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西方经验与建筑的在地化：库哈斯谈近年创作与思考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无疑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同时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建筑师之一。除了建筑师之外，他甚至还被冠以思想家的名头，当然，他自己也表示，“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他的建筑设计以及建筑理念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在冲击着人们对建筑的认知。而作为北京中央电视台新址的设计师，库哈斯也因为这栋极富争议性的大楼而为国人所熟知。2018年9月7日，应中央美术学院邀请，库哈斯在央美美术馆进行了主题为“近期创作与思考聚焦”的演讲，与到场的听众分享了他在近年来的一些作品，以及他想通过作品表达的思考成果。

在当天早些时候，库哈斯还参与了央美的“普通乡村”（Generic Village）论坛，提到了他将在2019年9月发布的“乡村的巨变”（Radical Changes in the Countryside）。可以说，乡村问题也是库哈斯近年来创作研究关注的焦点。而在晚间的演讲中，库哈斯谈论的作品则更多还是某种意义上的城市建筑。普通乡村的“普通”（generic）一词，也常译为“广普”。除去广普乡村，库哈斯在他的《小，中，大，超大》（S, M, L, XL）一书中提出了“广普城市”（Generic City）的概念，日裔美国学者三好将夫（Miyoshi Masao）在同库哈斯的对谈中将其概括为丧失识别度、日趋同质化的城市景观。而显然，库哈斯在介绍他的作品时，有意识地在强调这些建筑的某种在地化特征，并根据当地的文明积淀，重新审视历史与现代文明的关系。

1944年生于鹿特丹的库哈斯，儿时所处的是经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摧残的生活环境，按他的话来说，那个时候欧洲的生活环境是“混乱、贫穷而且戏剧化的”，是“一种不幸的体验”。8岁时，库哈斯曾随家人移居印尼，为了“过上像当地人一样生活”，还选择了加入当地的童子军，在他看来这是一段对他人生影响颇大的经历。尽管只在苏加诺治下的印尼生活了三四年，库哈斯还是非常乐于强调自己的亚洲背景。在1968年之前，库哈斯并没有过多接触和建筑相关的内容，反倒是当起了记者和摄影师，他热衷写作，而且喜欢看电影，曾经写过剧本，他的镜头也记录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但库哈斯强调，自己不是用一种叛逆者的视角来记录这段历史，而是作为一个冷静的记者去观察身边发生的事情。

1967年，经历了莫斯科之旅的库哈斯决心成为一名建筑师。而在经历了多年的成功与争议后，库哈斯在近年来开始反思建筑的某种基本法则（fundamental）。在2014年策划威尼斯双年展时，库哈斯就尝试回溯各国的特色建筑如何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日渐流向同质化，他强调，在新的沟通模式和沟通工具（如互联网）出现并盛行的当下，建筑师应该重新思考人和建筑之间的关联。翻看当时威尼斯双年展的报道，不难发现，库哈斯的思考核心始终围绕着建筑与人的关系，他没有把当代建筑纳入到展览之中，为的也是规避时下建筑展和当代艺术展览界限过于模糊所可能引发的误读。

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 

演讲中，库哈斯提到2001年的“911”事件，以及随后作为西方人恐慌反应的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在巨变面前，建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应该如何与建筑产生关联，成为了库哈斯创作的关切所在。得益于他儿时的亚洲经验，库哈斯把这种关切带到了西方以外的地区，在亚洲、阿拉伯国家、冷战结束之后的东欧乃至非洲，他用一种非西方的目光审视着这里的文化，并试图让他的建筑能够与不同文明的历史积淀产生关联。

北京央视大楼 

按照库哈斯的说法，最受中国听众熟知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其实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也同样具有争议，而他并不否认这些争议。具有亚洲背景的库哈斯在写作《小，中，大，超大》之前，从1987年开始就展开对亚洲城市的研究，当时他着手观察的是日本的东京。在他看来，亚洲作为一个在二战之后的现代化空白区域，在20世纪中后期迎来了一段高速的发展阶段，诞生了一大批新的建筑物。研究东京时，库哈斯有意识地回避那种带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人视角，他在和三好将夫的谈话中表示，自己不想去触碰那些西方人觉得美好的日本元素，转而投身对东京这座城市里那些不讨喜的元素的观察。而对于中国，库哈斯对北京的研究则从1994年就开始，他也曾经细致研究过中国的珠三角地区。他认为亚洲城市是最适合也最乐意操作所谓“白板”（tabula rasa）概念的，在珠三角，开发的步伐会在没有事先规划的情况下就开辟出一块空白的场所，建筑得以从无到有发展出来。

央视大楼与北京城市景观 

在与王澍的对谈中，库哈斯承认北京的CCTV新大楼是按照某种“美国经验”来完成的。但他否认这是在刻意制造城市景观的混乱，相反，他和他的团队希望做到的是让央视新大楼能与周围的环境相呼应，而让联系产生的方式，就是去做一个“中立”的建筑。演讲中库哈斯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点，他还展示了自己用相机拍下的一些有意思的图片，包括一位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草草记下的抒情段落，以及从旧街道望向施工中的央视新大楼时所呈现出的画面。类似的画面也出现在他对台北艺术中心的介绍中，在库哈斯看来，台北的街景看起来甚至比北京的还要“传统”，视觉上的“旧”更为明显，这也将让竣工后的台北艺术中心与周遭景观产生关联时带去更强大的视觉冲击。台北艺术中心的造价预算为38亿新台币，由一座可容纳1500人的大剧场和两个容纳800人的小剧场共同组成，三个剧场可以彼此打通，成为一个超大剧场。

