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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谭夏阳
丰子恺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艺大师，一生涉猎广泛，著作等身，在文学、翻译及诸多艺术领域均有非凡建树。然而影响最大、最为世人称道的，还是他的漫画，他由此被誉为中国的“漫画之父”。
深厚的文艺修养，以及善于蓄收、融汇创新的艺术才能，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画风。他的漫画含意隽永，造型简括、画风朴实，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他的笔下，世间百态都饱含着真、善、美的人间情味。因此，他的画作令无数观者流连往复、眷恋生情，堪称是净化心灵的一剂良方。
之所以说丰子恺的画具有超越时空的魅力，是因为就算在浮躁的今天，他的“粉丝”也越来越多，大有不可竭止之势。然而回过头来看，我们又会发现，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第二个“丰子恺”，他仍然是“子恺漫画”独一无二的掌门人。是时代造就了丰子恺的独一无二吗？答案不置可否。
这里有时代的因素，同时更与艺术家自身的履历和性格有莫大的关系。纵观丰子恺艺术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艺术历程里有过三次重要的转向：两次在青少年的求学时期，另一次是中年变法。三次转向，大大改变他原先的艺术轨迹，使他超越了时代，跨越了自我，最终成就一代卓绝大师。
丰子恺像
丰子恺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他的祖上在石门湾开设了一家小染坊，名叫丰同裕染坊，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但丰子恺的父亲并不关心祖上的生意，只是一味埋头读书，应考科举。不过事与愿违，他赴考了几次，都名落孙山，令他郁郁寡欢，大有怀才不遇之感。
丰子恺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欢乐，同时为他的父亲带来了好运。丰子恺三岁时，三十七岁的父亲居然考中举人，全家大为振奋。可惜不久，他遭逢母丧，不能进京会试，而待他丁忧期满，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士制度却突然被废除。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由于自己的仕途戛然终止，丰父便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为此，他在家中设立私塾，又招收了几个亲戚家的孩子，开始课徒授业，亲自教丰子恺读书识字。
也许是出于天性，丰子恺自小就对线条与色彩有一种敏感。最早触发他产生绘画兴趣的是《千家诗》里的插图。千家诗每页上方都有一幅木版画，第一幅是大舜耕田图，画着一个人和一只大象，样子栩栩如生，十分形象，深深地吸引了丰子恺。
他越看越喜欢，惟一觉得遗憾的是图画没有颜色。他想，如果涂上色彩那该有多漂亮啊！于是，他向染坊师傅讨要了一些染料，在小盅子里溶化后，用笔蘸上染料往画上涂。他先涂一只红象，又涂了一个蓝人，再涂了一片紫地，画面立即变得鲜活起来。
为此，他开心极了。可是由于纸张太薄，颜料涂上去以后，一直渗透至下面好几层，把后面的书页都染坏了。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父亲发现了儿子的涂鸦，大为恼火，不由分说把他呵斥一顿。从此，丰子恺再也不敢在父亲面前作画，直到他九岁那年，父亲去世。
父亲的责骂，并没有浇灭丰子恺对画画的兴致。他把颜料偷偷地藏在楼梯底下，每到傍晚父亲去烟馆的时候，便拿出颜料，在楼梯底下的一张小桌子上画起来。由于没有摹本，他只好画些眼前的事物：小猫、小狗、小房子等等。有一次，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意外发现了一本人物画谱，他如获至宝，马上藏了起来。自此，这本画谱成了他画画最好的老师，一有空，就拿出来临摹，没多久，便把这本画谱描了一个遍。
父亲去世之后，丰子恺转到了另一家私塾就读。他把自己描的画拿给同学们欣赏，得到大家的一致称赞。同学们都来向他讨画，而他总是来者不拒，一概满足。那时候，描画是要瞒着私塾先生的，不想，他的两个同学在私塾里为了交换他的一张画而打起架来。先生终于得知描画的秘密，于是搜查丰子恺的抽屉，没收了他的画谱。谁知次日上学，塾师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丰子恺：“你能看着这样子，画一张放大着色的吗？”
他回答：“能。”
