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文化真的让我们变蠢了吗？

“反智主义”这个词近几年火了。砸钱将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孩高票推举到偶像选秀节目的高位，被视为是“反智的”；将一个脱离美国价值体系的总统投票上台，更被视为“反智的”。曾几何时，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以英文语法差劲举世闻名，而今天现任总统特朗普则以推崇有限的词汇量为荣：“我有最棒的词汇。但没有比愚蠢更好的词了。对吗？”

没有什么比宣判“反智时代”更为容易的事情了——几乎每个时代都在惊叹其同代人每况愈下、今不如昔的智识水平。许知远在他的谈话节目中怀念“我们至少向往过精致”，如今“他们被技术催生出一种奇怪的优越感”，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披头士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亮出青年反叛文化宣言“我们便是父母不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时，保守主义者将其判定为“美国反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初露锋芒”——然而今天这些反主流文化早已被奉为经典。次文化并非总是反智的，它被吸纳为主流文化是一种历史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是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尽管这并非一个能被清晰定义的思想理论，但不难概括出反智的几种表现：怀疑或反对知识、理性；鄙视或轻蔑知识分子、专家、精英；沉迷娱乐及流行文化；迷信宗教，排斥科学；以及精神上的惰性。

1963年，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的反智主义》一书应当是第一本在美国社会制度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下追根溯源考察“反智主义”的著作。这本书获得了1964年普利策非小说作品奖，此后激励了一批探究反智主义及其社会根源的追随者。苏珊·雅各比2016年再版的《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一书，则在假新闻泛滥、宗教基要主义回潮的当下重新反思美国人的反智来自何处。

那么，谁有权定义何谓“智识”？技术进步在反智时代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卡尔维诺的美国旅行

1959年11月到1960年5月期间，卡尔维诺进行了他人生中的首次美国之旅。在访问多个美国城市的旅途中，他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从作家编辑到商人小贩，从民权分子到脱衣舞娘，从格林尼治小旅馆到华尔街股票交易所，每天都记录着自己的日常见闻及其私人感想，回国半年后出版了《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在这本琐碎不堪的旅游日记里，尽管充斥着大量索然无味的私人见闻，但也穿插着令人惊叹的社会观察。

《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

作者：（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译者：孙超群

版本：译林出版社2018年5月

在卡尔维诺前往美国的半年前，伴随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北回归线》的合法化出版和电影《蒂斯先生的邪念》的上映，压抑的美国社会开始跟风涌现出几十部裸体影片，而休·海夫纳正准备在芝加哥黄金海岸豪掷巨资打造他的花花公子俱乐部；他当年的前同事哈姆林创办的另一本情色杂志《无耻之徒》销量达到50万份，再度创办专门出版艳情小说的床头书出版社，整个社会弥漫着低俗的氛围和躁动的亢奋。

卡尔维诺在街头像嚼口香糖一样翻阅着《花花公子》和《时尚先生》，在他的眼里，这只不过是古老的商业用浮夸的伪装开拓了新的疆土：最轻佻的杂志在逐渐被接受的商业发展中成了品质生活的代言。尽管他周围的文化精英朋友们，一边对大众流行的文化产物嗤之以鼻，一边带着得意的优越感翻阅那些在他们眼中粗鄙无聊的流行刊物；而当中间文化信徒们呼吁在爆乳大腿之间刊发反核意见时，反而是更高端的读者希望保持情色的原貌。

1968年的《花花公子》杂志颇为轻佻，却又广受欢迎。

卡尔维诺对这种矛盾而又有趣的社会心理并未感到过度惊讶，他反而发现了工业社会的文化分层诞生了一种他无法确定是否已有社会学家分析过的社会现象——

文化产业带来了脑力劳动者的大量集中，这些知识分子生产出大众文化产品却并不消费它，因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需求是精英文化，他们从精英文化中汲取营养来制造中间文化或低俗文化，但他们往往最容易痛惜当下只有少数人具有人文情怀而多数人只会肤浅亢奋的狂欢；他们对社会的批判毫不留情，但总是缺少对对立面的审慎之观照与同情之理解。“在人类历史的任何一个阶段，变得愚蠢的危险一直存在，精神贫乏甚至精神思维始终在迫近”，看待新事物的诞生、崛起与发展，必须借助历史观念来理解，在面对未来和回望历史之间进行思考。

