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体现文化风尚与审美喜好

殷墟横跨洹河两岸，自1928年以来，考古学家已在这里发掘出丰富的殷代文化遗存。妇好墓位于殷墟中心小屯村北略偏西百米处，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侧，规模中等，未经盗掘，随葬器物极为丰富。根据地层、随葬器物形制、铭文及其与甲骨卜辞的参考比对，发掘者认为此墓属于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庙号称“辛”。

妇好墓中曾出土一件短辫玉人（编号M5：372），高8.5厘米，黄绿色斑驳玉质，双手抚膝，呈跪坐姿势。玉人面部扁平，五官清晰，头顶束发一周，在中心结成短辫，垂于脑后。身下两腿间有一较大圆孔，孔径1厘米、深0.8厘米，可供插嵌，当作配饰之用。玉人周身阴刻纹饰线条，似为衣纹，高领贴体窄长袖，装饰华丽，也映射出当时的审美和文化风尚。

妇好墓出土明确为人形的玉石圆雕计5件，基本表现为粗眉、臣字眼、低宽鼻梁、面部扁平，为典型的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这几件雕像用材不一（玉三、石一、孔雀石一）、衣着发饰均有别，似乎代表着不同的性别、社会阶层和年龄段，但均双手抚膝，臀部垫于小腿和脚后跟上，呈跪坐姿势，反映出当时习见的一种日常体态。此种坐姿或称为跽坐，一方面给人以正襟危坐的感觉，另一方面会对膝盖和前脚掌带来强烈压迫，长久下来不免受伤变形。在殷墟商代墓葬中，大量人骨的足骨部位都可见明显的跪踞面，应与长期的跽坐习惯相关。安阳西北冈大墓中出土的跪坐石人残像和石虎首人身跪姿立雕，都表现为明显的跽坐造型，为这一不分阶层和身份的日常生活习惯提供了更多佐证。

商代甲骨文中的一些象形文字，如女、母、邑、兄、祝、鬼、飨等，均像人跪坐形，这些字的涵义涉及女性、祭祀、饮食等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也为跪坐的日常性提供了有力的旁证。2004年安阳大司空村18号墓发掘出土一件龟甲，其中一端嵌入一个石制跪坐小人，不禁让人将这种日常生活习惯与龟甲占卜和祭祀相连。

这件短辫玉人还可以提供更多信息。玉人四肢外侧各饰双钩阴线蛇纹一条，蛇首弯折延伸至肩背和腰侧。作为自然界的常见动物，蛇与人类关系密切，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便是蛇在古人心目中重要地位的体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一件大型灰陶盆，口沿内侧环绕细长蛇一条，蛇身外侧均布鱼纹，显示出与水的密切联系。在商周器物纹饰中蛇身或作S形，或盘身卷起，一般头略呈三角形，主要作为配饰出现。偶有作为主纹或主要构成元素出现者，此玉人即为一例。同墓出土另一件玉人也令人印象深刻（编号M5：371），腰插宽柄形器，头戴卷筒形发冠，两股外侧亦各饰蛇纹一条，其中一条顺宽柄延展，构成重要装饰。

玉人背面双钩阴线对称云纹，凸显出背部的线条。云纹通常为圆角曲线，时而舒展，时而卷曲，有时出现方角，与雷纹相淆，不易区分，被并称为云雷纹。云雷纹常见于商周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装饰，妇好墓出土大量装饰复杂的“满花”铜器，不管纹饰深浅，概不能外，典型如妇好鸮尊、圈足觥和司母辛四足觥。而同墓出土众多动物形玉饰上亦常见阴刻云纹装饰，如玉熊、玉虎和玉象等。同样类型的卷曲线条出现在鸟类形象之上通常被视为羽纹，或者说卷曲的云纹也被用来表现羽毛的纹理，如前述鸮尊的双翼。云卷云舒，变化无端，云纹在器物装饰上得到如此普遍的应用，或许寄托着当时人们对天和神的想象。

玉人胸前阴刻兽面纹，兽面平铺，占满整个胸腹。与前述蛇纹、云纹和面部的臣形目不同，玉人胸部和领缘的纹饰为单线刻划，不用双钩。考虑到整件玉器雕刻的完成度，似为有意区分。宋代学者根据《左传》《吕氏春秋》等文献对“饕餮”之名的记载，将商周青铜器上一类裂口巨目、弯爪大角的兽面纹饰称为“饕餮”，并认为该纹主要寓劝诫意。但因后世发现的此类纹饰实则形式相当多样，非“有首无身”所能概括，故“饕餮”一词逐渐被笼统的“兽面”所取代。商代早期的兽面纹主要以条带形式出现，至商代后期，兽面一举成为占据器表主要位置且大面积分布的主纹饰，以鼎觚爵斝为代表的常规器型尤其如此。此件玉人胸前的兽面线条简洁，两只大角弯成“几”字形，兽首下方以勾云围成倒三角，应为蝉纹与兽面纹的结合。蝉作为常见的夏季鸣虫，因脱壳后宛如新生，被赋予十分特殊的意义。其形象在商周时期的遗物上经常可见。兽面纹与蝉纹结合，一方面可能丰富了纹饰内涵，另一方面也为器物装饰增加了新的纹样。

妇好墓出土随葬器物共1928件，其中铜器468件（未记小铜泡），礼器（青铜容器）占比接近45%，且大多数铸有铭文；玉器755件（未计少量残片），大多出于棺内，出土时表面沾有红色漆皮或朱砂。不管是作为国器重宝的司母辛方鼎、大型方斝、偶方彝、三联甗，还是造型别致小巧的各类人物、动物形玉雕像，妇好墓出土器物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层的奢华品位和手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准，对于判断同时代器物具有重要的标准器价值。从此件出土玉石人像的衣冠发饰和跪坐姿态，我们不仅能一窥当时的冕服制式和日常举止，其衣着纹饰的每一道线条、每一个图样都刻进了当时的文化风尚与审美喜好，即使是放在殷商王朝的宏阔背景下，依然那么独特而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