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在书本之外找寻历史的踪迹，年代久远又相对隔绝的古村落自然是可靠的去处。自2003年开始评选以来，全国范围内已有276座村庄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省市级的历史名村更是不可胜数。
然而，正如没有个人能够抵御时代洪流，也没有村庄能够不被现代化大潮裹挟，当下的古村落大多被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大势所趋，不同的只是步调的快慢。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历史细节被强调和放大，另一些则被折叠或遮蔽。
因此，在那些处于中间状态、尚未得到完全开发的古村落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如何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桥梁，以及浅表之下涌动的这个时代对于过往历史的择取。
陶村访古
在金华地区的众多古村落中，迟至2012年才被评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村”的陶村不是其中最著名的，也不是保存最为完好的，但一张古地图为我们展示了历史很少示人的一张面孔。
陶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其后归属多有沿革，元代至明前期属丽水县，明中后期到民国属宣平县，现为桃溪镇镇政府所在地，属武义县，是该县最大的行政村，村民有3600多人，以陶姓居多。从北向南流过村东侧的东溪和自西向东流经村西侧的西溪在村南汇合，成为桃溪，据说是因旧时溪岸有桃千株而得名。尽管历史真确性有待考证，但据《陶氏宗谱》记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为陶村陶氏的第十八世祖先，陶村陶氏是陶渊明第三子的后裔，因此当地人又称桃溪为“五柳溪”。
地图与地名
《清末武义县四都二四庄陶村地方图》现藏浙江师范大学契约文书博物馆，画卷全长15米，完整精确地描绘了这个村庄的田土面貌与山川河流，是目前发现的全国唯一一件完整的地方图，极为珍贵。这幅地方图是浙师大人文学院教师李义敏两年前在衢州的一名商贩处偶然购得的，价格为3000元。与其价值相比低得离谱的价格反映出的是民间对于这类历史文献的不了解。
《清末武义县四都二四庄陶村地方图》第一部分。浙江师范大学契约文书博物馆供图。
据浙师大历史系教授胡铁球介绍，这幅地方图实际上是官府为征税而攒造土地登记册籍——鱼鳞图册——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即鱼鳞总图。从图上看，陶村沿溪而建，溪水两侧多为农田，农田之外则是连绵的山丘。这幅鱼鳞总图上注明了土地编号、土名、业主、亩数以及桥、庙、坟、路等地标，而最终编造完成的鱼鳞图册往往包含更为详尽的信息，例如每栋房屋的结构、面积、业主等等。鱼鳞图册的编造起于宋元，成熟于明代，是古代基层政治的重要环节。有学者考证发现，金华是最早开始编造鱼鳞图册的地区。数百年的物换星移之后，这幅图还能否带我们回到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记者和两位历史学者一道，带着陶村地方图的高清扫描本，前往陶村寻访历史。我们的向导是现年71岁、担任陶村村委会文书的当地人陶焕弘老先生。
陶村地方图卷首写有“此即自下湾界起至吕埠堂右手冬龙并西塘分界止山图”字样，陶焕弘告诉我们，下湾这个地名仍然存在，我们决定从下湾界开始由南向北依次寻访图上的古地名。站在下湾附近的公路边，眼前溪水的流向与图上略有不同，一问之下，原来是修建公路时改变了原来的水道。
修建公路改变了原来的水道。