卡尔维诺认为知识精英那种挽歌式的腔调，是一种“深藏在道德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是反动的，而且是虚无的。并且，在他看来——“我们的利益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态度，它高于虚伪地为每个行动都寻找理想动机的道德。”

相对于美国式分明的真诚，曾是意大利共产党员的卡尔维诺对比了苏联老大哥蜜糖般的虚幻：消费经典也好，制造垃圾也罢，在他眼里可看之书无非分为两类：一类来自于苏联式国家，没有一本书是可以供于消遣的，没有侦探小说或八卦周刊可供选择，只有抱着被精心刷选的文学经典一读再读；另一类来自于美国式国家，一切出版物皆可用于消遣，日夜不停印刷的并非仅仅语录标语，既可以是整版跨版的情色大片，也可以是历史淘洗的经典作品，读者们可以随时随地在眼前翻开任何一本，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品类，都能进行真正的阅读。

霍夫斯塔特的传人们

在1984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会上，卡尔维诺如是评论：“号称‘对人类有害’而一味去反对新技术，在我看来是不对的，我想，每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每种言语、图像与声音的传播，都能带来创造性的新发展，引发新的表达方式。”

我手头摊开的这本刚刚出版的《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它的作者苏珊·雅各比在卡尔维诺旅行美国期间尚处于高中时代，大学毕业后成为《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的她，在不断再版的这本书中同样对比了她对同时代美苏文化的不同感受——

严肃的男女在苏联承受着大多数西方人难以想象的外部束缚，却寻求和维持着内心的自由，电视上没有任何东西跟娱乐搭边，值得看的和值得做的全都属于严肃事物；由于艺术家不能自由出行，苏联人民享受着一流的古典音乐，而美国人却沉浸于在她看来“透着狂妄与虚假的谦虚姿态”却被誉为“真正的诗人”的流行歌手鲍勃·迪伦。尽管苏珊·雅各比喜欢迪伦的大部分歌曲，但将其与布罗茨基比较之后，她愤怒地写下：电视、名人文化和青年营销是大众文化反智的三驾马车，这三者的结合遗留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反智遗产。

在这本向霍夫斯塔特致敬的《反智时代》中，苏珊·雅各比重新捞起了霍夫斯塔特的反智话语体系，借助大量的社会新闻事件，重新声讨着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倾向：整个美国社会弥漫着对智识生活的冷漠态度，以及对知识分子缺乏尊崇的冷嘲热讽。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美国历史学家。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提出美国文化与历史中的反智主义倾向。

在大学教育方面，教育的民主化使得教育标准不再严苛，培养着目标低微而不求上进的巨婴群体；就像霍夫斯塔特当年的判断一样，这种松懈的学校教育只是帮助他们“学习消费和喜好世界的方式，学会享受和社交殷勤，”教导他们“消极和享乐的生活方式”。

在图书市场方面，大众不再严肃阅读莎士比亚，而是花钱付费在互联网上购买斯蒂芬·金的消遣小说，她痛惜着美国社会再也不会出现为了读到狄更斯小说最新章节而排队购买报纸这类全民好学的盛大场景了；报纸杂志追捧诸如《一切坏东西都对你有益：当代流行文化史怎样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之类既令人催眠又让人亢奋的市场化图书，歪曲艺术史的流行小说《达·芬奇密码》再也不像1961年以米开朗琪罗生平为基础的畅销历史小说《痛苦与狂喜》那般忠实于历史事实了，因为在这个家庭藏书不再以百科全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里，消费者的意见与感受足以冲击评论家们的分析与品位。

理所当然地，根据苏珊·雅各比的霍夫斯塔特式观念，从印刷文化到视频文化进而再到智能手机的技术潮流中，瞬间的快感取代了冷静的思考，本能的感官战胜了贫血的理智。波兹曼在1985年所警告的“娱乐至死”，和霍夫斯塔特在1963年所揭示的“生活至死”一样，痴迷于愚蠢快感和琐碎无聊的文化病毒正在摧毁一代人的头脑……

《反智时代——谎言中的美国文化》

作者: （美）苏珊·雅各比?

译者: 曹聿非?

