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数字时代，Discovery怎样拍摄纪录片？

数字时代的用户在移动终端上看视频，这与看电视有何区别，Discovery又是如何应对这一变化，改变纪录片的摄制手法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执行总导演任长箴如何看待纪录片的创作与运作？《四个春天》导演陆庆屹出于怎样的理由年复一年地拍摄家人？

“2017年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口碑为王’，现在看‘口碑为王’是趋势，但口碑为王的时代尚未到来。大众对于社交有需求，对于话题有需求，但对于艺术片没有需求。《冈仁波齐》1亿的票房和《二十二》1.7亿的票房来自这两部影片的话题性。我们曾经推送过一篇文章，说《冈仁波齐》1亿票房背后有朝阳区30万仁波切。”

1月13日，在由Figure主办的“跨越暖冬——非虚构影像论坛”上，毒眸的主编师烨东如是说。

但他同时提到，纪录片是一个正在勃兴的市场。不仅优酷、爱奇艺和腾讯都设立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而且“2017年腾讯在纪录片上的投入超过了此前几年之和，2018年的投入相较于2017年又翻了一番。”

但是，要吸引数字时代拥有众多观影选择的观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作为专注于纪录片制作的全球知名品牌，特别感受到了技术变革带来的观众需求的改变。探索频道亚太区制作与开发副总裁维克拉·钱纳（Vikram Channa）就技术变革和纪录片革新这一话题，与论坛到会嘉宾和观众分享了探索频道在新时代的纪录片制作转型。

探索频道：技术变革要求新的纪录片形态

维克拉·钱纳首先播放了一则探索频道使用传统手法制作的关于南京的纪录片片段。全知的上帝式旁白贯穿始终，“过去我们的观众在电视上看我们的节目，而电视很小，并且离他们很远，所以需要有人把内容叫嚷出来。”但现在，无论是手机屏幕，还是其他移动终端，用户和屏幕的空间距离拉近了，在这样的距离之下，不再需要有人冲他们喊话，而是要用一种亲切的口吻建立和用户的联结。

旧时代的电视观众，维克拉·钱纳现场展示图。

即使是在家中看电视，现在的液晶电视的屏幕尺寸，也使电视观看的体验完全不同了，电视更像是家庭影院。“我想有很多和我一样的电视人本来学的是电影制作，但我们没能拍成电影，而是转去做了电视。但现在机会来了，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影手法来制作电视节目。” 维克拉·钱纳说。

当下区别于传统的电视时代的另一点，在于数字时代，很多用户是通过网络付费点播节目，而且面对海量的选择，用户可以随时切换到其他节目去。这就意味着为了吸引用户，让用户付费，节目要具有更强的娱乐性。

数字时代的移动终端观众，维克拉·钱纳现场展示图。

亲切的口吻、电影手法和娱乐性，探索频道尝试在数字技术和移动终端时代以新的方式拍摄纪录片，同时保持探索频道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内容的准确和见解的精深。维克拉·钱纳以系列纪录片《你好，世界！》（Hello, World!）中的一集《别惹妈妈》（Don’t Mess with Mama）为例，展示了探索频道在纪录片制作上的变革。

《你好，世界！》系列讲述的都是动物的故事，每集邀请一位格莱美获奖或提名歌手担纲讲述者的角色。具体到《别惹妈妈》这一集，故事的主题是保护幼崽的动物母亲，承担讲述的是5次获得格莱美奖的歌手克里斯蒂娜·阿吉莱拉（Christina Aguilera）。阿吉莱拉在拍片的时候刚成为一个母亲不久，影片的主题和她新近获得的母亲身份相合。片子将动物看护幼崽的部分和她个人的人生故事交叉讲述，影片不再是一个由不出场、非人格化的全知式的上帝角色客观讲述的动物世界的故事，而是更有人情味儿，更亲切可感。作为知名流行歌手，阿吉莱拉有着广大的粉丝群体，这些粉丝可以为节目带来更为广泛的受众，可以更容易地在节目和观众间建立起情感联结。