回家后，在姐姐的帮助下，他用方格子放大的办法，按比例描绘孔子的轮廓，然后再涂上颜色，不到两天就完成了。完成之后，丰子恺把画像交给了先生。先生将这幅形象鲜明的孔子像挂在私塾的堂前，让学生们对着行礼，每天早晚鞠躬一次，以示尊敬。后来，先生又让他画了体育课上的龙旗。当大家举着这面旗子到野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丰子恺感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此，他小画家的名声就在镇里传开了。
丰子恺幼年习画阶段，基本没有老师指导，靠的是自己聪颖的资质，一边领悟一边临摹，慢慢地摸索前进。他艺术的转折之路，来自于他的恩师李叔同，时间是1916年。
1914年，丰子恺以第三名的好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是当时江南一所著名的师范学校，也是江南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当时的许多文化名流都是曾执教于此。早期有沈钧儒、沈尹默、鲁迅、马叙伦等。丰子恺在校期间，则有李叔同、夏丏尊、单不厂、姜丹书等，其后陈望道、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也先后登台讲学，可谓阵容鼎盛，在当时的教育界极负盛名。
丰子恺在浙一师读三年级时，即1916年，始从李叔同学习绘画。
李叔同1880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宦富商之家。父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曾经营盐业，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李叔同五岁丧父，在母亲的抚养下成长。1901年他入读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李叔同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墨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
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
李叔同多才多艺，诗文、词曲、话剧、绘画、书法、篆刻无所不能。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书法是李叔同的毕生爱好，出家前的书体秀丽、挺健而潇洒；出家后则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安详。而他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在音乐方面，他一生创作歌曲九十多首，其中《送别》广为流传。
不能不说，李叔同是数百年间才出那么一个的旷世奇才！而丰子恺，注定要被旷世的李叔同影响一生。这影响，首先从绘画开始。当时，李叔同所教的素描、写生等西洋画技法，是丰子恺以前从未见过的，使他感到又新奇又快慰，他眼前渐渐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绘画天地。绘画，也从此成为他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图画课上，李叔同在画室中放一尊石膏头像，要求学生直接对着头像临摹写生。许多同学画不出来，只好照着范画来画，只有丰子恺和少数几个同学坚持照着石膏画像。课后，他有空就背着画板到西湖去写生，常常沉浸于其间，留连忘返。
不到半年时间，丰子恺的绘画进步神速，这一点，李叔同看在眼里。
有一次，丰子恺到李叔同宿舍去汇报班级的事宜，完后，李叔同叫住他，对他说：“你的画进步很快，在我所教过的学生当中，还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进步如此快的人，你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不妨以绘画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李叔同这番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音乐方面，他发现了学生刘质平的音乐才能，从而加以重点辅导；而在绘画方向，他又发现了丰子恺这棵美术苗子。只要悉心培养，他相信，丰子恺将来一定会在绘画上有所作为的。先生的寥寥数语，让丰子恺大为鼓舞，更加确立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在校期间，丰子恺加入了校内的“桐荫画会”，临毕业前，画会举办了一次画展，那是丰子恺第一次公开展出自己的作品，得到了李叔同以及其他师生的肯定。
为了能让丰子恺也到日本去深造，更进一步学习西洋画法，李叔同开始亲自教授丰子恺日语。其后，由于他出家的缘故，又请好友夏丏尊来担任丰子恺的日文老师。
1921年春，丰子恺乘坐“山城丸”号赴日，踏上了新的学画征途。
第二次：巧遇竹久梦二，找到新方向
从1921年的春天到当年的冬天，丰子恺在日本东京度过了十个月。
关于这段经历，他在《我的苦学经历》中记述道：
