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评论家李敬泽、艺术家徐冰和诗人西川凑一起时，他们会聊什么？在12月2日《会饮记》新书分享会上，三位老友从各自的专业领域聊到了真与假这样带有浓厚哲学意味的论题，也聊到了宋徽宗、王维和杜甫，还聊到当代艺术的困境。
正如分享会的主题“身体里的客厅”所表明的，三人把对谈现场变成了自己家侃大山的客厅。
李敬泽：真假是一个现代概念，中国传统艺术里不太讲真假
在《会饮记》里，李敬泽在谈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时，谈到关于真实和虚假的命题，何者为真，何者为假？这场对谈从真假之辨开始。
真假在今天变得更加没法判断，这是徐冰的切身感受。徐冰关注抖音，他发现抖音里有一个现象，当一群人在狂欢和议论一个人造假的事情，或者PS一个假象，就会引起围观群众的欢呼，认为这样的呈现特别真实，一旦有人站出来戳破这层“皇帝的新衣”，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假的，这样的人就会被孤立。
徐冰发现，今天我们每个人就像一个双簧演员，每个人都在和手机配合着演双簧，我和我的手机在配合着向世界表述我是谁，或者我长什么样子，但实际上你根本看不到真实的这个人。所以在今天，真假这个事变得很怪诞。
徐冰执导过一个电影《蜻蜓之眼》，素材全部来自公共渠道监控镜头拍摄的数万小时录像，是中国影史上首部没有专业演员，同时没有摄影师的剧情长片。通过监控镜头录像，《蜻蜓之眼》向观众展示了我们都生活在真实的“楚门的世界”。
徐冰电影《蜻蜓之眼》剧照
而李敬泽谈到，我们现在处在多媒体、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现在已经人机合体，我们这个“我”是由坐在这的我和我手里的手机及其音像视频构成的，这让所谓的真假变成一个非常暧昧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讲，现在的数字文明，与其说让我们分清真假，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分不清真假。我们身上有很多个我，而这个很多个我混杂在哪里，我们自己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我在应对这个世界，或者应对自己？还是曹雪芹那句话说得特别好，到现在也是适用的，假做真时真亦假，曹雪芹真是一个伟大的先锋派。”李敬泽说。
而西川注意到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造假”，古代文物的造假，地方政绩的造假， 包括自己的造假，造假这件事和“真”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一堆假当中能辨别出什么东西来？所有的假能不能最后汇集成一个真实的情况？“我们说假做真时真亦假，其实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遇到的，就是半真半假，真和假全是混在一块的。”
而徐冰则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拷贝，“比如我拷贝谁谁的画，他明目张胆说临摹谁谁的画，但最后签自己的名字。就像写诗一样，讲究用典，典用得越多，我的诗越好。其实这就是在造假。”
在李敬泽看来，真假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传统艺术里不太讲真假的。他在《会饮记》里写道，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德伍德看到一只鸟，她一直在纠结那只鸟到底是哪一只鸟。而对八大山人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们不会去追根溯源，搞清楚那是什么类目的鸟。因为在传统中国美学观里，画家笔下的鸟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它并不对应着世界上具体的某只鸟，这是我们的艺术传统，你从八大山人的画里非得说这只鸟是世界上的哪只鸟，那你就蠢了。”李敬泽说。
西川：王维的语言系统无法书写安史之乱
在《会饮记》里，李敬泽写到宋徽宗在金兵进犯的北逃途中，写了一首风雅的杏花词，字里行间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亡国之君。那么，是不是因为宋徽宗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对此，李敬泽的解释是，因为宋徽宗在原来的语言和规范写词的时候，这样的语言没法用来处理他自己的伤口和痛苦。换句话说，诗的语言和伤痛经历之间产生了断裂。王维也面临同样的困境，王维不可能用他那样的语言和方式去书写安史之乱、颠沛流离等经验。在他笔下，山河崩坏之时，风景依然是风景。
