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前就开启了“读图时代”

清 同治广彩宫廷人物大瓶

清 道光广彩人物故事纹盘

清 乾隆广彩描金八角形盘

有一个负责文案的朋友对我说，他最近比较苦恼。因为他们公司的小伙伴文字水平下滑得厉害，导致工作难做。他的结论是：图片看多了。

我觉得这个朋友有些妄断。不过也有一些搞科学的人，一直在试图论证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他们忧心忡忡地指出：人类，特别是年轻人对图片的迷恋，会让他们的大脑对文字缺乏敏感。

可是人类认识世界，很多时候也是靠图片。让我们回头看看广州的外销瓷，看看那个读图时代。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广州博物馆的展柜 是令人惊叹的图像数据库

图像的力量，并不是在今天才为人们所熟知。无论东西方，祠堂、墓室、宅邸中的绘画、雕塑，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都在悄无声息地向它们的观赏者，输出信息流。

时间来到两三百年前，在一个叫欧罗巴的地方，星罗棋布的大宅门中，奇装异服的上流社会精英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向着大海的方向望穿秋水。温暖的海风，会送来塞壬的歌声，也会送来东方的瓷器。那些透明釉覆盖的形形色色的小画，就是他们了解那个遥远国度的大门。此时此刻，千言万语比不上画面中的一抹裙摆。

在作为广州博物馆主展馆的镇海楼里，我们可以在一堵靠墙的玻璃柜中找到一大堆华丽的瓷器。这些东西，都是当年令欧洲人神魂颠倒的外销瓷。是广州这个世界级口岸送给世界的珍贵礼物。在乾隆皇帝大大咧咧地将景德镇瓷器的商业机密几乎免费地送给一个法国人之前，中国的瓷器，对多数的欧洲人来说，就是穿越云层的那一米阳光，是洒入爱琴海的一滴泪，美轮美奂，难以捉摸。

大约在雍正年间，广州出现了附属于洋行的彩绘作坊，将来自景德镇的白瓷加工成适应外销的彩绘瓷，称之为广彩瓷。

广彩瓷从出现之初，就是一种以直接销往海外为目的的产品。十八世纪中叶向欧洲出口的数量最大。美国旅行者Willlarn Hickey（威廉哈克）1769年参观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工场，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一间长厅里，约二百人正忙着描绘瓷器上的图案，并润饰各种装饰”。当时广州类似的各种工场数量多达百家，说明了当时外销瓷的数量之大。

“西洋重华瓷”。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那些生活在油画里的外国人为什么对杯杯盘盘、坛坛罐罐抱有如此的深情。法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内修建了托里阿诺宫(Trianon)，专用于陈列中国青花瓷，其继任者路易十五的宠姬蓬帕杜夫人及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更是中国瓷器的狂热爱好者。英国女王玛丽二世也是一位中国瓷器鉴赏家，当时的人记载她习惯于在宫廷中摆设大量的中国瓷器。萨克森王国、西班牙王国以及意大利等国王宫都收藏有数量众多的瓷器，甚至有些君主死后以瓷器陪葬。

欧洲人深爱广彩人物画瓷器

广彩瓷的彩绘内容融合了西洋油画技法，多用金彩，设色绚彩华丽，对习惯了温润素丽的清代中国人来说，有点儿太农家乐了。但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卓越尝试，习惯了在商海中打拼的广州人，对于一切能够引发市场反响的风格和技法，都不吝于大胆尝试。世俗的评价对于他们来说，当然并不是不重要，但相比于客户的需求和时代的呼唤，有时候需要多一点冒险精神。毕竟本质上，广彩是一种订制化的产品。客户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再正常不过了。

18世纪，广彩艺人用作绘制底版的图片，主要包括欧洲的油画、铜版画、素描，甚至漫画和讽刺画、书籍插图等。这些图像在昏暗的船舱中经过漫长的海上颠簸，被送到一批批之前对它们一无所知的东方陶瓷画师手中。外来的式样刺激着画师们的神经，那些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和世俗生活，那些陌生的山脉、峡谷、橄榄油和葡萄酒，给他们的手腕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成功地绘制出了从风格到色彩都和中国传统陶瓷绘画明显不同的样品，立体、透视、明暗，让初次见到它们的国人大为吃惊。

关于广州的外销瓷，关于广彩，能讲的故事很多。但当我又一次站在这巨大的玻璃柜前，迷住我的，是上面那些花花绿绿的人物。当中，出现了一口巨大的广彩碗。穿着长衫，戴着软帽，把玩着文房和乐器的古代官人与仕女，正用他们惯有的波澜不惊的神情，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而这些也深受欧洲人喜爱。

用上了中西融合的手法

大约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广彩的人物表现形式开始有广州的独特风格，也即将西方元素或技法与传统、本土的元素巧妙融合。到道光年间，广彩行业后来称之为“长行人物”的风格出现了，这是唯一在广州出现的独特格调。它的人物像头用红线条表现，眉目用黑色，五官表现清楚，姿态各不相同。人物的服装和衣纹不同于传统国画形式的先勾轮廓后填色，而是用色釉直接绘画，并且用颜色绘出衣纹的深浅明暗和衣服上的花纹图案。这类作品常用楼阁来表现大件产品的人物，以使人物数量的增加显得更加和谐自然。“金殿比武”“鸿门宴”这样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故事，漂洋过海地去往欧洲，呈现在收货人案头，收获他们的点赞和评价。

有航海文化的研究者认为，广彩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富足、极乐”的迷离想象。我们从当时欧洲一些仿制的瓷器上，就能很容易地看到这种影响。那些瓷画中的中国人，常是叼着烟杆，提壶品茶，悠闲地在美丽的庭院中消闲享乐。

就像我们今天不能判断被网络连接的另外一台电脑前，坐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器那样，两三百年前这种跨越大洋的图像式传播，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失真的问题。中国的陶瓷匠在点下发送键送上国际贸易互联网的《西厢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后，常常在一次次转手带来的信息衰减中被简化为纯粹的人物图像。中国人无法理解那些长着翅膀的小孩为什么一定要光着屁股，而西方人也宁可高声传颂一个今人几乎没有听说过的叫铁中玉的古代中国人，而对真正的超级网络大V张生和崔莺莺视而不见。

无论怎样，经由广州口岸远赴欧洲和美洲的广彩人物画瓷器，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根纽带。它在历史上的光辉，在未来的价值，可能还远远没有被我们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