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90岁建筑师：从“墙之城”到“大家的城市”|圣保罗|门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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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能影响社会吗？可能很多建筑师都对此持怀疑态度。巴西左翼建筑师保罗·门德斯·达·洛查（Paulo Mendes da Rocha）让作品在社会性和建筑本体之间找到难得的平衡。尽管认识到贫富日益分化的世界不可能靠建筑来拯救，但他也相信，靠今日先进的媒体技艺与贪婪的市场，世界无法达致可持续。

保罗·门德斯·达·洛查是“圣保罗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在2006年获得普利茨克奖，代表作有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巴西馆，圣保罗的巴西雕塑博物馆等。他1928年10月25日出生于巴西圣埃斯皮里图州的首府维多利亚，早年毕业于位于圣保罗的麦肯齐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1959年，受他的老师维拉诺瓦·阿蒂加斯（Vilanova Artigas）之邀，开始在圣保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任教。

建筑理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在《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一书中，对门德斯·达·洛查有准确的评价：尽管与勒·柯布西耶或他的巴西前辈们有着紧密的关系，但门德斯·达·洛查的作品与他们都有所区别，“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对世界残酷性的认识，同时也有借着宏伟的建筑姿态对人的顷刻间的解放的一种想象。这种姿态，从社会角度是开放性的，从空间角度是英雄性的，从技术角度是大胆的”。

保罗·门德斯·达·洛查

“圣保罗学派”

目前巴西2亿多人口仍中约有650万（3%）生活在近400个贫民窟当中。20世纪70年代，在军事独裁下的经济奇迹的代价，是贫富分化的严重加剧，在巴西的各大城市之中的表现显而易见——大量的城市人口被迫搬进棚户区。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棚户区的人口翻了十番。到1987年，圣保罗55%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同步增长的还有暴力犯罪。从1978年到1994年，圣保罗都市区的谋杀率上升了356%，在1994年，谋杀是20-49岁市民最主要的死因，约占20%，在15-24岁市民的死因当中，谋杀更是占到44%。

1995年，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巴西是“世界上社会和收入差别最大”的国家。作为巴西人口最多以及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圣保罗这些社会问题尤为明显，因而被称作“墙之城(city of walls)”。

当时，拥有禁闭森严的私家豪宅成为圣保罗一种社会身份的象征和社会分层的标准，巴西人类学家Teresa Caldeira如此定义这类豪宅——“私有化的、与世隔绝的、监控严密的，集居住、消费、休闲和工作于一体的多功能府邸”。她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墙之城》（City of Walls）专门研究了圣保罗的社会问题：“精英阶层决定，与其等待圣保罗的社会环境改善，还不如放弃这一痴想，躲进高墙内寻求自己安全和舒适的生活。”

富裕人群出于对城市犯罪的恐惧，逐渐从市中心区域搬进这些受到封闭式保护的区域。这些地方迅速被穷人占领，剩下的富人更加迫不及待地搬离市中心，因此市中心区变得更加危险。由此，人们渴望挤进城市边缘区域的密闭居住区，而市中心则不断衰败，城市发展的方向调转了。

从1976年，圣保罗第一座封闭式社区——Portal do Morumbi建立开始，圣保罗市郊已有超过一百个封闭式富人社区，他们是圣保罗“墙之城”的重要表现。比如一个距市中心25公里的Alphaville富人聚居区，其中住着3万名有钱人，有3块直升机降落区，4个出入口和24小时监控，居住区物业甚至行使着许多政府职能，使这里成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城中之城。而数千名在Alphaville中工作的低收入工人，如清洁工、园艺工等，必须步行进入其中，因为公交车无法进入Alphaville。

这些“城中之城”产生于贫富差异巨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反过来又滋养了一种自我封闭、阶级分明、排外的社会文化。作为对这种文化的抵抗，加上当时国际上“粗野主义”建筑的影响，“圣保罗学派”在20世纪50年代诞生了。