版本: 新星出版社?2018年6月

在他看来，无论是刊载学术讨论的精英刊物，还是贩卖情欲冲动的艳俗杂志，都是工业社会的文化分层现象而已；可怕的不是公众娱乐的杂草丛生，而是唯一标准的安全艺术。

在卡尔维诺看来，“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一定包含着更多的推动力、选择性、可能性与手段，并始终更需要阅读，也更需要供以阅读的材料，同样也更需要那些阅读着的人们。”技术能为我们做的只有编制程序、执行和存储信息，把信息输入存储载体的依旧是我们自己。与电脑手机一样，离开了社会与人类，就变得毫无意义，但技术却能在文化的创造、书写、存储、传播与接受等方面解放出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对于技术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新事物，我们不必像“狼来了”那般条件反射式地去恐惧和抵抗。

我们会发现，每当社会面临着急遽转型，或者面临着新事物的突然出现之时，文化舆论场域最容易吹响“狼来了”的高音喇叭，当奏响高音喇叭的播音员自己也在新事物里乐此不疲时，信息洪流所产生的话题转移早已短暂地遗忘了当年喇叭里播放的高音曲调，大众正陷于播音员播送的对于另一新事物的高音警报。

狼真的有这么多吗？

詹姆斯·伍德在回顾自己的阅读史时，与经典文学史的汇评对比后发现：“学术上的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一个迟来的体制篡位者。”在对经典的神圣化过程中，很容易生发出等级的压迫和审美的独裁。是历史的草稿，而非历史的定稿，体现出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

◆ 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英国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曾任《卫报》首席文学批评家、《新共和》资深编辑，现为《纽约客》专栏作家、哈佛大学文学教授，著有《断脉》《私货》等。

文化批评家王晓渔曾经对“狼来了”进行过文化心理方面的分析。在他看来，《狼来了》涵盖了四种文体：

一是道德寓言，意寓撒谎之人终将自食其果（说教）；

二是民间故事，激发大众心理对未明之物的畏惧（预言）；

三是童话文本，唯有虚构“狼来了”才能唤起其他人对陷于被遗忘错觉的自己的更多关注（建构）；

此外也可能是神话叙事，通过散播恐惧、拯救苍生来塑造英雄形象，借助未卜先知来重新确定自身身份与所处地位，以免在庸碌生活的时间流逝中丧失光环（自卫）。

王晓渔还观察到，政经立场水火不容的左右两派，在围剿追杀流行文化的口舌战争中却能够超越意识形态而同仇敌忾地上阵杀敌——

新左派批判流行文化被资本冲昏了头脑，给大众服下麻醉的安眠药；自由派批判流行文化狂欢于庸俗低劣没品位，让人沉溺于亢奋的兴奋剂。双方都咬牙切齿恨不能越俎代庖为文化事业的卫道士，将话语的表达权利华丽上升为行政的执行权力，将他们视为垃圾文化的流行文化一网打尽进而填埋焚烧，把内涵段子、抖音头条从电脑手机里清理干净，界面打开就是历史经典或百科全书，最好能够强行植入自己编纂的鸿篇巨制。

之所以会冒出对流行文化的敌视态度，原因当然复杂。罗伯特·达恩顿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文化现象时，借助出版公司的生产流程、传播情况和被阅读被接受情况及其后续风波，重新勾勒出有别于英雄式精英文化史观的启蒙运动史。

在返回到出版、销售和阅读、写作的历史语境时，“高贵的启蒙”与“卑下的文学”并非独一的路标，正因外省青年通过并不到位的阅读学习才感知了启蒙思想，随着智识的升涨而在不同阶段加入到不同层级的文化书写与传播队伍中去，而并非如教科书中所宣称的经典式传递与英雄式号召：十八世纪法国人所阅读的书籍并不是我们日后所认为的那些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它们并不以经典为对象，而更多地以诽谤淫秽的通俗小说为主，经由这些通俗小说里所偶尔渗透的先进思想或改革思想逐步扩散到更多的普罗大众中去，鲜有问津而高高悬空的启蒙思想需要借助更加通俗易懂且为大众欢迎的流行文化来传播时代的号召。后世之所以只能看到启蒙思想家和启蒙经典著作的身影，是因为文学史是多元素的组合结构，经由几代人的淘洗和整合，逐步形成了以经典为核心的精英文化幻象。在这个挑选或制造经典的历史过程中，实际真实的文化经验被高度压缩或误解误读了。

罗伯特·达恩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图书史专家，欧洲文化史专家。《启蒙运动的生意》论述了18世纪后半期历版《百科全书》的出版发行过程与当时社会状况的密切关联，解答了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运动是如何在社会中传播的。