我在这十个月，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文。后五个月上午学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语。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跑旧书店……
谈到学外语更令人钦佩：
我每晚伏在东京的旅店中自修。我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个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个匣中。每天晚上，像摸算命一般向匣子中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熟了，而读起英语小说来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见英语学校的同学，询后知道他们只教了全书的几分之一，我心中觉得非常得意……
然而，丰子恺在东京学画却不像掌握外语那么顺利。他本来是做着画家梦来到日本的，到了东京后，丰子恺就进了一所教西洋绘画的私立美术学校——川端洋画研究会，天天画人体素描，接受学院式的训练。料想不到的是，在领教了日本美术界的盛况之后，丰子恺做画家的梦想破灭了。
后来他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一九二一年春我搭了‘山城丸’赴日本的时候，自己满望着做了画家而归国的。到了东京窥见了些西洋美术的面影，回顾自己的贫乏的才力与境遇，渐渐感到画家的难做，不觉心灰意懒起来。每天上午在某洋画学校里当model(模特儿)休息的时候，总是无聊地燃起一支‘敷岛’(日本的一种香烟牌子)，反复思量生活的前程，有时窃疑model与canvas(画布)究竟是否达到画家的唯一的途径。
丰子恺在东京所窥见到的“西洋美术的面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他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状况来推断。那时的日本，正处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与开放的大正时期(1912—1926)，美术界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在东京的各大博物馆里，陈列着毕加索、马蒂斯和梵高等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作品。
日本的现代民族绘画——日本画，经过20多年的努力，此时已渐成气候，与洋画形成抗衡之势。日本的三大美术展览——“院展”、“文展”和“帝展”，争妍斗奇。此外数不清的展览会，每天在东京、横滨等大城市进行。面对铺天盖地的西洋画大师们的作品，作为一个初次出洋的中国学子，丰子恺一定意识到了自己与他们的距离，从而产生深深的挫折感，这是相当自然的事。
说到画家难做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因为家境贫寒，这的确是丰子恺当时的“境遇”。丰子恺当初到日本留学所用的2000元经费，都是在亲朋好友中间筹借的，可想而知，他留学时并不宽裕，生活捉襟见肘。而更深的一层，他当时所学的是西洋画，最初练习素描时倒没什么，但到了学习油画阶段，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主要是颜料和画布等材料昂贵，学习过程中花销巨大，不是一般学生可以承受得起的。最令人绝望的是，由于文化间的差异，西洋画在国内几乎找不到消费市场，要靠它来谋生，无异于异想天开。从这个角度来看，丰子恺选择西洋画这门贵族艺术，一开始似乎就是一个错误。
对于丰子恺自认的“才力”贫乏，其实也是错位误解所致。天生诗人气质、文人趣味极浓的他，与油画苦重的技术并不相宜。也就是说，丰子恺这种才力与西洋画并不对路。丰子恺后来的表白，足以证实这一点：
我以为造型美术中的个性，生气，灵感的表现，工笔不及速写的明显。工笔的美术品中，个性生气灵感隐藏在里面，一时不易看出。速写的艺术品中，个性生气灵感赤裸裸地显出，一见就觉得生趣洋溢。所以我不欢喜油漆工作似的西洋画，而欢喜泼墨挥毫的中国画；不欢喜十年五年的大作，而欢喜茶余酒后的即兴；不欢喜精工，而欢喜急就。推而广之，不欢喜钢笔而欢喜毛笔，不欢喜盆景而欢喜野花，不欢喜洋房而欢喜中国式房子。
然而，丰子恺的过人之处在于，就算心灰意懒，他也敢于怀疑：模特儿与画布是否就是达到画家的唯一的途径？正是这种疑问，促使他调整了留学计划。此后的丰子恺，不再一味守着洋画，而是把更多的时光泡在浅草的歌剧馆、上野的图书馆、东京的博物馆、神田的旧书店、银座的夜摊、日本全国各处的展览会，以及游赏东瀛名胜古迹上。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游学，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
就在这个时候，竹久梦二进入了丰子恺的视野。
那是东京的街头，某个下午的一次偶然的相遇。丰子恺在街头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梦二画集·春之卷》！竹久梦二清新脱俗的简笔画，像一位清丽优雅的女子，深深地吸引住了丰子恺。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感应，一下子触动到了他的的艺术神经，令他欣喜若狂。十几年以后，丰子恺这样深刻地回忆——