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是巴西最大的两个城市，以各自为中心，分别诞生了圣保罗学派和里约热内卢学派。“圣保罗学派”（Paulista School），又称“保利斯塔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为创作中心的建筑流派，以门德斯·达·洛查和他的老师维拉诺瓦·阿蒂加斯（Vilanova Artigas），阿方索·里迪（Affonso Eduardo Reidy）和女建筑师里纳·波·巴尔迪（Lina Bo Bardi）等为代表。圣保罗学派的建筑排斥“轻”和非理性的曲线，崇尚清水混凝土的粗糙和厚重和雄壮的尺度感。尽管都热衷于混凝土这种材料，但以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为代表的“里约热内卢学派”（Carioca School，又称卡里奥卡学派）则更偏向于用混凝土塑造流畅轻盈的效果。

“圣保罗学派”代表作：圣保罗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1969年，维拉诺瓦·阿蒂加斯，圣保罗（图片来自archdaily）

“里约热内卢学派”代表作：尼泰罗伊当代艺术博物馆（Niteroi Contemporary Art Museum），1996年，奥斯卡·尼迈耶，里约热内卢（http://entredeuxblog.blogspot.com/2012/12/oscar-niemeyer-eloge-de-la-courbe.html）

“圣保罗学派”代表作，圣保罗艺术博物馆，1968年，里纳·波·巴尔迪

让城市属于大家

门德斯·达·洛查曾说："当代建筑师的理想是让城市属于大家"（The ideal of contemporary architect is the city for all.），这句话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首领广场改造：一扇通往城市另外一边的大门

首领广场。Leonardo Finotti 摄

首领广场建于1992年，位于日益混乱衰败的圣保罗市中心，老城的边缘，在穿过立交桥到达新城区的节点上。Vivao Centro协会希望这个项目能复兴历史城区。改造前的首领广场承担着多项职能，它位于老城商业步行街的尽端，广场上有一个教堂，它同时还是一个公交车站，有着与其体量不符的繁忙交通。

门德斯·达·洛查提出了以下几个改造策略：

一、将公交车站搬到不远处的立交桥上，为立交桥加建雨棚。这样广场就不再是交通系统的一个分支，而被整合到老城中心的步行商业区之中。

二、恢复广场原有的葡萄牙式马赛克铺地，修复四周建筑的立面，提供适宜的街边座椅和灯光照明。

首领广场，往立交桥方向

三、将Jose Bonifacio雕像搬到广场的一角，并与大雨棚构成一组框景。

四、新建了大雨棚。大雨棚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广场下方的Prestes Maia画廊的入口。大雨棚是城市尺度的设计，被形象地称为“大门和帆”。“帆”长23米宽19米，悬挂在38米跨度的三角梁上，后者支撑在两根焊接钣钢制成的柱子上，三角梁和钢柱组成“大门”。特殊的结构设计避免了在一个狭小的广场上再做一个沉重的建筑。

尽管大雨棚与广场周围的建筑相比显得更小，但抵达立交桥上的车站远远就能看到，很有标志性。大雨棚的设计统一了城市空间中的不同尺度：“大门”的尺度对应城市尺度，“帆”的尺度对应人的尺度（距地最低点只有两米多）。

大雨棚，背后是圣安东尼奥教堂（图片来自archdaily）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建筑师阿尔伯蒂形容凯旋门：“像一扇永远打开的门。”在首领广场上也有这样一座大门：它毫无疑问是纪念性的，“以集体的名义，公众的尊严”，并作为一个特殊节点上的步行空间，如门德斯·达·洛查所说，好像“一扇通往城市另外一边的大门”。

门德斯·达·洛查的设计将广场交还给市民，并发挥了建筑的沟通作用，传达出开放包容的讯息，以此达到复兴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的目的。但当流浪汉在门德斯·达·洛查的棚子下安营扎寨时，圣保罗的市长却要求把它拆除。幸运的是，他没有成功，但此事已经显示出，在首领广场的改造中，回旋余地是多么狭小。

2）伊塔盖拉区公共服务中心：节约时间，方便市民

伊塔盖拉区公共服务中心（Poupatempo Itaquera）是建筑师和MMBB建筑事务所的合作项目，建于1996年，委托方是圣保罗州政府。公共服务中心（Poupatempo）的字面意思就是“节约时间”（葡语poupar tempo=time saver），它将以往散布在城市各处的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一起，让市民们无需东奔西走，在一个地方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建成后的伊塔盖拉区公共服务中心包含了邮局、市政缴费中心、警察局等职能，每天能服务10000名左右的市民。