溪流以西紧邻下湾界的两块土地皆名“小百两”，依地图上显示，两块土地之间有一座凉亭，陶焕弘说自己小时候的确见过这座“小百两凉亭”，60多年前已经自然倒塌。小百两北接大百两，更西面的远山则名为“杨柳坞”，这片土地现在仍然属于他所在的生产队。更多的地名在陶焕弘的指认下接连从图上跃入眼前：被村民叫做石仓背的“石仓峰”，“和尚山”的旁边是一道深不可测的峡谷，与下库王村隔溪相望的“下库门前山”， 陶村与乌石后村分界处的“乌石后”山，陶村水口所在的“水口山”，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洞主庙”虽经过重修却香火犹继，庙前那株310年树龄的苦楮树与之年岁相仿。
清代康熙年间的“洞主庙”香火尤继，门前的苦楮树也已是310岁高龄。
更有趣的是，地方图上乌石山的山顶标有一个“坛”字，陶焕弘指给我们看，那里有一块大岩石，叫做“饭甑坛”。传说明朝正统年间，宣慈银矿矿工、陶村人陶德义与陈鉴湖一起发动了矿工起义。在朝廷官兵的追捕之下，他被困在了那块岩石之上，到了半夜，陶德义一个筋斗翻到对面山头的延福寺，从池塘中取回两条鲤鱼，天亮后放下岩石，官民见岩石顶上有水有粮，只好退兵。“陶德义鲤鱼退敌”的故事在陶村世代相传，陶德义矿工起义的事迹还被悬挂在重修后的陶氏宗祠中。
尽管也有一些地名因为字迹不清等缘故无法被辨认出来，还有一些地名在流传过程中因读音相近出现讹误，但古今地名的高度契合和老人家对本地名物的熟稔还是令我们感到惊讶。在一切都不断更新的今天，山川依旧并非虚言，地方性知识也仍然在口耳相传中得以延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土地外出谋生，民间记忆的消退或许难以避免。
延福寺的庇佑
延福寺大殿。
延福寺是陶村历史最为悠久的建筑，因时间有限，延福寺成为了当天我们“按图索骥”的最后一站，而那幅图卷至此仅展开了不到十分之一。延福寺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原名福田寺，南宋时扩建，绍熙年间（1190-1194年）改名延福寺，元延钓四年（1317年）再次重修。前文提及的陶德义的故事固然带有民间传说浓郁的浪漫色彩，但也并非全然杜撰，官兵在镇压那场起义的过程中毁掉了延福寺，将屋宇拆做柴薪，唯有寺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大殿幸存。
1934年梁思成在延福寺大殿前的留影。图片来自网络。
1934年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受浙江省建设厅邀请，专程到访当时的宣平县陶村，对延福寺大殿进行了考察测绘，将其作为元代木构的典型案例写入《中国建筑史》，尤其对梁柱之间的斗拱结构进行了详细记录，称“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多不合历来传统方式，实为罕见之孤例”。古建筑界、文物界对延福寺的研究与保护由此开始。1960年，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古建专家陈从周带领学生对大殿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同年，延福寺被评定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4年，在林徽因梁思成陶村之行的80年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夏宝龙前来考察时提出，要把延福寺这一中国建筑瑰宝保护好、利用好，延福寺由此迎来了上千年的历史上最大的发展机遇。声势浩大的修复工程在当年年底展开，两年后竣工。修复前的延福寺遗迹从山门至后殿的总面积为4000多平方米，也即6亩左右，修复后的延福寺总占地面积跃升至222亩。作为杭州灵隐寺的下院，很快吸引了大批香客和游人前来造访。
修复后的延福寺一角。
延福寺的福荫也延及了陶村——进香、参观完延福寺的人们通常会去村子里逛逛，看看那些明清时期的宗祠和民居，陶村的人气也日渐兴旺起来。
陶村共分六个自然片，过去是六个自然村，1958年合并为一个行政村。 陶村现存六座祠堂，其中三座为陶氏宗祠，分布在下畈心、上畈心和西山下，每个自然片还有香火屋，供奉香火老爷，是各个房派祭祖、停棺的地方。一条南北走向的古商业街穿村而过，两侧11处30余间木排门的传统商铺，旧时经营香烛、酒肉、细帛、药材、山地货、百货、小吃、裁缝、打铁、刻章等生意，还曾是丽水到金华的官道。
修葺一新的西山下陶氏宗祠。
