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低价和数量，欧洲的公屋设计者还想谈谈质量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公共住宅营建计划，它们的数量似乎永远跟不上需求。除了供应量，人们很少关注公共住宅应该长什么样，它应该选址何处，远郊还是城市中心？合适的尺度有多大，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口？新建的公屋区，除了住宅还需要设计哪些功能？

英国建筑师 Paul Karakusevic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谈到公屋的合适高度，通常人们认为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满足尽可能多的居住需求，公屋越高越好，但他在对几个公屋的调研里发现，住在这里的人更喜欢5～12层的高度。高层的电梯损耗率更高，相比一次性的建设投入，政府在公屋维修和管理上的投入少得可怜，常常因缩减预算而中断。“5～12 层楼高度适中，这样即便电梯停运，地方议会不管他们，也不意味着世界末日，人们可以步行上下楼，但如果是 25 层，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但长久以来，公屋的居民们并没有发言权，人们认为，公屋需要为了数量而牺牲质量。

Paul 是 Karakusevic Carson 事务所的创世合伙人，他曾在去年出版了Social Housing: Definitions and Design Exemplars，并在其中讨论六七十年代英国自上而下的大型公屋建设和它的失败。今年，他们在纽约 AIA 建筑中心展出了 20 个来自法国、丹麦、德国、奥地利、瑞士和英国的新一代公屋设计项目。

六七十年代，英国政府将大量公屋项目发包给私人开发商，尽管与商业房地产项目不同，私人开发商同样希望能在战后的住房市场里大赚一笔。他们建造起高密度的公寓，却忽视配套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社区内的就业也严重不足。

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尺度巨大的公屋区，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案例是萨瑟克区的 Aylesbury Estate。60 年代的第一批居民住进了可以持续供应热水和浴缸的新房，但不久，这里就开始变得破败，犯罪率高企。

1997 年布莱尔当选后，正是在这里发表了第一次就职演说，称在他任内“不再会有这样毫无希望的地区，也不再会有被遗忘的人民”（no more no hope areas and no more forgotten people）。仅仅几年后，保守党领导人 Michael Howard 称工党振兴这片区域的计划失败了，这里仍是“地狱候车室”。

Aylesbury 甚至一度成为犯罪题材电影的取景地，直到 2012 年，区政府在居民的抗议下专门出台禁令，禁止电影摄制组进驻。

香港 80 年代开发的天水围新市镇也被认为是规划失败。它位于新界西北，远离市区，近 30 万人口中，超过八成居住在公屋内。但政府在设计之初没能配备便利的公共交通，反而预留了大量空间作为商业楼盘的停车位。亚洲金融风暴后，停车场和宽阔的马路大量空置。政府也没有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商业空间，有学者曾批判，这里的空间布局消减了街道文化。许鞍华执导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中就描述了这座“悲情城市”里的生活。

Paul 在这场展览中呈现了近年来欧洲的 20 个新的公屋设计，他认为这不同于六七十年代自上而下的公屋计划，这些新计划的发起人是地方政府或是一些社区土地信托（Community Land Trust），后者更关注社区居民的需求。2015 年获得透纳奖的 Assemble 正是服务于利物浦的一间社区土地信托。这也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一些社区土地信托正在自己筹措资金，维持一个社区的持续发展。

这些项目由 25 个建筑事务所设计，Karakusevic Carson 正是其中之一，他们在 Kings Crescent 的公屋设计里选择了高质量的建筑材料，加入了大面积的玻璃和屋顶。这是一个分期开放的项目，植入了零售和新的公共空间。

重视社区建设，Paul 认为这是新一代公屋计划最重要的部分，人们不再将公屋抛至远郊一个交通不便的孤岛，注重公屋和城市其他区域的关联。许多项目都设计了多种功能，包括学校、工作坊、低租金的零售空间。阿姆斯特丹的 Osdrop 社区，Mecanoo 事务所为 51 间公寓和 21 个独栋住房配备了一个日间托儿所、一个社区中心和一个体育馆。

这场展览在纽约举行，美国在公屋的设计上走得更前，纽约已经出台了新的可负担住房设计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