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小珮
又值夏日，荷塘蛙鸣，1997年6月，爱画荷韵与山水的画家、鉴定家谢稚柳辞世，画家的幼女谢小佩当年曾撰一文追忆她的父亲。
结合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画展，谢小珮前不久重新修改了此文，并交给“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回忆和她父亲共处的最后的120天，以及父亲生前的点滴。在她的笔下，谢稚柳是画家、是古书画考辨这一领域的学者……更是一位可亲的父亲。
谢稚柳与陈佩秋
谢稚柳与幼女谢小珮
所有的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我的印象凝结着父亲那沉重的模样。他是那样四平八稳地坐在沙发上，全身裹着墨绿色毛巾毯，这种近似茶青的绿，令我想起他画中的绿水青山。他不出一声、目光平视，向着进出的大门，恭候着每一个造访者。
就在那个五月里，那个星期一的下午——那个我跟他辞行的下午，他那沉重的身躯竟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
我离开先父飞去墨城时，稚气地想着还会有一段时间需要我来陪伴他。尽管我刚陪他过完春天里的120日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父亲居然没能熬到我回来，就突然地走了。
1997年6月7日，在追悼奠礼上，我望着父亲在灵柩中安详的遗容，他熟睡着没有表情，再也不会睁开双眼看我一眼。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曾经，我偶然翻阅过卢圣颜上师关于佛教的著述。其中有一个关于生命的精深讲述：他说到众生当为新生儿的降临而哭泣，当为生命的消亡而高兴。我能够想象这种理论的奥秘。然而我，无论如何控制不住失声的痛哭。
五月是春天的成熟。在我，是一年中多事的月份，从而在我心间刻下了一道印迹。追寻过往，记忆中的三次出行都发生在五月。 少年时的一个5月30日，我离开城市去了乡村，尝试务农的生活；青年时的一个5月21日，我远涉重洋飞去海外，在南半球的他国践行求学的理想；就在最近的5月26日，那个春日的傍晚，我走出父亲的病房，飞往墨城。这个和暖的春日，竟成了我和他的永别！
我问自己千遍、万遍：为什么从南太平洋归来认真地守了他4个月，却未能送他走到尽头？生活里总有那么些解不开的结。缘定三生，虽然我和父亲投缘，可我终究无法延长他生命的灯火。
追怀从先父入住病房的那天起，直到我早出晚归陪护的最后一日，总共是120天。父亲那平和的目光，无形中象飘忽的风筝，牵系着我的心。一般来说，上了岁数的长者，都希望晚年的长寿。当然，他从来不在言语中表现出来。不过，在他进了病房后，仍一直盼望着会有好转的一日。时不时会问护士：“下个月我应该出院了吧？”或者计算着“我进来有100天了”。每当我听他这么一说， 油然一阵心酸。
我的父亲向来自诩爱吃大肥肉。他有好荤的胃口。周围来往的熟人，无一不知他有爱下馆子的嗜好。自打他患病入院后，就开始抱怨医生弄坏了他的胃，发牢骚说“疗程搞得他一身不适。”大家当他是老童儿，因为他经常“呵呵”一笑。人们说着好听的暂时先哄哄他。当时的他，对于即将到来的生命终期，尚不知晓。想到他即将面临生死的边缘，我的心不由得阵阵悲凉。
谢小珮《双桨飞鸟》
老父习惯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不愿意大小事情劳动别人。在他大病后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梳洗。看他那气喘吁吁的样子，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即便是他手术后必须少食多餐，他也宁可夜半挨饿而不愿摁铃叫醒护士。天底下就有他这么不顾自己却替别人着想的人。
当时父亲患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每日的来访者源源不断。每每客人都携有鲜花，花束象排山倒海般涌来。日复一日的鲜活，日复一日的枯萎；一样的精神，一样的衰亡。花的元气感染了衰老的父亲，他满以为重回江湖指日可待。当我默默地坐在他一边，到了四面街灯亮起时，才轻轻地说：“爸爸，明天再会！”他目送我关上房门的身影，我想着背后冷清的父亲。念及他的重病，他的生命之血在缓缓耗竭，禁不住久久的心痛。
1996年九月，我乘机自墨城降至洛城。先父已经做了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他看上去十分虚弱，满面流汗，反复絮叨。并不明了自己患了恶疾。家人不说实情，他也信以为真。见了我他就问：“想回家过年吗？” 如此的直率，让我的鼻子一阵酸楚，有股热流在眼眶里转。
父亲在我眼里，一直是劳碌的。他一生的喜好，就是他的书画。老了，才有闲情与儿孙说笑。每逢周末，他必提出下馆子用餐。平时，他不习惯吃蔬菜，水果还行。比起他吃胖肉皮和蹄筋的劲头，我大多时候吃素菜就成了他眼中乡里人的习惯。但凡餐桌上了浓油赤酱的菜，我的胃口大跌，而他则说入味。只要菜肴中有绿叶，我就开胃；而他则说前夜闹肚子，恐怕是吃了一筷青菜。
谢稚柳（前排左一）年轻时与张大千（前排左二）等