对此，西川具体做了解释，对于王维这样一个佛教徒来说，他的语言和他的生存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当突然发生安史之乱这样天崩地裂的事情的时候，他过去的文化传统让他无法面对这样的经验。尤其对于在安禄山朝廷任伪职的王维来说，他所继承的文学语言往往不处理与个人血肉相关的屈辱。
王维无力处理安史之乱的经验，这也与高居翰对中国古画的判断相近。高居翰注意到，对西洋油画来说，万事万物皆可入画，屠杀、战争乃至尸体皆可成为绘画素材，但直到清代传教士来华，乾隆皇帝要记录自己的盖世武功，像战争这样的元素才进入中国画的表现领域。
“中国古代的诗歌在某些阶段就是过去积累下来的语言财富，也使得诗人们选择不处理某些东西。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情况，就是我选择不面对。王维所掌握的那一套语言，使得他无法面对他自己的屈辱，他写不了安史之乱。”西川说。
而比较之下，杜甫的革命意义恰恰在于，他的写作里可以容纳安史之乱这样的经验。李敬泽也认为，杜甫让他所承袭的语言规范能够面对更复杂的经验。但不论对于一千年前的杜甫和王维，还是对于今天的写作者来说，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语言面对我们的复杂心理。
徐冰：当代艺术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体系
“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当代艺术体系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体系，这是相对社会的创造力和社会能量给我的思维的启示而言的。”徐冰说。
在徐冰看来，当代艺术自身有一大弊病，就是它的局限性和创造力的缺失。
怎么理解徐冰说的当代艺术创造力的缺失？他解释说，从杜尚开始，当代艺术就被置于不可解的悖论之中。杜尚的艺术宣告了人人都是艺术家，但他同时给艺术家保留了特殊的贵族地位。“因为我是艺术家，所以我的所有行为都是有价值的，这个就是巨大的悖论。由于这种特权，他对作品本身可以不负责任，因为我有特权，我是艺术家。当代艺术自说自话的历史太短了，它不成熟，太年轻，所以这里鱼目混珠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让一般的老百姓最后没法判断。”
在当代艺术的场域中纠缠愈久，徐冰便愈发觉得当代艺术的新鲜血液或新的能量一定不来自于这个系统本身，而一定来自于系统之外。
徐冰以自己的《烟草计划》为例，这是延展性的艺术项目，分别在达拉姆、上海、里士满展出，这些城市都与烟草有着密切的关联。徐冰希望通过这个融合历史调查和世界经济运转的项目，给枯萎的当代艺术的创造力，补充一些新的可能。
徐冰作品《烟草计划》
1996年，徐冰的恩师、画家古元去世，徐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懂得古元》，文章里提到古元所代表的解放区延安文艺传统对他的启示。徐冰在文章里谈到，现在都强调深入生活、去民间采风，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是风俗性的、奇观性的考察，只是停留在局部现象和趣味上的满足，失落的是对时代生活本质和总体性的把握，而古元那一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恰恰是要探寻光怪陆离的时代表面背后的总体性的力量。
古元（1919-1996）的版画作品《延安风景》（1943）
李敬泽也意识到，今天的文学和艺术很多时候是趣味主义的，很容易变成大量趣味的堆积，背后总体性的结构则隐而不见，而如何重构总体性变成一大挑战。
“古元那些人为什么了不起，并不是他们的木刻刻法了不起或者构图了不起，他们了不起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当时最有价值和最先进思想的支撑，所谓背后的思想支撑，其实就是他的总体性。”徐冰说。正是这样的思想让古元这一代画家获得了眼光，以前没有人以这样的眼光看待农村生活。
安迪·沃霍尔代表作之一《玛丽莲·梦露》
徐冰进而谈到，安迪·沃霍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真正代表了美国文明精神。“安迪·沃霍尔的幸运在于美国文明成功了，而他的艺术实践有价值，就是因为他参与了文明的进程。我们有没有这个本事，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生存环境中真正有价值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过去说的时代精神。”徐冰坦言，他没有能力把握住，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这个文明是不是能够在巨大的试验尝试后对世界有所启示。
作者：新京报记者 沈河西
编辑：走走
校对：翟永军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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