克里斯蒂娜·阿吉莱拉在《别惹妈妈》的配音现场。

《你好，世界！》系列的成功奠定了新时代探索频道的纪录片制作模式：非人格化的旁白被特定人物的讲述替代，由非人格化旁白推进的线性叙事被非线性叙事替代；邀请更多的知名人士加入到影片中，成为讲述者，既为影片带来亲切感（intimacy），又可以利用这些知名人士自带的流量来扩大探索频道的影响力。而与探索频道的合作也能使合作者受益，以《你好，世界！》系列的尝试为例，维克拉·钱纳说他们的纪录片成为了歌手发布新曲的渠道。

张悦：电影院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布道院

张悦是“跨越暖冬——非虚构影像论坛”的主办方Figure的创始人。Figure，在张悦看来，是一家专注于非虚构故事影像化的初创公司。从《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到《Vista看天下》的副主编、《人物》的主编，再到Figure的创始人，张悦认为自己投身视频领域是基于对时代变迁的把握。“《人物》依旧是最好的杂志，但《人物》那样的长文章在当下这个时代注定逐渐式微，只会有少数人能拿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专心阅读《人物》的文章”，张悦说，“这个时代如果说有什么能让人放下手机，用一两个小时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电影。电影院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布道院。”

文字媒体出身的张悦，从新新闻主义的诞生展开他对非虚构影像的论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社会风起云涌，面对摇滚乐、性解放、反战、嬉皮士等社会现象和社会运动，传统的客观性新闻写作无力呈现，新新闻主义通过公开承认主观性，将记者从新闻报道的背后推到前台，向读者呈现记者眼中的真实世界。同时，由于小说手法和文学语言的运用，新新闻主义的报道更具有可读性。

张悦展示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四位巨匠：杜鲁门·卡波特、诺曼·梅勒、盖伊·特里斯和亨特·汤普森。

汤姆·沃尔夫提出了新新闻主义的四大特点：

一、采用一幕幕场景和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

二、通过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每一幕场景

三、对人物的对话进行无删节的实录

四、用众多琐碎的细节来勾画人物

这样的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否可以挪用到非虚构的影像创作之上？对此，张悦坦言他并没有思考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影像有文字不可替代之处，而且影像可能更容易让受众获得高潮。

同时，张悦表示舍弃“纪录片”而采用“非虚构影像”这一叫法，是因为“纪录片”这一称谓在国内带给人的刻板印象。许多人对于纪录片的理解来自电视上的专题片或电视台投资拍摄的媒体纪录片，那些片子靠解说词来论证主题，画面仅仅是附庸。而Figure做的非虚构影像，则是靠画面叙事，追求电影质感，希望能引起观众审视自己的人生。“真人秀节目也不只有娱乐式的，在美国，一样有纪实式真人秀，比如《卧底老板》，就是一档直指社会结构性问题的真人秀节目。”张悦说。

任长箴：谈纪录片运作的太多，谈创作的太少

任长箴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的执行总导演，同时是今年上映的纪录片《生活万岁》的联合导演。谈及国内纪录片的现状，她认为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大家对于什么是纪录片尚无清晰的认识。“我今天到会场一看，有些片子根本不能算纪录片，只能说是拍了一片儿”，任长箴说，“所以我和你（张悦）在这一点上首先就有分歧。”任长箴和张悦很熟，后者还是《生活万岁》的制片人，所以并不避讳。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曾让有些人高呼纪录片的春天来了。

在任长箴看来，国内在谈纪录片时，谈运作的太多，谈创作的太少。比如一部片子，为什么要拍这个人物，而不拍那个人物，为什么剪这一段话而舍弃那一段话，为什么把这一段放在这儿而不放在那儿，这些问题没什么人谈。而且即使是谈运作，任长箴认为，现在很多人的思路也有欠清晰。