服务中心位于圣保罗市的郊区，建筑师们接到委托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改变项目选址。原因是原来的选址在一大块待发展区域的中央，交通可达性很差，更改后的项目基地位于伊塔盖拉区的交通枢纽——科林斯人轻轨站旁的一块与之平行的狭长地块上，这样市民来这里办事就方便得多了。

公共服务中心与轻轨站（上图，Leonardo Finotti 摄）；连接服务中心和轻轨站的坡道（中图，Leonardo Finotti 摄）；公共服务中心室内（下图）

建筑的设计从剖面出发。建筑师将建筑设计成与轻轨站相仿的混凝土高架结构。来办事的市民们从轻轨上下来，只需要通过一段平缓的步行桥就能抵达办事大厅。室内空间自然地分为左中右三条线性空间，中间为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柜台，两边为开放的等候空间。垂直功能分区上，建筑一层是架空停车场，自助餐厅和数据处理中心。

结构上，建筑体长达300米，中间两排柱，悬挑出预制的钢筋混凝土主梁，支承钢结构次梁，并共同支承着屋面桁架。巨大厚重的混凝土构件与轻巧的钢结构屋架形成鲜明的对比。虽然结构原理不同，但形式上明显借鉴了阿方索·里迪在巴西-巴拉圭学校（Brazil-Paraguay School, 1952）项目中开创、于里约现代艺术博物馆（1955)成熟的外骨架（exoskeleton）结构。纵向的屋面桁架向外倾斜，不仅是一个有力的几何体，还形成自遮阳，体现了建筑师的建筑节能理念。通过底层开放的近似于工业建筑的巨型结构设计，建筑师希望传达出包容、透明、公正、服务大家的城市建筑理念。建筑理论家肯尼斯·弗兰姆普敦认为，伊塔盖拉区公共服务中心是最能体现门德斯·达·洛查“公民义务精神”的建筑。

伊塔盖拉区公共服务中心，门德斯·达·洛查，圣保罗，1996；里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阿方索·里迪，里约热内卢，1955（下图，FILIPPO POLI）

3）塞拉多拉达体育场：将城市广场引入体育场

塞拉多拉达体育场（Serra Dourada Stadium）建于1973年，位于戈亚尼亚市的一片毫无特色的偏远郊区。它与其他与城市完全隔离的独立体育场不同，建筑师的设想是创造一个城市可渗透进来的开放平面，让体育场也具备一定的城市性。

城市性最鲜明的体现是：在看台侧边，离球门只有几十米远的距离，分别有两个布置着鲜花和树木的开放的城市广场，这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决定——将城市广场引入体育场之中。

前景中是位于看台间的城市广场，Leonardo Finotti 摄

看台下一般是一片黑暗的消极空间，但在门德斯·达·洛查的设计下，光线能够打在混凝土上，并在层叠式的座椅底面反射，看台底部不封闭，让光线和雨水洒进来，种上植物，设置一排排马蹄形坐凳，梁和柱的节奏韵律以及不期而至的环形架空道和坡道，组成充满雕塑感的宜人公共空间。

看台下的公共空间，Leonardo Finotti 摄

结构形式和使用功能是同时考虑的。建筑在结构上是平衡的，一排巨大的柱子支撑着完全居中的屋顶和看台下的主梁，向两边各挑出约20米，向内覆盖了一部分看台，向外覆盖了架空步道，以及步道下方的入口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吧台、卫生间、更衣室、售票厅等）。

塞拉多拉达体育场将一个通常孤立的、由保安控制的空间，变成了城市空间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可以说，它本身就是城市。

4）FIESP文化中心：向城市让步

保利斯塔大道上的FIESP总部大楼

这是一个改造项目。位于圣保罗市中心保利斯塔大道上的FIESP（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总部是一座由里诺·利维（Rino Levi）设计的摩天楼，该建筑在里诺·利维去世之后才建成，其中经历了许多改动，例如在两排柱子之间增加了第三排中柱，这破坏了建筑师原先设想的底层架空的城市广场。1996年，FIESP委托门德斯·达·洛查和MMBB建筑事务所对建筑的底部几层改造为FIESP文化中心。他们一开始就希望能够恢复甚至增强建筑的可穿透性（permeability）。