陶焕弘家属于西山下片。西山下陶氏宗祠门口的介绍显示，这座宗祠始建于明隆庆元年（1567年），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道光十年（1830年）两度重修，砖木石雕结构，前后二进二厢房。2003年，上松线省道改道从陶村经过，前进因道路拓宽拆除，后于2010年重修。
西山下陶氏宗祠为四合院式，门厅后有戏台，后进面宽五间。正对戏台的墙壁上是几位祖先的画像、小传以及歌颂其功绩的对联。居于正中的是桃溪一世祖陶善公像，上方悬挂“五柳堂”匾额。陶善左边悬挂的就是第十八世祖元亮像，也就是陶渊明。庭院一侧的墙面上有“陶氏受姓源流”，陶焕弘告诉我们，从陶渊明到他是57代，从陶善迁居桃溪到他这代则是第32代。
陶焕弘讲解陶氏受姓源流。
祠堂的墙壁上还有介绍陶村历史与概况的“村史廊”、记录宗祠规章、家规、村规的“民风廊”，是浙江省2013年开始在农村推动的旨在传播文明之风、激活传统文化的“文化礼堂”项目的产物。这座宗祠的结构、雕饰仍有不少清代遗存，但从外墙到内部，新修的痕迹都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一些古民居反倒更好地保存了古建筑的原真性。据统计，陶村现存各时期历史建筑89处，其中明代建筑2处，清代建筑35处。
未经改造、保存完好的古民居无疑为参观者所乐见，但对于每日居住其间的村民来说或许未必尽如人意。陶焕弘家祖传的老屋建于清光绪年间，边门有“五柳遗家”的横批，然而这所房子里现在住着7户人家，既有像他这样从祖辈继承的，也有解放后的土改过程中分配的，这样的情况在陶村乃至金华的其他古村落都并非个例。
此外，古建筑维修所需要的资金数目往往十分庞大，对于一些私人所有又未被列为重点文物的历史建筑而言，维修费用如何筹措无疑是个难题，而多名业主共有产权的现实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在村中见到一处建于明代的普通民居，已经挂上了危房的提示牌，里面住着一名独身的老人家。这栋面宽三间的小楼分属两户人家，老人居住的半边还勉力支撑，无人居住的另一边外墙已全部倒塌。老人家激动地说这是这一片年代最老的房子，如果他搬走将会很快倒塌，还说到之前有专家来看过说会组织维修，后来不知为何没了下文。
濒临倒塌的明代危房。
资金不足也体现在地方文献的编修上。陶焕弘几年前曾向村政府建议编修村志，但因为没有经费而搁置至今。陶村的陶氏分东陶和西陶，东陶近年新修了族谱，而他所属的西陶上一次修谱还是在民国，只修到他父亲那一辈，未能重修的直接原因是没有发起人，而根源还在于修族谱工程浩大，所费不赀。
巧合的是，走访陶村后的第二天，我们在寺平村见到了几年前刚刚新修了族谱的戴贤生，并且通过族谱找到了历史与现实的有趣关联。
寺平访谱
寺平村位于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村民近两千人，其中80%以上为戴姓。附近的中戴村、下新宅村和寺平一祖同宗，同样是戴姓为主的村落。元末明初，这片依山傍水的丘陵地上已经建起了一座安乐寺院，戴氏先祖带着族人在寺庙旁平旷的空地上建立村落，寺平村因此得名。直到现在，安乐寺院仍然是寺平所有戴氏后人共有的族产。
2010年，寺平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年寺平村乡土建筑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拥三个“国字号”的古村落，在浙江省乃至全国都不多见。
四代修谱
寺平戴氏最近一次修谱是在2009年，编修工作由村民戴贤生主持。
戴贤生家位于寺平村口不远处，从外观来看，这栋房子一半是古民居样式，另一半则经过了现代化的改建。询问后才知道，新修的那半栋是戴贤生哥哥家，属于他的半栋则保留了原有的结构。在戴贤生的书房里，戴氏历代世系图占据了一整块墙面。现在溪东戴氏奉为始迁祖的戴宗碧是第86世，传到戴贤生是第104世。书桌旁的两个匣子里，存放着历史上不同时代编修的戴氏族谱。
戴贤生保管的戴氏宗谱。