记得二十余岁时，我在东京的旧书摊上碰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尾至首倒翻过去，看见里面都是寥寥数笔的毛笔sketch(速写)。书页的边上没有切齐，翻到题目《Classmate》的一页上自然地停止了。我看见页的主位里画着一辆人力车的一部分和一个人力车夫的背部，车中坐着一个女子，她的头上梳着丸 (marumage，已嫁女子的髻式)，身上穿着贵妇人的服装，肩上架着一把当时日本流行的贵重的障日伞，手里拿着一大包装潢精美的物品。虽然各部都只寥寥数笔，但笔笔都能强明地表现出她是一个已嫁的贵族少妇。……
我当时便在旧书摊上出神。因为这页上寥寥数笔的画，使我痛切地感到社会的怪相与人世的悲哀。她们两人曾在同一女学校的同一教室的窗下共数长年的晨夕，亲近地、平等地做过长年的“同级生”。但出校而各自嫁人之后，就因了社会上的所谓贫富贵贱的阶级，而变成这幅画里所显示的不平等与疏远了！人类的运命，尤其是女人的运命，真是可悲哀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真是可诅咒的！这寥寥数笔的一幅画，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我的心。
竹久梦二，本名茂次郎，1884年出生于日本冈山邑久町的一个酿酒商家庭，自幼就显示出过人的艺术才华，明治末叶在日本画坛一举成名。他的漫画直面社会人生，同情弱者，在充满哀伤情调的传统日本美感中，融入近代社会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的悲悯情怀。在日本美术界，竹久梦二是个另类，他的作品，尤其是初期画作，总是站在底层人民一边，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边，包含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反权力体制的倾向。在艺术表现上，竹久梦二融东西洋画法于一炉，构图西洋，画趣东洋，擅长用简练的笔法诗意地描绘人间世相。
竹久梦二的画
丰子恺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艺术上，认为最好的诗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最好的画是“平淡天真”的，总之要中正平和；在道德上，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梦二的画，摒弃漫画的戏谑，专写日常的生活场景而表现出深沉严肃的人生滋味，理趣并重，既契合了丰子恺的文人气质，又具醒世劝诫的作用，同时也没有远离生活，在见识上，他们一拍即合。
对于画家梦刚刚破灭的丰子恺来说，竹久梦二的出现，无异于混沌迷茫中的一道闪电，让他刹那间醍醐灌顶，认清了自己发力的方向。怪不得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丰子恺都有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仿佛一切皆有定数：竹久梦二知道他的苦恼，也知道他将路经街头的报摊，更知道自己的画，将给他一个仙人指路式的提点……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丰子恺不久便回国了。在离开日本之前，他特地委托友人替他留心竹久梦二的画册。友人果然不负重托，很快替他收齐了竹久梦二的《夏》《秋》《冬》三册，外加《京人形》和《梦二画手本》，从东京寄到沪上，给了丰子恺极大的喜悦和启发，也唤醒了他沉睡已久的艺术之魂。
自此，丰子恺开始了艺术上的转向。
回国以后，丰子恺经夏丐尊推荐去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1922年春，他在湖边建了一所“小杨柳屋”，把妻儿接来同住，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舒畅的生活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他重新拿起画笔，仿效竹久梦二，结合文人的思维情趣及佛家朴素慈悲的理念，用毛笔在纸上描下了自己关心的世相，也把平日喜爱的古诗句意化成画境。周围的同事朋友看到了这些作品，都惊喜不已，恩师夏丏尊更连连称好，鼓励他继续画下去。
1924年，丰子恺为《我们的七月》设计了封面，并在此刊发表了他的第一幅画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茶楼一角，客人已散，桌上散放着茶具，卷起的帘外悬着一弯新月……画面寥寥几笔，便把离别的惆怅表现在画幅之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叶圣陶曾经这样评论这幅画：“他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给人的乐趣超越了形似和神似的鉴赏，而达到相与会心的感受。”丰子恺由此“一炮而红”，成为众人喜爱的艺术家。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1925年，《文学周报》恰好要用插图，主编郑振铎向丰子恺索画。收到画后的郑振铎，如获至宝，将这些作品加上“子恺漫画”的题头，发表在《文学周报》上。同年，丰子恺第一本画集《子恺漫画》也由《文学周报》出版发行，“子恺漫画”从此风行全国。
