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雕塑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改变并定义空间，但在不同时代，它们改变和定义空间的方式与程度并不相同。时髦的抽象雕塑不是太大，就是太突兀，给人的感觉是它们被放错了地方。但即便如此，也没人认为应该继续塑造以英雄人物为原型的纪念碑式雕塑。
时代的确变了，而且变化是不可逆的。这种变化不但反映在审美观念的分化上，也反映在人们追求道德和历史象征的热情持续衰退的过程中。
纪念碑式的雕塑不再能够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广场也不再是市民公共生活的中心。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大城市逐渐形成多中心格局，卫星城镇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内城和老城的地位。内城和老城失去了对城市历史叙事和审美品位的控制权。
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关切，从广场和街道退回到了自己生活的社区，对公共政策的辩论——如果还有的话，也从广场转移到了网络。被本地居民抛弃的城市中心，成了游客最集中的地方，那里的服务设施也根据人群的变化调整了原有功能。广场不再是公众集会的首选场所，公共厕所、停车场、纪念品商店和快餐店这些旅游服务设施，变成了市中心的功能枢纽。
如果说原有的纪念碑式雕塑还能引起争论的话，争论的核心也变成了把它们当作不合时宜的历史遗迹保留下去，还是根据新的解释潮流拆掉算了。
宗教雕像以复杂完备的象征系统给空间施加了强有力的定义。但只要它们失去宗教功能，寺院就会变成博物馆，这些雕像就转变为纯粹的工艺品，从而失去全部的神圣性。智化寺，北京，2018年。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1990年代苏联垮台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拆除了大量列宁、斯大林和本国共产党领袖的雕像。20多年后，美国也兴起一股拆除雕像的潮流。马里兰州拆掉了一座前最高法院法官的雕像，路易斯安那州拆掉了4座美国内战时期的历史人物雕像，围绕要不要拆掉罗伯特·李的塑像，弗吉尼亚州差点发生了暴力冲突。要求拆掉这些雕像的理由都是：它们的原型支持蓄奴。
不管是留下还是拆掉纪念碑式雕塑，问题都不在审美。没人议论它们的风格、手法，以及它们与周围的环境是否协调，人们只是着眼于这些雕塑所代表的价值，以及这种价值如何规定城市居民与城市历史和现实的关系。
在苏联时代，社会主义卫星国树立的列宁和斯大林雕像有多重含义。这些雕像既是超国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模式化表达，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际政治的缩影，因为列宁和斯大林都兼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和苏联领导人的双重身份。
二人的雕像遍布东欧各国，意味着苏联作为意识形态宗主国在东欧的象征性在场，其数量也和苏联的影响力成正比。对东欧国家的城市居民来说，它们象征着多重强制：既有国家对个人的强制，国家对国家的强制，也有历史对现实的强制。
大多数推倒雕像的行动都发生在政治转型刚刚开始，未来还很不确定的时刻。换言之，推倒列宁和斯大林雕像，是当时席卷东欧各国的政治抗议的一部分。
和2010年代准备推翻雕像的美国人不同，1990年代东欧各国居民迫不及待地推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并不是基于身份政治，而是为了表达一些传统得多的政治诉求。东欧的抗议者面对的局势也比当代美国紧迫得多，危险得多。
相比之下，在美国拆除一座雕像，只是激活公共讨论的一种方式。不管树立一位19世纪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雕像的初衷是什么，即使这座雕像今天真的还能带来某种心理创伤，也不会有人相信，这种创伤能够通过推到雕像得到疗愈。
孙中山的雕像不但是对他本人的纪念，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象征，因此往往位于旅游景点。黄埔，广州，2009年
城市规划总是通过对符号节点的安排，让城市格局与对城市历史的阐释联系在一起，但城市以其超长的时间尺度和不断扩散的空间形态，反过来稀释符号节点对城市历史的阐释，中断规划者的议题设置，从而不断接纳更多元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这就是城市生长的方式。
大多数户外雕像都会慢慢变旧，如果所在城市盛行酸雨的话，这个自然的进程还会加快。对那些纪念碑式雕像来说，损耗不仅发生在雕像表面，雕像还会在符号层面发生其所指的消散现象。
这个自然消散的过程可能会因为两种相反的力量得到修复。市政当局的强调和反对者的异议，都会继续锁定乃至强化一座纪念碑式雕像与其初始象征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无论如何，只要不被反复重建（或反过来，被反复推翻），雕像所承载的道德和历史象征就会逐渐淡化。
雕像周围的植物会持续生长，雕像和周围环境的比例会发生变化。曾经凸显的事物会退隐，日常生活会蚕食符号空间的边界，空地的功能也会转变，直到它们被纳入另一种逻辑为止。
总有一天，雕塑会失去定义空间的能力。它们曾经以自己超出周围事物的体积，强迫行人仰视并接受它们的历史叙事，但时间会削弱这种强制的力量，迫使它们退居为意义含糊的背景。
作者：南音（作者系摄影师，现居上海）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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