纪录片的宣发，在任长箴看来，应该分为上映前、上映中和上映后三个阶段，三阶段对应着纪录片的三个层次：题材、故事和主题。影片上映前，宣传应该突出纪录片的题材。比如这部片子是表现的对父母的爱呢（《四个春天》），还是讲了一个创业者的故事（《燃点》）？这时观众尚未进影院，他们需要一个对题材的清晰的表述来明了影片拍的是什么。电影上映中，宣传应该着重在故事之上。故事让题材丰满，是用细节表现的题材。观众看完了故事，应该能感受到影片的主题。主题是创作者想要传达的东西，也是赢得观众口碑的关键。“口碑是宣发代替不了的东西。”任长箴说。

陆庆屹：悲伤驱使我把一切记录下来

正在影院热映的《四个春天》目前已取得了800余万的票房，之后可能会突破1000万。对于一部这样的纪录片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但陆庆屹说，他并不关注票房，“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事情”。在微博和豆瓣上有上千条网友给他发来的信息，说想看这部电影，但他们那里《四个春天》没有排片，“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办，我想纪录片就是这样的命运吧，既然我选择了纪录片，那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命运，也没什么好挣扎的。”

陆庆屹表示，他拍这部片子是出于对父母的爱，片子也是拍给父母的，如果赚钱了，那是捡来的。“我这个例子不具备代表性，因为片子是我一个人拍的，剪辑也是我，买书来看，什么是纪录片，什么是电影，都是自学的。我今天听其他人说的那些问题，真的觉得隔了一层，我不知道如果我拍下一部片子会不会遇到那些问题，但我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宣传活动要四处跑，今天一个城市，明天一个城市，特别累。” 陆庆屹说。

《四个春天》对于过年家人团聚的场景着墨最多，充满生活的细节和时光流逝的感觉。

在张悦问到他为了纪录片的拍摄和剪辑付出的辛劳时，陆庆屹说：“我觉得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比如我剪片子的房间没有暖气，冬天很冷，我就穿两件羽绒服。你要做这个事情，那能怎么样呢？我不太想这些事情，可能脑子比较简单吧。”

《四个春天》记录了陆庆屹姐姐的生病、死亡和葬礼，张悦说，他能感到在拍葬礼的时候，摄像机在颤抖，“如果是我，我可能做不到，但你把这些记录了下来。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陆庆屹说有很多年，哥哥在北京上学，姐姐在沈阳，因为没钱买火车票，所以家人团聚的机会非常少。每次团聚，大家都很珍惜，会去照相馆拍照片纪念。姐姐生病，一开始以为是哮喘，觉得是会好起来的，所以自己只是在记录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至于葬礼，姐姐去世是在上午，当天晚上就从沈阳来了20多个她的朋友，一个人没有巨大的人格魅力是不会有这么多人来送行的，所以他感到自己必须记录下他们；而那个在葬礼上唱歌的老人，是自己背着鼓，走了十几里山路来的，这是恩情，所以他也必须要记录下来。陆庆屹说，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对一个就要失控的人来说像是稻草一样的存在，让他觉得人生还要继续下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那么多人在支撑你。

“起棺的那一刻，我昏过去了，是我哥给我扶起来的。我妈非常严厉地看着我说：‘你这样瘫下去成什么样子，让别人看了成什么样子。拿起花圈，拿起摄像机。不然你想怎样？’在起棺的时候，我跟在抬棺的人后面，想起一部小说，威廉·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他也是在描述人在世间的煎熬，我当时特别特别地悲伤，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也是这样的悲伤驱使着我一定要把这些记录下来。”

《四个春天》剧照。“我妈非常严厉地看着我说：‘你这样瘫下去成什么样子，让别人看了成什么样子。拿起花圈，拿起摄像机。’”

陆庆屹说，自己过去在北京混了二十几年，一直是非常动荡的状态。“我不想再这样了，我要把父母赐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发挥出来，这就是我很简单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