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以丁香花名冠京城，位列北京三大花寺之中。殊不知，另外一座花寺——西山大觉寺的玉兰树下，也埋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帝僧恩怨。说到西山大觉寺，无非是这样些说辞：千年古寺，皇家敕建，名人眷顾，古迹甚多。因其中有古玉兰树一株而闻名。这株玉兰树的名气之大缘于两点。其一，它是大觉寺首任住持迦陵性音和尚亲手栽种，据说，树苗来自四川，跨越半个中国，落户大觉寺四宜堂。其二，这株玉兰花开格外美丽芬芳，花大如拳，洁白如玉，香气浓馥。
但凡名寺，都会与某些高僧相关，因为毕竟不是荒野小庙，配得上在敕建寺院住持的僧人一定是当时修行深厚的大德高僧。大觉寺与两位高僧渊源深厚，一位是明朝大国师西天佛子智光，另一位是跨康熙、雍正两朝的大觉寺住持迦陵性音和尚。而迦陵和尚恰恰就是大觉寺里隐藏的一段帝僧交往的悲剧故事的主人公。
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之中，清朝雍正皇帝对佛教的崇信程度，绝对可以位居前列。《御选语录》中写道：“朕少年时喜阅内典，惟慕有为佛事……”。成年后，他不仅认真研究佛理，还交结僧衲。对佛法有一定的了解之后，这位雍亲王便想要寻找京师内高僧切磋。众人便向他举荐了当时在京西大千佛寺演法的禅僧迦陵性音。
迦陵性音是何许人也？
今人评价迦陵和尚，称其为清代早期一位著名的禅僧。其生年不详，俗姓李，法名性音，别号吹馀，迦陵是其字，平生以字行。他青年时便依止高阳寺毗庐真一禅师受具戒，后来南游，参禅临济宗尊宿杭州理安寺梦庵禅师，因悟性深彻而得授衣法印，成为临济正宗第三十四世嗣法传人。迦陵一生行脚广泛，弘法参学遍及众多著名寺院。据说迦陵和尚不仅对佛理参悟独具心得，达到了圆通之境，而且能阐发微妙，有好口才。有记载说他“智逞无畏，说纵无碍，辩演无上菩提以祝无量”，使听者“每于捶拂之下，不独耸耳，且乃惊心”。康熙五十四年(1715)冬，他在京师柏林寺讲法，“竟若决江河而莫之御：无一处不发人之未发，无一句不闻人之未闻；会下五六千指，皆恍然自失，无不欢喜踊跃”。他一生著述甚丰，有《宗鉴法林》《是名正句》《杂毒海》等百余卷佛教内、外典籍传世。
然而，与雍正的相遇使得这位高僧晚节不保。
因与雍亲王相谈甚欢，迦陵和尚成卫府内常客。故而自康熙五十一年至康熙五十九年，迦陵和尚与雍亲王胤禛的亲密关系大约持续了九年，迦陵和尚经常出入潜邸帷幄，讨论佛法，或者还有其他参谋，但不得而知。至康熙五十九年，他们二人的关系达到最热络的时期。那年大觉寺由皇家“特加修葺”后，雍亲王力荐迦陵性音任该寺主持。当年秋九月，雍正亲自撰文并书丹《送迦陵禅师安大觉寺方丈碑记》，在记文中盛赞迦陵“净持梵行，志续慧灯，闲时偶接机锋，不昧本来面目，是可主法席而能以宏阐宗风者也”，这可以说是雍正帝对迦陵和尚修行佛法境界的最高赞赏。该碑今天安放在大觉寺南碑亭，碑文书写是雍亲王的亲笔，遒劲洒脱，大气脱俗，历经三百年，感染力依旧。
然而，雍正登基之后，这位与新皇帝有着特殊关系，本应是宠冠京师的大和尚，却突然辞卸院务，扔下诸多徒子徒孙，于雍正元年春，“飘然而南”，过起了“一瓢一笠，山栖水宿，居无定止”的被迫放情云水、自行逃逸的生活。
为什么说是“自行逃逸”？雍正登基后，迦陵和尚还活了四年，此间，雍正尚未修理他。但那期间定是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控制了这位禅僧，令其骇然。迦陵和尚逃南后几乎是过了四年居无定所的生活。实际上，他过的是一种胆战心惊的逃亡生活，唯恐雍正抓他，直到雍正四年（1726）秋，才回到江西庐山归宗寺，独居静室，闭门不问世事，并于当年九月二十九日，以微疾小恙示寂。他这最后的四年应该是惶恐不安、缄口不言地熬过的。
一代高僧缘何落得如此下场？时人众所纷纭，究其原因，怕是雍正的性情所致。
雍正确是个翻来覆去随时变脸的人，在不同的位置难免以不同的面孔示人，在潜邸和朝廷完全是不同样貌。这就是那类你不可与他关系过于密切，不可知晓他过多隐私的人。你和他的亲密可能导致他对自我保护的过度反应，他可能认为你知晓的太多，对他的威胁也太大，难免心生厌恶。
迦陵和尚南下流亡尚在人世的最后四年，雍正并没什么表示。在得知迦陵圆寂之后他曾上谕：“且若以旧邸熟识僧人，仍令主席京师，天下或以朕有好佛之心，深有未可。”又说：“而性音亦力辞归隐，遂安禅于庐山隐居寺四年。于兹谨守寺规，谢绝尘境，即本省大吏尽不知不闻也。”由此可知，雍正忌惮天下人怀疑其谋位的合法性，极力撇清沙门参政之嫌，迦陵跑到庐山，当地官员都不知道，皇帝更是什么也不了解。是不是这么说反而是欲盖弥彰，而迦陵南遁是不是正应了现代人的那句话——“你知道的太多了”？