建筑师的设计策略是将一层和地下层的非承重部分拆除。在这里，门德斯·达·洛查引入了他成为“寄生结构（parasitic structure）”的建筑体，这是一些由刷白的钢构和透明玻璃组成的轻盈体量，“寄生结构”与原有的粗壮钢筋混凝土结构在上部脱开，在侧面延展出去，形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这些“寄生结构”中包含一座画廊、一座图书馆、一个剧场，合称“FIESP文化中心”。

“寄生结构”Leonardo Finotti 摄

剖面图(1.保利斯塔大道2.地铁口3.挑出平台 4.中庭 5.画廊 6.图书馆 7.剧场前厅 8.花园 9.剧场 10.桑托斯大街)，Paulo Mendes da Rocha .M. Cosac&Naify

从保利斯塔大道沿阶梯上半层是一个宽敞的画廊和通往摩天楼上部的电梯厅，公共与私有的功能并置并互相联系。沿阶梯下半层是图书馆，受地下车库坡道的影响，图书馆没有画廊那么大，图书馆后方是剧场，剧场前有个两层通高的空间作为前厅；市民们还可通过该层穿过建筑。“寄生结构”上方有挑出的平台，市民们可在此眺望保利斯塔大街的风景。

改造后的大楼入口区的人行道从7米拓宽到将近23米，悬挑的结构为排队等候进入剧院的人群提供了遮挡，“向城市让步”的策略增进了城市和建筑空间的连续性。

FIESP文化中心在圣保罗一个大型精英协会的总部中嵌入了一个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寄生结构”试图打破室内和室外，少数人专有和所有人共享的空间界限，让建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再一次变得不稳定和可穿透。但在文化中心的实际运营中，公共和私有的界限被重新建立起来：通道被划分为公共和私有部分，管理人员会随时检查那些既没有前往办公室也没有去画廊的闲杂人等。这种打破公共和私有领域界限的尝试部分是失败的。

“大家的城市”

从以上列举的门德斯·达·洛查的城市公共建筑中，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

1、向城市开放

以门德斯·达·洛查为代表的“圣保罗学派”强调建筑与城市的相互渗透，通过大跨结构释放底层空间，打破公共和私有之间的壁垒。如果说米开朗基罗在卡比多广场设计的巨柱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师对城市尺度的在垂直方向上的回应，那么以门德斯·达·洛查为代表的圣保罗学派的城市建筑就是20世纪技术条件下在水平方向上对城市尺度的回应。只不过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这些思想承袭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并将之贯彻得更加彻底。如同弗兰姆普敦的评价：“公共形式的社会-文化潜力，与它的构筑尺度以及项目发展的空间与象征的宏大不可分割”。?

2、结构跨度和技术理性

与空间的开放性相对的是结构的跨度，在这些建筑中常有大跨度的钢筋混凝土或者钢结构，表现出门德斯·达·洛查对先进技术持拥抱的态度。建筑师的父亲是一位水利工程师，在他的影响下，门德斯·达·洛查自小就对先进技术秉有尊敬之情，这也对他在建筑设计上的早熟提供了条件（29岁时设计作品圣保罗人体育场就已建成）。

这些巨型结构的公共建筑与道路、桥梁等的结构尺度是一致的，并以同样诚实的方式表现出来，揭示出现代基础设施与建筑的联系——廉价、普遍适用，背后隐含着“社会平等”的寓意。

这些建筑结构的“巨石般”（monolithic）的造型，雄伟的尺度感，体现了具有英雄气概的巴西钢筋混凝土传统，和某种象征意义和纪念性的构筑表达，表达着一种社会理想。

3、没有装饰，常用清水混凝土

这种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建筑风格被理论家们称为粗野主义（Brutalism），粗野主义是一种贫者的美学。门德斯·达·洛查在2003年写道：与许多惧怕贫穷的人不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被贫穷和简单的东西所吸引，我说的不是“赤贫”的贫穷，而是精简到本质的东西，我相信任何冗余的东西会是麻烦。

参考文献：

Daniele Pisani, Paulo Mendes da Rocha: complete works. M. New York: Rizzoli.2015

Paulo Mendes da Rocha .M. Cosac&Naify

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 肯尼斯·弗兰姆普敦著，张钦楠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

钢筋混凝土与现代巴西建筑.卡洛斯·爱德华多·科马斯著.雷冬雪译，鲁安东校. 建筑师. 2015.12

遥远的镜像：为什么要研究拉美现代建筑？.裴钊. 豆瓣：有房主页君.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