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第一位被称作“漫画家”的画家，就这样诞生了。
第三次：接纳夏丏尊建议，中年变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土寸寸沦陷，战火很快烧到了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所谓国仇家难，家与国的苦难往往是紧密连在一起的。无奈之下，丰子恺只好携带全家老小一路南下，远走避难。而这一去，就是千里征途，十年的流离辗转。让我们沿着丰子恺的足迹，来看看他们一家的风雨历程，这也许是那时代每个逃难家庭的辛酸缩影吧：
1937年11月6日，侵华日军飞机轰炸石门湾，丰子恺率眷仓皇辞家，避居乡间南深浜。21日，离乡流亡。23日，日军占领石门湾，缘缘堂毁于战火。
1938年3月，赴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6月，移家广西桂林，任桂林师范教师。
1939年春，去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旋随校迁至贵州遵义。
1942年入川，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3年辞去教职，租地建屋于沙坪坝庙湾，以画润稿酬为生。
1946年，搭船由长江而下，到南京改乘火车，回到阔别十年的家乡。
对于丰子恺来说，逃难的十年是痛苦的十载，路途的辛酸与种种困难自不必言说，更重要的是，那种痛失家园的滋味积压于心头，无从排解。在颠沛流离中，战争的惨状深深地触动了丰子恺，使他格外重视起漫画的宣传作用来。他仍然画漫画，不过更多画的是宣传抗日的“抗战漫画”，结合他沿途的见闻，画中多了人民的苦难和对侵略者的痛恨，格调也沉郁起来。
与此同时，这十年也是他重新思考艺术，开始变法的十年。在逃难的路上，他看到了老百姓的苦难，也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萌生了画风景人物画的想法。抗战前，丰子恺的绘画作品都是简单的黑白笔墨，虽然才华横溢，奇趣横生，不过略显单调，画幅也有一定的局限。
就在丰子恺思变之时，他恰好收到老师夏丏尊的一封来信。信中，夏丏尊建议丰子恺在漫画的基础上，稍微改变一下画风，画一些人物和山水并重的画，不仅可以在报刊上发表，还可以悬挂在墙上，欣赏范围会更广，亦适合于收藏。
夏丏尊的意思是说，中国有人物的画，原来只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物为主的，一种是以风景为主的，人物为点缀的。但他以为应该还有第三种，即人物与风景并重的画。这第三种绘画，在当时东西方画界中，的确是很少见的。
回头来看看世界的绘画史，我们会发现，不论东西方，都是先有人物画，然后再有风景画的。先看中国，唐代以前的绘画，大都是人物画。
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于甘泉宫画天地太一及诸鬼神像，又于明光殿画古烈士像。宣帝时，画功臣十一人于麒麟阁。元帝时设立宫廷画院，也是以人物画为主。画王昭君的毛延寿便是当时的人物画家之一。明帝设画官，令专写经史中的故事，也是人物画。汉以后，三国魏晋六朝时代，知名的画家，如曹不兴、张僧繇、陆探微、顾恺之，也都是擅长画人物的画家。总之六朝以前，中国画大都是人物画。六朝以后，自唐代起，才开始有不写人物而专写自然风景的山水画。
再看西方的绘画史，十八世纪以前的画，全都是描写宗教题材的人物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文艺复兴三杰，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这些人的作品没有一幅不是人物画，题材大都是《圣经》里的故事，如《最后的晚餐》、《最后的审判》、《圣母子像》等。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写实派、印象派兴起，西方画界才开始有风景画出现。
中国以唐代为界，划分人物画时代与风景画时代。西方则以十九世纪中叶为界划分。时间迟早不同，而顺序却是一致的。所以世界的绘画，在丰子恺的年代，都还处于风景画为主的阶段。不过，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夏丏尊恰好指出了绘画将来的发展趋向。
在丰子恺一生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面提到的李叔同，另一位就是夏丏尊。他曾经说过，李叔同教会了他作画，而夏丏尊刚教会了他作文。“他自己不作画，但富有鉴赏力，论画颇多卓见”，这是丰子恺对夏先生的看法。因此，当他收到夏丏尊的这封来信，读罢信中的意见，丰子恺除了感佩之外，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重读）觉得更有价值，可说是世界绘画倾向的一个预言”。