戴贤生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都曾修过族谱，但当村支书请他担任新谱的主编时，他心里犯了难。按照戴氏祖训，每20年就要重修一次族谱，但到2009年，距离上一次修谱已经过去了64年。他父亲在1946年修过族谱，之后便因“文革”中断。大半个世纪的断裂大大增加了修谱的难度。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戴贤生甚至没能读完小学，参加工作后才通过“文化补课”拿到了高中文凭。当他回到家中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直截了当地叫他不要做。但在村支书的坚持下，戴贤生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件差事。
一开始，戴贤生日夜翻看家中的老谱，反复思考后定下修谱的基本原则：每个戴氏后人都要“上丁”，也就是登记在册，不能遗漏，并且要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辰和文化程度。还要对旧谱的一些条例作出适应时代的修改，例如在新谱中，入赘的女婿也可以上谱，但在具体操作上，首先要由岳父母将其作为儿子“接”回来，称为“接子”，才能进行排行。这类原则性的变更要经过戴氏族谱编修理事会、村民代表和村中长者共同商议决定，也遭到过不少反对 。确定下原则和条例之后，就从村里的每家每户开始摸索和清理，再扩展到外村、外县甚至外省。
令包括戴贤生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修谱竟然进行地异常顺利，他父亲当年修谱时前后用了三年多，而他不到半年就完成了。这主要得益于交通和通讯的进步，过去去一趟外省路上可能要花去几个月的时间，但现在第二天就可以返程了，电话、网络等现代化的通讯方式更是迅捷无比。从2009年2月份开始着手，7月份完成草谱，经过三次印刷、校对，在当年11月20日举行了开谱仪式，新谱共25册，全部通过手写完成。
戴贤生在戴氏宗祠百顺堂。
在戴贤生看来，族谱的作用相当于户口本的延伸，可以不断向上追溯谱系，迁出的分支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不过，也有少数村民觉得多此一举，不情愿为“上丁”支付30元的人口费。
现在，戴氏文化成为了戴贤生退休后的主业。每年正月十六，寺平村都会举行祭祖和迎龙灯活动，龙头所到之处每家每户都要出来迎接。但戴贤生参加的宗族活动并不局限在寺平村， 一年一度的浙江省戴氏宗亲会已经连续召开了七年，每年参加的人数都在500人左右，下一届将于2019年1月在寺平村召开。
戴贤生提到，这些活动并非是戴氏的独创，很多大姓都有类似的活动，在全国都十分普遍。在这些热心于宗族文化的共同体中，共同的姓氏和祖先召唤出一种亲近感，人们通过寻根问祖、追忆先人，既加强了身份认同，也获得了情感上的满足。
娘娘的故事
彰显着旧日荣耀的八字门。
当我们问及寺平村历史上有名的人物时，戴贤生说，从他爸爸、爷爷、太公一直传下来的讲法是，寺平这个地方的人热衷经商、赚钱、造房子，对做官却没什么兴趣，所以没什么大人物。过去，村前的莘畈溪上有一座码头，寺平的商人沿水路出发去往兰溪等地经商，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之后就在村里大兴土木营建房屋。寺平村现在遗存的大量古代建筑以及其中无数精美绝伦的砖雕、木雕、石雕，都在彰显着历史上的富庶，在今天也是令人歆羡的文化资本。
不过，在这个宗族文化浓厚的村庄，一个明代的女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夺目的一笔，那就是寺平的娘娘——戴银娘。据《万历汤溪县志》（下文简称“县志”）卷六“人物志”记载，明宪宗朝时曾命太监下江南选良家女子入宫，戴家以银娘应选，银娘入侍坤宁宫，三次被皇帝临幸。弘治十年四月，有太监宁某来汤溪县，银娘托他带信到家中，问母亲、弟弟是否安好，“离别思慕之情凄然满纸”。
五间花轩。
传说银娘入宫后，朝廷免去了寺平村八年的赋税。500多年后，走进现在的寺平村，仍随处可见这个村子对银娘的珍视和推崇：村内的十多个景点中，有银娘井、银娘酒坊和银娘出生的大屋“五间花轩”，村里的一条主路被命名为银娘北路，甚至村口的农家乐也叫作银娘农庄。
五间花轩的堂屋正中挂着戴氏银娘像，两侧的对联上书：“村姑坤宁宫婚联皇室，银娘免皇粮门庭荣耀”。四周的墙上挂着与银娘有关画轴，故事从银娘“含香出世”、五岁时“府堂助判”，到“井水治癣”、“选美入宫”，再到“造福乡里”、“银娘省亲”，不一而足。