经典化的学术规训让他们往往在看问题的时候，总是类似于高度压缩、噪音消除的经典文学史那般的眼光，以一种路标式进步主义心态来发问发言，往往忽视文学史上其他血肉躯体的“捣乱行为”及其发出的噪音。又或者，在研究历史时，他们可能注意材料的搜集，从而对历史的边角料更为用心，发现一个更加有血有肉参差不齐的历史面貌；然而，一旦在面对未来的问题上，自诩社会方向引领者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急于为社会发展负起责任，从而忽视了社会本身所拥有的智慧与力量，这就让他们在面对公众享受的流行文化之时往往发出斯文不再、厚古薄今的挽歌之叹。并非他们不知晓历史的本来面貌，也并非他们故意过河拆桥地指责后进之人，而是他们缺乏卡尔维诺所言的真正的历史观，无法给当下的新事物建立清晰的坐标。

每当社会面临着转型，知识分子往往必然要承受一种结构性的阵痛。每一次技术的发展都将冲击旧式的文化体系，重建新的文化秩序。理所当然，这不仅包含着知识观念的更新迭代，还包括了话语场内人物的座次替换；更由于每一项技术发展所不断催生出来的民主化的表达起义造反，弑父杀母，安寨扎营，不一而足。在诞生新文化的同时，旧式文化体系摇摇欲坠，昔日文化英雄往往还沉浸在舒适的宫墙之内，面对新观念和新技术兵临城下的摧枯拉朽之势，往往不明就里地胡乱指责，就像达恩顿笔下的伏尔泰，在面对外省青年齐聚巴黎分切文化蛋糕之际，早已与社会大众生活脱离已久而造成了巨大的认知隔膜，在宫廷内养尊处优的他竟以“法国败类”“社会人渣”等词贬斥之。

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是放弃文化圈所建构的身份优越和文化等级，在他们所瞧不起的知识生产中去发现新的可能性。正因为并不到位的文化理解和平民写作，才不断地制造了知识的流动性，而没让文化知识固守于某一个知识层级，从而传播了大量的新观念，在看似纷乱无章的叙述中暗涌着更多的可能性，而知识分子也不必把所有读者和写作者想象成一蹴而就华丽变身为完美的读者和写作者。学习知识必然要经历一定的过程，否则一层更比一层高，当自己开口大肆批评比他低一级的人时，又是否有自知之明去想象一下是否自己的学识和观点被比自己更高一层的知识分子所鄙夷呢？

尽管知识分子一再标榜“介入的旁观”，但往往在旁观时忘记介入事件本身去感知，或在介入时又忘记抽身出来冷静观察。更重要的是，由于长久安全的文化秩序让他们陷于封闭的文化名人圈内，逐渐脱离了大众社会，丧失了经由亲临身受而生发的敏感及感知力，再也没法像“狼来了”那般成功说教了，也没法扮演先知了，通过话语建构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也不再牢固了，剩下的唯有自卫这一条道路了：要么百思莫解，要么气急败坏。“介入的旁观者”等于拥有当事人和旁观者两种身份，既能从内部感受到其中之利，也能从外部观察到其中之弊。当是如何警示不良因素，而非如何制造纯净环境；知识分子的责任更多的并非自负傲慢地教导方向，而是以谦逊探讨的民主表达，去保卫能够不断生发新的可能性所需要的社会空间；较之于给出价值判断的路标指引，更重要的是社会本身的事实分析，而非价值观念的主导思维。知识分子在享受荣誉光环之时，也应该像教导别人时所说的那样：保持自我更新，警惕固执己见，清理迂腐陈见，时刻准备“自我颠覆”。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波兹曼在1985年语重心长地说。流行文化并非没有问题，但动辄以文化高低论斩，以道德优越批斗，以价值优越否决，这些做法反而更成问题。面对新事物、新秩序的出现，赫希曼所说的或许更值得参考：“先见之明”极有可能是“先见之愚”，因为变革不可预测，未来没有定律，冲突可让人学会自治，墙倒有助于学会建设。所以，不要过分居高临下地蔑视社会本身的智慧与能量，然而最可悲的且最可怕的是，对于新事物或新秩序，不仅极权政府好于“镇压”，知识分子也参与“扼杀”，从自己分析与批评的对象中抽身而出，既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又有免于责任的自我正确感。对一个社会而言，较之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更为恐怖的当然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当然也可能二者合一成为利维坦和丛林社会的新型统一体，这背后的问题关键都在于权力介入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