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5月的一天，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从意大利回瑞士的火车上。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几部音乐的创作。这位来自俄国又无法回到家乡的作曲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颠覆性。他的曲风有时候神秘婉转如《火鸟》，有时原始古朴如《春之祭》，有时又刺耳荒诞如《彼得鲁什卡》……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就是同一个人写的曲子，恐怕很多听者都会把这几首曲子的作曲者认为是不同的人。坐在火车上的斯特拉文斯基心里也很有数那些音乐评论家是有多恨自己这个没谱的人。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想在音乐史上留下的名声也就是一个“不落俗套的音乐家”这样的评价。
这一次的意大利之行，他又给音乐界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正当所有人都期待着从他这里再次获取不按套路出牌的乐曲时，他编写的芭蕾舞剧《普尔钦奈拉》曲风一转，变成了向巴赫致敬的优美舞曲。这就好像是听惯了德国战车死亡摇滚的粉丝，突然有一天发现德国战车改唱《董小姐》了；又像是唐伯虎提枪上马变成了忽必烈。这种强烈的反差又一次让人无所适从。也许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厌倦了自己的实验性质的作品，想把心思再转到古典曲风当中吧。这会的他不会料到，自己今后还是无可避免地被音乐史归为了“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
看着窗外呼啸而过的森林，斯特拉文斯基有点瞌睡。他的思绪开始飘荡在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他不禁想起，人生的反转在这一生中实在是太过稀松平常。身为圣彼得堡一位广受赞誉的男低音歌唱家之子，斯特拉文斯基可能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会在音乐之路上行走。他的父亲也竭尽所能地把自己的音乐知识传授给儿子，让他熟悉了剧场里的套路和人声与乐器的精妙组合。很自然地，斯特拉文斯基想要走上音乐之路就必须要学上一门乐器。在浪漫主义大潮之中的音乐家，大多喜欢弹钢琴，斯特拉文斯基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很早就掌握了钢琴的基本技巧，也勤学苦练了很久，斯特拉文斯基似乎在演奏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当时圣彼得堡音乐界的教父级人物格拉祖诺夫就评价这孩子技术不行。受到音乐大佬这么低的评价，想要再在音乐之路上走下去难度可就大了。但也得混口饭吃啊，斯特拉文斯基的父母就把眼光投向了更稳定、也受人尊敬的法律行业。
圣彼得堡大学
斯特拉文斯基也许仍然记得自己提着皮箱来到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大楼前时惴惴不安的心态。不过他倒不是在紧张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大学的学习，而是更多地在计划着怎么重新捡起音乐的梦想。也许正是格拉祖诺夫的负面评价引发了他立志要做好一个特立独行音乐家的决心。即使是身不在音乐界了，也可以玩个自学成才。正是在这一段频繁翘课的日子里，他遇到了另一位俄国音乐教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1901年他们相遇的时候，斯特拉文斯基只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而功成名就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已经58岁了。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下，即使是社会名人，活个60来岁也应当心满意足。两人倒是一见如故，和历史上所有的忘年交一样，他们的感情真挚地奠基在音乐的创作才华上。斯特拉文斯基这时候才些许找到了一点自信，音乐之路重新打开。他很希望能从这位充满争议性但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嘴里得到一些建议。
“我建议你学习作曲。不过不要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了，你年纪已经偏大，还是跟在我身边上私人课吧。”——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今天的我们好像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在校大学生翘课跟着一位老艺术家全家流转于世界各地的场景。然而当年的很多大师，好像都走过这样一条人生道路。从遇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开始，斯特拉文斯基就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打磨自己的作曲技艺上，至于那谁也不感兴趣的法律，就随他去吧。
他甚至在1902年花了一个夏天在德国海德堡师父的家里学作曲，都没有想着回家看看。
横跨内卡河的魅力城市海德堡