不过，这些故事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银娘井旁的石碑上镌刻的始建年代为景泰六年（1455年），又称银娘在井挖成后一年入宫，但宪宗一朝要到1464年才开始，时间上显然不符；而关于银娘治癣，则至少出现了道人相助、井水治愈和白羊仙子托梦三种说法。
当记者向戴贤生询问这些故事的出处和可信度时，他说戴银娘是确有其人的，并且是在1990年代被重新发现的。当时，汤溪镇的一个工作组在北京开展工作，偶然间了解到了关于戴银娘的事迹，回到汤溪后便来到寺平告诉了当地人，他们才开始翻族谱寻到了有关的记载。
李义敏曾翻阅过戴氏宗谱，在戴法华的条目下找到了关于银娘的内容，发现与县志有所出入。据民国重修《兰源溪东戴氏宗谱》记载，戴法华与妻子吴氏生有一子二女，“次女银娘成化元年奉旨选入清宁宫为妃，颁有免粮下帖，至今有小画存焉。”李义敏指出，“清宁宫”应作“坤宁宫”，清宁宫建造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坤宁宫则建于明成祖永乐时期，显然县志的记载更为准确。
另一处不同更加耐人寻味。入侍坤宁宫的银娘的确受到了宪宗皇帝的宠幸，县志也把她收入了人物志的“后嫔”之中。但宗谱中说，银娘在成化元年就入宫为妃，这似乎不合于常理，并且，县志相关记载中对她的称呼始终为“宫人”，也就是宫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出入？
从序言中可以看到，《溪东戴氏宗谱》的编纂最早开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距离戴银娘生活的时代已有近两百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宗谱中的讹误，以及县志记载尚存的银娘的书信、宫中小画等物的遗失，而为了光耀门楣而有所夸大的倾向也不难理解。
事实上，对家谱攀附作伪的批评早在唐宋时期就开始了，历史学界早就注意到了族谱中家族历史的建构性质，但祖先故事并不因为带有虚构成分就失去意义，因为不同时代对这些故事的构建都带有当时的历史特点，而家族成员对这些故事的接受传承更影响了他们理解自身和世界方式。
寺平村自编情景剧中的戴银娘。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点在今天的寺平展现得尤为清晰。在旅游开发和商品经济的宗旨下，娘娘的故事被以各种方式反复讲述，也确实成为了寺平村的一张名片。除了以银娘命名的建筑、道路，寺平旅游有限公司还组织编排了情景剧和微电影“银娘省亲”，由寺平村的村民出演，还挖掘整理了中秋节“银娘祭月”等民俗活动。可以说，今天寺平古村的文化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围绕银娘这个历史人物构建的。?
截至2017年3月，仅浙江省内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就有28处。在激烈的竞争面前，寺平对银娘故事的讲述无疑是成功的。但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故事中的历史想象有些过于单一了，寺平村的银娘似乎随时可以走进时下流行的宫廷剧里。而即便是在现存的零星资料中，作为历史人物的银娘也要血肉丰满得多，无论是县志中称道的文才，还是在信笺中对家人的思慕，都在当下的银娘故事中被忽略了。而在寺平戴氏数百年的历史之中，还有多少农人商贾的精彩人生沉睡在厚重的族谱之中？
近年来，家谱研究日益成为新兴的学术热点，民间修谱风潮也有卷土重来之势，然而在宗族社会不复存在而家族观念余绪尚存的今天，传统和现实之间将发生怎样的互动，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寺平村的娘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文化样本。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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