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库贝利克已经回家，音乐可以开始了

当我走进拉法埃尔·库贝利克在萨伏伊酒店的套房时，他正在看温布尔顿网球赛。“你是网球迷？”我有点惊奇地问道。“不，”他摇了摇头，“只是为了她。”

那是1983年，玛蒂娜·纳芙拉蒂洛娃在那个夏天正处于巅峰期。“她一定会赢，”库贝利克用指挥要节约排练时间时的那种斩钉截铁的语气说，“有一天我的国家也将获得自由。”

他在1948年2月飞离布拉格，直到即将在伦敦降落时他才敢告诉妻儿，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他们的祖国，而他们也已经无家可回。阿德里安·博尔特爵士作为当时音乐界的绅士，为库贝利克提供了在BBC交响乐团的工作，但这位流亡的捷克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并不缺乏可供选择的出路。

库贝利克选择了芝加哥交响乐团，在那里待了三年后，被一个“下笔歹毒”的乐评人（他的原话）和一群因为他演了一部黑人作曲家的交响曲而憎恨他的董事们赶走了。回到伦敦后，库贝利克在萨德勒之井剧院指挥了雅纳切克歌剧《卡佳·卡巴诺娃》几经拖延的首演，由此开辟的道路引领他在1955年成为了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这份工作也没维持多久。在将皇家歌剧院提升至世界一流水准，首次完整上演了柏辽兹《特洛伊人》，并把琼·萨瑟兰和强·维克斯培养成大明星后，由于托马斯·比彻姆爵士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充满了对“三流外国人”的抱怨的文章，最终导致库贝利克于1958年离开了那里。他前往慕尼黑执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与他一起远行的澳大利亚女高音艾尔西·莫里森此时已经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两人相伴到老。

伦敦交响乐团由于巴比肯音乐厅噩梦一般的音效带来的沮丧情绪促成了库贝利克在1983年7月的回归，乐手在那里互相听不到彼此演奏的声音，而观众也每周俱减。经验丰富的库贝利克把弦乐的后排用木质平台垫高，在一组勃拉姆斯交响曲音乐会中他展现的柔美音效以及毫无做作的优雅，至今仍然在我的记忆中生动鲜明。库贝利克是一个看似笨拙的高个子，头发时常乱蓬蓬，是我见过的最不讲究外貌的指挥大师。

拉法埃尔·库贝利克

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出版了他在该公司录音的完整套装，一共是64张CD，大部分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录制，这些录音使我再度确认了那种有机的音乐演奏方式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那里演奏者不仅被充分信任，更是以库贝利克坚实的自信作为基石，让他们积极去冒险。这套CD中由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卡尔·雷斯特担当独奏的莫扎特单簧管协奏曲展现的自然节奏与极致自由，宛如置身于莫扎特本人的沙龙。

让我快速罗列一下那些不应错过的杰作。库贝利克对汉斯·普菲茨纳的《帕勒斯特里那》的诠释在唱片录音中无出其右，与之同等的还有他的舒曼交响曲（尤其是“莱茵”）、斯美塔那的交响诗和《我的祖国》，以及德沃夏克交响曲全集，以《我的故乡》序曲收尾，令人心情沉重。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库贝利克那里首次听到勋伯格——硕大无朋的《古雷之歌》、或者是与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合作的钢琴协奏曲，以及与兹维·泽特林合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个套装中也收录了两部卡尔·阿玛迪乌斯·哈特曼的交响曲，展示了库贝利克对这唯一一位展示了反纳粹抵抗精神的德国交响乐作曲家的敬重。他指挥的雅那切克规模较小的作品摆脱了常见的过度田园诗化的演绎。唱片爱好者们不应错过它们。

但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那些马勒交响曲。与伯恩斯坦在纽约的马勒几乎同时录制，库贝利克的马勒全集一直处于伯恩斯坦的强光带来的阴影之下，很少会有人提到他所达到的独到洞见。马勒的讽喻意味很少能够得到如此透彻的展示，例如在第一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当葬礼进行曲变成一幕肮脏的狂欢的时刻，以及在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乐队首席用廉价的乐器演奏，象征着一个沉稳的社会中外来的威胁。在第三和第七交响曲中展示的波希米亚山野风光，就像库贝利克的德沃夏克或斯美塔那那样动人。只有在铺陈夸张的马勒第二和第八交响曲，伯恩斯坦才更占上风。

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的库贝利克套装已经上市

库贝利克的录音应该比这64张CD更多，已故《经济学人》德国部负责人乔纳森·卡尔曾经跟我提到，在他一生中听过的超过70个不同版本的《纽伦堡的名歌手》中，库贝利克的演绎不同凡响。但是迪特里希·费舍尔-迪斯考因为担心托马斯·斯图瓦特可能会取代他成为最受欢迎的萨克斯一角演绎者，说服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取消出版这个录音。库贝利克从来不是一个热衷争斗的人，对此也就默许了。在德沃夏克全集唱片封面上，他的肖像显得沉默而尴尬，似乎在快门按下之前他就想抽身逃离。

我最后一次看到库贝利克是在1990年5月，苏联解体后的首个布拉格之春。那时我在布拉格小城区的一座教堂里，等待一场室内乐演出开场，演绎三位曾经被政权压迫的老作曲家的作品。当时的气氛仍然令人不安，人人都觉得秘密警察仍然无处不在，他们还在暗地记下名单。场内突然安静下来，一个年老后略有驼背的高个子，从教堂后面走到第一排，与作曲家们一一握手，然后坐在他们当中。库贝利克已经回家，音乐可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