他为此而特别作了深入的分析，在《读丏师遗札》中提到了重要的三点：第一点是，中国的风景，是到了要变革的时候了；第二点，人物与风景并重的绘画，是绘画史发展的趋向与必然；第三点就是，人物与风景并重的绘画要用主观创意来描写，即是说，要有趣味性。采用木刻画的布局方式，加上漫画里的意趣，正是丰子恺眼中第三种画的表现形式。
丰子恺接纳了夏丏尊建议，开始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变革。为了区别于原先的漫画，丰子恺采用了大画幅，加上色彩的运用，以及线条的亦庄亦谐，大大突破了漫画的框框，也完全打破了传统风景画的风格。
我们看到，在时代面前，诞生了一种全新的绘画形式，它依然可以称之为“子恺漫画”，不过，这个称谓只是强调它的独一性，因为它早已超越了以前的黑白漫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创新，它将传统技法与漫画笔法作了一次融合，在传统之中加入意趣，也使漫画从原来的讽喻功能转向美学功能，最终成就一个独立画种，与其它绘画形式相抗衡。
这一转向的重要性，不亚于他当年遇见竹久梦二。也正由于这一点，使他从竹久梦二回到了他自己——丰子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我们依然只有一个丰子恺的缘故。首先，他的理论，他对绘画的见解，是独一无二的。
自此，丰子恺画了不少彩色的风景人物画，举办了十多次展览，还出版了彩色画册，影响大大超出了从前。相比于他的黑白漫画，绝大多数读者更喜欢他的彩色“漫画”。欣赏他的彩色风景人物画，我们可以获得双重享受，既有美的愉悦，又有意趣的品味与回甘，这是黑白漫画和其他绘画所无法满足的，“子恺漫画”经久流传的魅力也在于此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两幅画，仔细观摩一下，丰子恺对于风景人物画的理解和它的演化进程，到底给我们怎样的一个提示？他眼中的传统风景画与漫画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否存在着一个外人无法洞悉的契合点呢？先看画。
第一幅叫《游春人在山中行》，其实也可称作《游春图》，这类题材古代就有不少。春光明媚的时节，携家人一起到山中踏青，这事无论搁在古时还是现代，都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沿着台阶往上走，看看新绿的古松，看看绽放的桃花，心情也随之绽开……
我们可以看到，整幅画的格调是悠闲的，向我们传达的理念也是悠闲，即是画面画的是什么，主题表达的就是什么，这种较为写实的手法，与古代同类题材的表现手法相类似。在画风上，也相对古朴，山石的墨迹有故意做旧之嫌，笔法偏向了传统，颇严谨，似工笔。如果不从游人的服饰来观察的话，我们就不敢下“这是一幅现代画”的论断。
这是一幅现代的仿古风景画，作者正是丰子恺。在他所有彩色风景人物画中，这幅画显得有些另类，因为它的古色古香，因为它的写实，也因为它的工笔技法。由于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们已无从考究当时画画的背景与动机，但现在看来，丰子恺画下它，似乎有意向我们说明，他的彩色风景人物与传统风景的关系——这里有一个演化的进程。
我们再来看第二幅画：《一肩担尽古今愁》。
画面高山耸立，林木稀疏，山树之间，一行曲折石阶宛蜒而下，一个挑担的老者，担负着沉重的行囊，沿山路落寞而行。笔法是丰子恺一贯的漫画笔束，看起来有些随意，似乎一蹴而成。但从画面营造的意境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派古风：一股难以阻挡的惆怅扑面而来。我们禁不住要问，是什么带来了这样的艺术效果呢？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画中的风景与人物之间，有一种深远的互动，而画面与画题，又是一种相互无间的辉映，正是这三者相得益彰的配合，形成了一种意趣，这或许就是丰子恺所强调的主观创造吧。
对比两幅画，我们不难看出，第二幅作了大胆的创新，创新表现于两方面：一个是笔法上，引入了漫画的笔调，显得生动而活泼，也带来一种虚幻的恣意，从而避免了写实的呆板；另一个就是画出了意趣，在画面处理上，丰子恺将人物与景物放在同等的位置来考虑，它们一起构成了画的情感基调，再加上画题的调动，意趣跃然于纸上。意趣这东西，最初也源自于漫画，但在这里，却得到了和谐与美的展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的提升，同时也是一种进步的创新。
在丰子恺其他的风景人物画中，这样的意趣俯拾皆是。最后我要说的是，丰子恺独创了风景人物画，而漫画的意趣，则奠定了风景人物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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