台北艺术中心效果图

台北艺术中心剧场结构

台北艺术中心与台北城市景观 

但从库哈斯的讲座中，很明显能够听出，如今他的理念，与他之前提出“广普城市”和“超大”概念时稍有区别。过去库哈斯将“广普城市”和“白板”等理念付诸实践时，注重的是对当下的呈现。他拒绝传统建筑对美的追求，用中立的、非价值判断的建筑为当代城市景观赋义，用“超大”统合城市秩序。这种抛开个性的做法显然与他在思考东京的城市建设时提出的，对城市中不讨喜的关注有所关联。但如今，即便是在他眼中最符合“白板”、最适合创造“广普城市”的东亚，库哈斯也越发强调对传统的考量。在卡塔尔的多哈，以及在莫斯科，大胆前卫的设计依然还在，但在理念上，库哈斯不再拒斥对传统和历史的关怀。

按照2014年库哈斯接受方振宁访谈时的说法，他一向都关注并且对历史感兴趣。而让他开始“回顾历史”的原因，则是当下社会的发展，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在增加了人们接触历史信息的机会的同时，却又稀释了这种接触。在讲座上谈到这种人和历史的微妙关系时，库哈斯认为网络的出现事实上让人们对历史的记忆变得模糊，尤其在建筑领域，建筑史似乎不再受到关注。与之一同被遗忘的，还有历史的、民族的建筑所承载的文明内涵。这种对历史的回顾在他一个未完成、也永远无法完成的作品中也得到了体现。库哈斯在演讲中把叙利亚称作为一个“消失的国度”，本来他和他的团队要为大马士革古城这样一个汇聚了多种文明的空间提供一个建设方案，在这里，建筑会以考古遗迹和残垣断壁呈现出来，类似博物馆这样的建筑本可以成为某种管理古迹的手段。然而项目尚未付诸实施，叙利亚战事就爆发，ISIS的崛起让整个叙利亚物是人非。这不禁让库哈斯思考，在这样一种剧烈的变革面前，建筑在变局中应该又能够承担起什么样的角色？

卡塔尔国家图书馆 

在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库哈斯把一块理想的白板建构为一个融入了当地文明审美趣味的在地化建筑。在库哈斯看来，坐拥石油资源而暴富的卡塔尔，尽管只拥有30万卡塔尔人，但却还有一百多万的移民居住在这里，在他这看来是一个“包容度很高”的现代化国家。更让库哈斯感兴趣的是，在卡塔尔，人们会在一个交互的框架下讨论体育、教育、文化、艺术、媒体、科学等等议题，这启发了他和团队的卡塔尔国家图书馆设计方案。两块形状几乎完全相同的混凝土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广阔且开放的超大空间，在这样一座图书馆里，书籍是绝对的主角。开架的书柜整齐竖立在馆内，到这里阅读和学习的人们会被数量众多的书籍所包围，似乎也预示着某种程度的知识公开化与民主化。

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内部

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古籍存放处 

在馆内，天花板可以反射出地面的景象，如此一来就构成了两个建筑景观在同一空间之中的显现。库哈斯说，这座图书馆在设计时考虑了阿拉伯人对空间的想象，以及他们在建筑上对宏大空间的崇拜。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库哈斯也谈到了图书馆这样一种建筑对于激进建筑实验的作用。他承认知识的数字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就建筑和书籍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都是某种历史的叠加产物，建筑和书籍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会自我更新自我迭代。为了让书籍能够在数字化时代依然具有活力，一个集阅读、收藏、研究、合作等功能于一体的“激进的图书馆”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内部 

演讲最后提到的两个案例是莫斯科的车库当代艺术中心（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以及意大利米兰的Prada基金会艺术中心（Fondazione Prada）。这两处设计都是废旧建筑的再利用产物。莫斯科对于库哈斯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1967年他在那里游历，并被当时苏联那些风格独特的社会主义建筑所吸引，从而走上了建筑师的道路。车库当代艺术中心就是从一个餐厅所改造而来的，建筑本身充分利用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这些残留的建筑实存如今也保留在车库艺术中心里，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记忆载体而存在着。

莫斯科车库当代艺术中心外观

车库当代艺术中心内的前苏联建筑残留  

米兰的Prada基金会艺术中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倒不像车库这样富有断裂感和沧桑感，库哈斯在陈述设计理念时，也强调了这个项目本身并不是在试图做修复工作——事实上他在近年来也开始质疑西方的传统修复经验，他试图寻求一种“组织和发展的新方法”（在回应方振宁的疑问时如是说），以避免对传统的保护变成一种对发展的耽搁。也因此，Prada基金会艺术中心在库哈斯眼中更像是“保护”和“创新”的合奏。广场上涂抹着的金色，以及在不同角度会呈现与街景不同融合景观的白色塔楼，为这样一个合奏般的建筑空间带来更多的冲击和对立，并避免了人们单一地将建筑视作修复工作或者创新工程。

Prada艺术基金会效果图

Prada艺术基金会的白色塔楼

Prada艺术基金会墙体的金色涂抹

在库哈斯的演讲中，不难发现对立、冲击，以及处在其中的建筑元素的共存是他的作品所致力传达的理念，而他近年来的理念似乎也从过去极富创造性但也争议颇多的“广普”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在地化尝试。不过，尽管库哈斯对亚洲、阿拉伯世界以及东欧有着长期的研究经验，但他的“非西方视角”在不少作品中的展现，反而容易被当地人视作西方经验故意制造的混乱。或许从他一开始决定摸索亚洲及其他地区城市景观的“不讨喜”之处时，这种误读的可能性就已经注定出现。这种误读会为他带去争议乃至非议，也可能会反过来为当地的居住者们带去对合奏式共存的再思考。在讲座的最后，在被问及自己的创作是否在近年来开始走下坡路时，74岁的荷兰人干脆地予以否认。自认为不存在退步的库哈斯，或许在接下来还会继续给世人带去新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