在洛城我呆了90天。交通工具是一辆蓝色女式脚踏车。每天蹬上它从老弟家去往老兄家陪伴老父。上午，他躺着，我坐床一边。对话稀稀拉拉，直觉上我是小辈，虔诚庄重。下午，他斜倚着沙发、手举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阅报。报纸被他移上移下，不放过每一行文字。我拿起遥控器遥开了电视，立刻，响声惊扰了他。从镜片下，他横扫了一眼视频。半晌，才收回他的视线回到手上的报纸。我时不时地调换频道，他也随着频道的转换而不断回眸。我和父亲的举止遥相呼应。
我是先父的小女，不算千金。由于时代的缘故，未成年即远离双亲。因此，父亲与我是特别的亲切。尤其是我把书画爱好作为业余的重点。记得父亲曾说，旧时父业传子不传女，传儿媳也不传女。事实上，在我操笔弄墨看似偶然的兴致使然，冥冥之中则蕴含着必然的趋势。
回想七十年代初远走他乡之前，曾经去过一趟上海博物馆，接回脑动脉硬化致使双眼复视的父亲。回程坐在黄包车上，父亲的手搭着我的肩头。感觉上拉近了父女的距离。之后先父说事就提起这一段，让我有种说不出的特殊感。
童年的我是懵懂的。难得父亲开个玩笑，我却上了心。结果一不高兴，就没搭理他。也许那时的父亲有点尴尬，又不便责难我。彼此就生疏了几日。
父亲很有性子。作为一家之长，是极有份量的。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我想我不是那种早早就懂事的孩子。相反，是比较任性的。记得有过两件事，他朝我大发雷霆。一是小学六年级时，我一时迷上了舞蹈。就和几个小女生一起去舞校招生面试。事后在一晚的饭桌上，父亲严词数落我不该瞒着大人写信给舞校。这是有违个人行为的。父亲就是这样，他可以私拆我的信，但不能容忍我事先不告诉他。二是留学时势。老父为此大光其火。我不懂他作为父辈的心思。自觉我是打小就经历过风浪的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我还是不明事理。
世事难料，父亲恐怕永远也不想我单枪匹马只身去海外。毕竟那是十万八千里遥不可及的。只到木已成舟，他不能再阻止。于是就说：“还是念书吧，天下靠自己去闯。”他这么一说，算是遂了我的心愿。在这件事上，他不会赞同我的主张，也不欣赏我的执着。
我五岁时，就与来家的三姑母合住一屋。她说我一点点大就很灵。只要自家五楼门口的电梯一响，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便叫着去开门。每当父亲走出电梯，透过镜片的亲切笑容，永感至深。
父亲有一张超大的工作台。四面皆为长短不一的抽屉。专门用来放字画。六十年代初，他画一张四尺的墨荷。我站在他对面的左方，隔着桌子望去，有点无聊就脱口而出：“嗯，黑哧哧呃，一眼嗄不好看。”他问我：“不好看？真呃？”我点点头。他笑了。终其一生，他画过多少墨荷？每到年关，我们都坐下来吃年夜饭，他还在那里伏案捉笔，说是要还债，不能过了大年初一。每逢上色时，就一语双关：“要加点颜色，阿是要给侬点颜色看看。”我看他几十年无休止地挥毫洒墨，那样的多产令人望洋兴叹！只因他精细的创作和辛勤的鉴别，而我自小接手了他的书画，使我成为传统国画学人，这才是我和父亲的书画之缘。
谢稚柳 荷花图
谢小珮《游酤芙蓉》
时值炎夏，有一次我买了把纸扇，扇子的画面粗制滥造，我请父亲改画。当时不知道这样蹩脚的纸扇是不必浪费了他的笔墨。他接过纸扇就说：“这样的东西，你让我怎么改？”确实，是我为难了他。不想，他转念又三笔两笔改画了一片大荷叶（墨色），上有一个荷花苞。又有一回，我特地跑去友谊商店买了一把黑面扇子，请父亲用金粉画，他画了金梅，很古雅。可惜我带着这把扇子下乡，遗失在乡间的长途汽车上了。至今我耿耿于怀，这样疏忽大意的行为令我一再反思。
老父亲在当年6月1日晚10点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这是他度过了第88个寿辰后的第二十四天。早在一年前，他快马加鞭地完成了几本著作的再版。幸运的是他胸中无憾。6月5日，我坐了一天的飞机回到老父的后像前。灵堂上燃着香火。我合掌叩首，数不尽磕下多少头，记不清跪了多少次，算不完鞠了多少躬，只请父亲留步，再听我说一声：“明天再会！” 夜晚11点半，我守灵。面壁而立，思绪深远，飘向窗外，推开落地玻璃窗门，走下台阶，踏上园地，这儿有先父打理的五针松和雪松盆景。他喜好种植松竹，开辟了满园的长青之树。只是他常年在外，忙里偷闲料理一下园中的植物。如今人去园在，万物皆空。满园的沧桑，满心的离失。父亲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走了，成千上万朵鲜花随之而去。花谢后，树叶随之凋零。待到来年春花烂漫，美景再来，故人不再来。想起父亲曾说起那些过去了的大书画家，说道“黄鹤一去不复返”，真是同样的道理。
一夜无眠，我回味着父亲不在的日子，感受着墙里父亲的微笑。随手拉开他桌边的抽屉，翻开许多旧照。细看他交游之广，遍及五湖四海。这些老照片几乎都是群体照。可以想见，他工作面的宽度和深度。除了他是父亲这个狭隘的角色外，他更是古书画考辨这一领域的主角。
我守灵，第二个夜晚。点上三炷香，青烟冉冉。我彷佛遇见先父之灵在上升，升到无极的天国。在天空沉寂的夜晚，我愿先父之灵永恒，愿上天携我终老的父亲，随遇而安。来生来世，不再遭受疾病的折磨。
这是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
此文成于1997年6月，2018年6月修改校正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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