雍正言道：“以朕嗣登宝位，凡体国经邦，一应庶务，自有古帝王治世大法。佛氏见性明心之学，与治道无涉。”这时候雍正对迦陵还是客气的，至迦陵圆寂，雍正更是封其为“大清国师”，赠谥“圆通妙智”，并令将其语录收入经藏。一时哀荣，也算不枉旧识。但几年后，风云突变，雍正称“朕从前失于检点，亦性音辜负朕恩处，著削去所赐‘国师’封号，其语录入藏者亦著撤出”。
为什么？因为雍正这个人心思真是缜密如针，他发现了迦陵著述中有不少潜邸时期雍亲王与僧衲交往的记录，而且其门人也是多嘴多舌，在迦陵死后为其鸣不平。这些岂是雍正这般性格可以容忍的，所以迦陵死后几年被雍正彻底否定也是不足为奇之事。
迦陵圆寂，雍正薨逝，这一段帝僧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乾隆没有放下，他对这位高僧是有好感的，说不定也是钦敬的，更可能认为不应该与一介僧侣如此过不去。他给不少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罪人平了反，何况这一介禅僧。一方面，平反体现其情怀宽厚，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当朝臣子看，昭显皇恩浩荡。
有一个传说，说的是迦陵和尚与乾隆皇帝有过交集。传说当年乾隆皇帝曾到大觉寺修行，一次坐禅时打盹入梦，竟笑出了声音，当时负责寺内烧火的小和尚迦陵，操起戒尺便打了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仙阙少缘分，凡尘属寡人”，尔后悄悄溜回宫去。寺内的僧人都为迦陵捏了把汗，但是乾隆皇帝非但没有惩罚他，还特派贴身太监来拜见他。这个传说是不是为大觉寺做旅游景点而编排的故事不得而知，因为在迦陵与雍亲王的“蜜月期”，迦陵和尚是被亲王府从柏林禅寺请去的，柏林禅寺与亲王府距离比较近，迦陵出入王府如履平地，好学少年弘历与其相识或者听父王与和尚论道也是常理之事。但康熙五十九年寺院修葺完毕，迦陵真正入住大觉寺做住持时已是贵为住持的老和尚，不可能是什么烧火做饭的小和尚了，而乾隆当时还只是个叫弘历的少年，才九岁，不可能有这段参禅修行的故事。
迦陵和尚的衣钵弟子、大觉寺第二任住持实安法师曾为一幅迦陵和尚画像题诗一首，今天诗画均收藏在大觉寺，是当年供奉于寺内“祖堂”之物。这幅画像的上端有“大觉堂上第二代继席法徒实安”题写的《老和尚像赞》一则，倒是反映了徒弟对自己的师父结交皇权导致不良后果的不满。
像赞曰：欲要赞，只恐污涂这老汉。欲要毁，又怕虚空笑破嘴。既难赞，又难毁，父子冤仇凭谁委？不是儿孙解奉重，大清国内谁睬你！咄，这样无智阿师，怎受人天敬礼。后人解读这首诗，认为是揭示迦陵与雍正帝关系本质的概括，似乎还欲言又止地泄露了那么点“天机”。这则像赞中，使用的是禅宗“棒喝”方式，表达了弟子对老和尚过于牵绊天下君王而走偏了出家人的路线的不满，明明是被赠谥“圆通妙智”，但后来又因“有失检点”被削去“国师”称号，到底“有智”还是“无智”，一团糊涂，“怎受人天敬礼”？而且，不是我们这些徒子徒孙敬奉你的话，大清国内无人理睬，这就是你结交大人物的好下场！而“父子冤仇凭谁委”一句，令人好生讶异也好生联想，这是不是暗指民间盛传的雍正帝通过激烈的内部斗争取得皇权大统之事？这种胡言乱语式的禅语透露出他弟子的慨叹，慨叹老和尚过多地参与雍正帷幄，以至于耽误了修成正果还伤了自身。
牵绊到俗世中的和尚必然是个悲剧，因为佛法的修行是超越凡尘的精神苦旅，如果标榜了“出世”的法则，又为“入世”找各种堂皇的借口，最终是伤了法体，而难免流陷于世俗的喜怒哀乐之中，不能获得真正的高僧大德美名。
机缘巧合，今天的大觉寺也如同它的清朝住持般，以另一种方式浸润在滚滚红尘的喧嚣之中，有美馔佳肴风花雪月，还有各种所谓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品茶、古筝，充溢着世俗的欢愉，但不能免俗于商业利益的围绕，因为它早已不再是宗教场所，只是文物景区。一个变身文物场所的佛教寺院迎合并没有佛教信仰的游客们吃喝玩乐之余，接受一点儿他们自求其利的许愿和布施，这难免令我联想到迦陵和尚涉于俗世的忧思，那一定是他“飘然而南”的四年里一直反思的问题。
本文摘编自《北京的隐秘角落》，作者陆波，原文标题为“一代国师，怎落得大清国内无人睬”，社科文献·甲骨文书系。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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