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当年如何抢救古籍文物

（原标题：郑振铎当年如何抢救古籍文物，国家典籍馆与故宫同日展开纪念）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实习生 陈曦

今年是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郑振铎先生一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上海秘密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购了善本古籍3800余种。就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之后，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征集小组和北海团城文物收购点，陆续将王献之《中秋帖》等许多文物精品收归国有。且自己又率先垂范，将其多年购藏的六百余件陶俑悉数捐献给了国家。他还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不能购买和收藏文物。

12月19日，“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展，国家图书馆此次展出包括郑振铎先生的手稿、藏书印章、珍藏的古籍善本、党和国家授予的“烈士”证书、原文化部褒奖其捐书之功的“褒奖状”等在内的70余件展品，以供观众走近这位文化巨匠，感受其爱书、护书、献书的一生。

同一日，故宫博物院也举行了纪念郑振铎先生的研讨会。

“高文有典 美行如圭——郑振铎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

展厅一览

展览分为“力挽狂澜铸书魂”“保护征献张书韵”“嘉惠学林振书香”“化私为公续书脉”四个单元，详细梳理了郑振铎先生为抢救、保护古籍而付出的一系列努力。抗战期间，郑振铎在上海倾囊收购流散古籍，并联合张元济等知名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如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等私藏珍本， 1946年他在《大公报》发表《敌伪文物那里去了》，提出收缴文物的重要性、接受敌伪文物程序等建议。这些努力避免了民族瑰宝流失损毁，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居功至伟。

郑振铎先生1898年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笔名西谛。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更是新中国文化和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一生致力于祖国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古籍资料。郑振铎先生也是我国近现代学贯中西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史学家、文物鉴赏家和收藏家。19岁考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瞿秋白合编《新社会》旬刊。后曾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并与鲁迅合作完成《北平笺谱》。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是一名高瞻远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我国文物工作理顺发展思路的同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全面推进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强调博物馆建设与文物展览工作，积极推动文物立法，制定《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保护古迹、文物办法》等管理条款。此外，他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单位”的创建和管理制度，称其为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工作”。

文献保存同志会相关单据凭证

《敌伪文物那里去了》

郑振铎十分重视海外珍贵文物的回归以及对故纸废书的收集，促成了对陈清华藏宋版古籍的收购及前苏联《永乐大典》11册归还我国等重要举措，陈氏藏书中就有稀世珍品南宋世綵堂《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还使有珍贵价值的古书免于遭受纸商 “入锅化浆”的“废纸”劫，其中包括宋版《文选》《金石录》、明刻本《列国志专》等。

《昌黎先生集》

《永乐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务，凡有接收捐献或收购到的重要善本，都优先转给国家图书馆收藏。在他亲自主持和参与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物保护法规，提出文物保护的思想，为今天形成“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加强管理，合理利用”的文物保护和古籍保护工作方针奠定了重要基础。

褒奖状

郑振铎先生深谙版本学和目录学，不仅编撰了戏曲目录、诗文词集目录等，还致力于搜集版画，并编纂成图录图谱，为后人留下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十竹斋笺谱》等珍贵成果。

《十竹斋笺谱》

郑振铎藏书印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毛泽东主席亲笔签署了《革命烈士证书》，追授他为革命烈士。先生去世后，家属秉承遗志，将其生平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家图书馆善本馆藏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革命烈士证明书

郑振铎先生肖像

同一天，“纪念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也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座谈会汇聚了来自各主办单位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商务印书馆、温州郑振铎纪念馆等单位的相关学者。

与会人员就郑振铎先生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博事业发展方面为我国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其在文学等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进行了阐述与探讨。

郑振铎先生一生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与有识之士在上海秘密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购了善本古籍3800余种，数量已接近于北平图书馆馆藏善本的总数；又曾以一己之力编印《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参考研究资料。就任文物局局长之后，郑振铎先生为抢救流失的国宝，与同仁们多方奔走，呕心沥血。五十年代，他主持成立了文物征集小组和北海团城文物收购点，陆续将许多文物精品收归国有。举世闻名的“三希”法帖中的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便是在郑振铎先生的积极推动下，由国家以35万港元重金从香港回购的。又曾说服张大千先生将其最心爱的藏品《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低价转让给了祖国。而郑振铎先生自己更是率先垂范，将其多年购藏的六百余件陶俑悉数捐献给了国家。他还倡议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不能购买和收藏文物。该倡议在1997年被列为国家文物局颁发的《中国文物、博物馆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之一。

《伯远帖》

值得一提的是，《中秋帖》、《伯远帖》、《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等诸多在郑振铎先生领导下回购的国之重器，以及其本人捐献给国家的陶俑，现已均为故宫博物院的珍贵藏品。对于故宫博物院的建设，郑振铎先生生前极为重视，曾定位其为以艺术品陈列为中心的“文化、艺术、历史性的综合博物馆”。1953年，郑振铎先生亲自起草了《故宫博物院改进计划的专题报告》。他认为故宫博物院在藏品的展览与研究上应突破清宫旧藏的局限，面向全中国，并着眼于各个艺术门类。至今，故宫博物院仍将此作为充实藏品持久发展的重要方针。

为缅怀郑振铎先生为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弘扬他的学术思想和奉献精神，故宫博物院曾在2004年举办“郑振铎捐献陶俑特展”，今年又举办了“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这些展览展出了郑振铎先生毕生倾囊收购并无私捐赠国家的陶俑及陶瓷器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