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咖啡馆·名人堂

1972年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广播电台记者，在早上8点结束夜班后，会经常去“阿拉斯加”咖啡馆吃早饭。在那个时间，交响乐团的乐手们会在那里发牢骚，直到离排练开始只剩半小时才起身。而当他们离开后，这里就挤满了穿着黑罩袍的律师，读着简报等待开庭。在那之后，这里的主角则换成了阅读剧评的演员们，以及把孩子送去学校后亟需一杯咖啡的疲惫的母亲们。以墙边架子上各种语言的报纸作为装饰，伴随着研磨咖啡豆的噪音，这里轮番上演着一幕幕人间喜剧。与此相比，“阿拉斯加”的点心饮品就不是那么出众了。

我在那里了解到，那些最好的咖啡馆，总是活在老朋友的叹息中，像是维也纳的“庄园”咖啡馆（Herrenhof）、柏林的“罗马”咖啡馆（Romanisches），以及纽约下东区东百老汇大街165号的花园餐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那里写下了他的长篇传奇。换句话说，在这个人们大声啜饮星巴克纸杯的年代，那些最好的咖啡馆残存于某片带着芬芳回忆的薄雾中，让我们虚弱的文明苟延残喘。

柏林的罗马咖啡馆

萨查尔·M.平斯克（Shachar M.Pinsker）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希伯来学者，他相信历史上是六个城市的咖啡馆塑造了现代的犹太文化。这样的观点听起来不同以往，而在《浓咖啡之味》（A Rich Brew）这本书中也有丰富的事实以及八卦吸引读者全神贯注，除了一些只有挑剔的人才会留意到的遗漏，比方说那家气氛忧郁的“阿拉斯加”。

《浓咖啡之味》

平斯克的叙述从范科尼先生在敖德萨开的咖啡馆开始，这家意大利咖啡馆并不欢迎女性顾客，时而也将犹太人拒之门外。1891年，年轻的沙勒姆·亚拉克姆从基辅来到敖德萨，身无长物的他在这家咖啡馆一角找到了一张大理石桌子，他在那里写下的短篇小说日后成为了意地绪语文学的基石。在黑海边上的咖啡馆还会发生什么？平斯克从咖啡馆常客留下的信件里发现，他们“从早到晚讨论政治……阅读世界各地的报纸……预测各种外币和股票”。艾萨克·巴贝尔发现范科尼先生的铺子“就像赎罪日的犹太会堂一样”。直到列宁的政委们把它关闭为止。

华沙的咖啡馆更加不修边幅，由此产生了很多关于卫生问题的段子，但它们同样是文学巨匠的孵化器。有一位咖啡馆店主强行向新顾客发放他刚刚写的小册子。作家们常常会在“科提克”咖啡馆开始他们的写作生涯，而当他们一旦能够承担“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布里斯托尔”酒店（此后成为了盖世太保总部）咖啡厅的价钱后，就会从“科提克”匆匆离开。华沙也有过夜总会咖啡馆，其中一家名为“茨图卡”，在纳粹占领期间仍然神奇地继续营业，并且根据平斯克的表述，它成为了“隔都里最热闹的店铺”。当顾客准备离开时，人们会提醒他“当心别踩到尸体”。

维也纳的咖啡馆在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土耳其人在1683年把咖啡豆留在了这座城市门口。到了1900年，维也纳拥有一千家咖啡馆，而人人都说“犹太人属于咖啡馆”。一位有代表性的常客是诗人彼得·艾腾贝格，他的邮寄地址就是中央咖啡馆，领班侍者会处理他的邮件。托洛茨基则是在中央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里谋划他的俄国革命。

19世纪下半叶的维也纳中央咖啡馆

20世纪中期的维也纳中央咖啡馆

在两场世界大战之间的某个柏林咖啡馆，你可能会遇到未来的电影导演比利·怀尔德与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正在抢位子，而小说家和医生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也在为诗人们提供免费医疗。一切社交生活都在那里发生。纽约的犹太咖啡馆也同样富于文化气息，第二大道的“斯特朗斯基”咖啡馆的广告自称是“东区最漂亮的餐馆，艺术名流云集”。剧作家们在“王室”咖啡馆等待他们的评论出炉。“赫里克”咖啡馆在赎罪日仍然开门成为了一件丑闻。在平斯克这本书的诸多插图中，有一张珍贵照片拍下了人们在纽约犹太咖啡馆的一个经典姿势——一条胳膊往后搭在椅背上，悠闲而懒散。

《浓咖啡之味》中最抒情的一章专门留给了特拉维夫，作为一个在1909年始建于沙丘上的小镇，它一直依赖附近雅法的阿拉伯咖啡馆，直到迪曾高夫街醒来并闻到了咖啡香。特拉维夫的招牌咖啡馆是“罗尔”和“卡西”，两者都一直营业至黎明，让移民文人们能够结束他们的争议。诗人利亚·戈德伯格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一篇专栏中，将她常去的咖啡馆描绘成一间悲惨的鸟舍：“每只鸟的脸上都描画着过去的外国风景，以及对它不得不离开的世界的怀念。”我曾经是戈德伯格的学生，她就住在她的咖啡馆旁边的街角，那里是她的第二个家。

特拉维夫迪曾高夫街上的咖啡馆

很少能有像是平斯克先生提出的犹太文化在咖啡馆中诞生这样的学术论调能够令我如此信服。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它可能也应当如此。然而，因为这本书仅限于六个城市，他也令人担忧地忽略了布达佩斯的咖啡馆，犹太人在那里成为了摄影和核物理的先锋。以及布加勒斯特，那里的文人将其称为“南方的巴黎”。

当然，还有巴黎本身。怎么可能有人会遗忘巴黎？那里的咖啡馆是德雷福斯事件的战场，交锋各方都在各自地区安营扎寨。1945年之后的哲学复兴是由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和雅克·德里达在马亥区的各个咖啡馆开始的。更早而且意义无比深远的一件事发生在1881年夏日，一位名叫艾利泽·本-耶胡达的立陶宛学生与一个朋友在蒙马特尔大道的一家露天咖啡店坐下，首次用希伯来语进行了现代的交流，标志着这种语言转变为当代语言，并建立了以色列国的语言基石。根据我的探索，那一刻不是发生在“疯兔”咖啡馆就是在“黑猫”。但是，在那里并没有留下纪念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