唯一可惜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没有能够看到儿子后来的成就。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人生选择的老爷子死于1905年。他甚至没有赶上儿子在1906年的婚礼。
摸着无名指上标志性的大戒指，斯特拉文斯基仍然能想起新婚时的甜蜜和那一年发生的太多变故。老父亲死了，他自己也因为1905年的工人学生起义风波没有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当时的俄国一片混乱，造反派占据各处机关，以前的成绩概不承认。不过他也无所谓，反正平时上课也不过是混混日子，四年的大学读下来能拿一张两年制学业证明也已经不错了。这张法律毕业证书不过是他此后人生的一张装饰，跟随恩师继续学习作曲才是正事。
可是到了1908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也去世了。斯特拉文斯基等于是失去了第二个父亲。葬礼上他悲恸的心情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好转。不过恩师的去世也打开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自己独自闯天下的新窗口。这时候他已经接触作曲6年了，还有着钢琴的基本功，想要写出一首好曲子来易如反掌。
于是，一年以后他就写出了第一部公演的管弦乐曲《烟火》。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受到后来一直帮助他的俄罗斯舞蹈团经理迪亚基列夫的邀请，斯特拉文斯基开始创作芭蕾舞曲。后来让他名声大噪又身背争议的三部作品《火鸟》、《春之祭》和《彼得鲁什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
《 火鸟》公演剧照
从1915年到1920年这五年来的日子对他来说不算顺风顺水。一方面，一战爆发，他客居瑞士和外界全都断了联系，连老朋友迪亚基列夫也没法给他汇钱；另一方面随着沙皇俄国被推翻，他一个客居外国的先锋艺术家已经很难回祖国看看了。本来名满天下的作曲家一下子变得穷困潦倒起来。不过好在朋友们都鼎力相助，给这个陷入尴尬的音乐青年各种精神和物质帮助。
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两个朋友就是香奈儿的创始人蔻蔻·香奈儿女士和另一位先锋艺术家毕加索。
斯特拉文斯基和香奈儿的故事实在是容易让人老脸一红，不如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和他并称“20世纪三大艺术家”的毕加索吧。
向毕加索致敬的斯特拉文斯基
毕加索一生也是画风多变，时而玩印象，时而玩立体，时而玩解构，甚至还画过端端正正的油画，让人实在很难评价他的流派。就连他自己也说：“我从来不是超现实主义者，我没有脱离过现实。”言下之意是看客眼拙，看不出他的作品所包含的真意。正是因为两人的风格实在多变，斯特拉文斯基也被认为是“音乐界的毕加索。”
他们的相遇充满了传奇色彩。当时毕加索受邀在罗马为一场名为《游行》的芭蕾剧绘制布景，邀请人正是迪亚基列夫。今天我们也已经很难知道，当时的迪亚基列夫是不是想让这两位风格诡谲的怪才风云际会一番，但总之两人是遇上了。这个一见如故的感觉可能不亚于伯牙钟子期的相会。证据是毕加索居然能静下心来愿意听斯特拉文斯基谱的曲子！他曾亲口吐槽过所有形式的音乐，觉得听到乐器的声音就头疼。能把古典音乐的效果听成摇滚乐，说不定这也是绘画大师和我们的脑回路不同之处……
毕加索为《游行》设计的幕布，是他一生最大幅的作品
不论如何，这对伯牙与钟子期不再是一个弹一个听的状态，钟子期也献出了自己的礼物。在罗马期间以及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两人只要相遇，毕加索就会忍不住要给斯特拉文斯基画肖像画。
在我们故事写到的这个日子里，斯特拉文斯基的行李箱里就有一张这样的肖像画。
火车从意大利驶入瑞士境内，乘客们下车准备过海关。斯特拉文斯基把箱子放在检查桌上，伸了个拦腰。长居多年的瑞士，现在就像是家一般。看着站外西沉的夕阳，我们的大作曲家现在心里有些怀旧的情绪泛起。终于回家了。
等一下，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先生！请您开箱检查！”海关人员指着这个棕色的皮箱要求道。最近意大利的确有些乱哄哄的，有一个名为法西斯的乱党正在四处活动。一向追求和平中立的瑞士人有此警惕也属正常。
斯特拉文斯基慢慢打开箱子，其中的内容一览无遗。一些换洗衣物、作曲用的稿纸、文具、两本书和毕加索临别时赠送的大作。
海关人员戳了戳衣服，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便把目光投向了这张图画。
“先生，这张画您不能带走。我们要扣留。”海关官员一本正经地说。
“为什么？”
“请问这上面画的是什么？”海关官员仍然一本正经。
“这是毕加索给我画的肖像画！”斯特拉文斯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不，我们认为因为这是一张平面图，可能涉及国家安全。”说着，海关官员已经开始动手收拾这幅画。
斯特拉文斯基觉得哭笑不得：“对，这是一张平面图，是我脸的平面图还不行吗？”
海关人员没有再理他，卷起画作离开了。
因为这帮瑞士人觉得，这真的是一副经过伪装的战术地图。
我差点都信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福利：一大波毕加索画的斯特拉文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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