀：比较具体的艺术理想就是，再过十年二十年，我依旧没有过时，永远能够对世界保持敏感。但这其实不太现实，时间是很残酷的，每个人都会被青春抛弃。

人物简介：

高瑀，1981年生于贵州，2003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以“熊猫”为创作题材一夜成名。2004年，其组画《长在红旗下》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中以近20万港元的价格成交，从此，高瑀日渐成为亚洲艺术市场上当之无愧的“童星”。在2006年的香港苏富比秋拍当中，作品《看不懂也猜不透》以近30万港元的价格成交，再次创造了亚洲同龄艺术家的最高成交纪录。2008年作品《打虎》拍出112万元，高瑀由此成为“80后”艺术家中风头最劲的一位。

观点

用金钱定位艺术

“在一个相当历史时期内，艺术品的价格可以反映价值。梵高在世时作品不被认可，但历史证明是非常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