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谈《罗马》：大多数人根本就没看懂

随着颁奖季渐入高潮，墨西哥导演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的《罗马》（Roma）俨然已成为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最大热门之一。这部由Netflix出品、卡隆一手打造（身兼制片、导演、编剧、摄影、剪辑多项职位）的影片自2018年威尼斯电影节首映后，一举拿下最佳影片金狮奖；此后获得无数赞誉，各国影评人都对其推崇备至。不过，最爱点评电影江山的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日前在英国《旁观者》（The Spectator）上撰写专栏，强调大多数人根本就没看懂《罗马》。
齐泽克表示，自己第一遍观看《罗马》之后，心头留下的是一种苦涩的滋味：“没错，大多数影评人赞扬这部当代经典，确实是它实至名归，但我心头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绝大多数人对这部电影的认知，其实都来自于一种可怕的、近乎于淫秽的误读，他们夸奖《罗马》夸得不得其所。”
《罗马》剧照
《罗马》被视为是在向女主人公可莉奥致敬。她是生活在墨西哥城中产阶级居住的罗马区的一名女佣，在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帮佣。家庭成员中，可莉奥的主人包括索菲亚、她丈夫、他们的四个小孩、索菲亚的母亲特蕾莎，以及一位与她情同密友的女佣阿黛拉。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正是墨西哥学生抗议运动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
与过去的作品《你妈妈也一样》（Y tu mamá también）中相同，卡隆始终在主人与帮佣这两个世界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影片的主要内容在于呈现各种家庭矛盾（男主人为年轻的小三抛妻弃子、可莉奥的男友始乱终弃等），更多地将焦点放在私密的家庭话题上，这样反而让令人窒息的街头抗争变得更易于察觉了，它成了无处不在的一种背景。正如詹明信（Fred Jameson）所说，作为真实的历史，是无法直接描绘的，只能将它当作难以明确表述的背景，借由描绘各种具体事件来留下它的印迹。
《罗马》剧照
好多影评人觉得，《罗马》歌颂了可莉奥的善良，歌颂她对于这家人的无私奉献。而另一方面，她也从这个被宠坏了的中上阶层家庭获得了终极的大爱，她（几乎）被他们接纳为家庭的一员，但结果只是让她在身体和情感上都被他们进一步剥削利用。但我想说，真的就是这样吗？这样来理解这个角色是不是太偷懒了？在我看来，《罗马》有许多细微之处，都在暗示我们，可莉奥的善良本身就是一个陷阱。对于这个角色来说，那是一种含蓄的批评，其实是要批评她的奉献精神，正是因为她在意识形态上的愚昧无知，才导致了这样的奉献精神。之所以这么说，我想到的并非是那家人对待可莉奥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明显的不和谐：前脚刚说如何爱她，跟她“平等”对话，后脚立刻一个大转变，请她去做家务或是为自己做什么事情了。真正令我做出上述判断的，是另一些东西，例如，索菲亚酒醉之后想要把汽车停进狭窄的车库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毫无体谅的粗蛮：我们看到她反复擦撞着墙壁，墙上的涂料纷纷掉落。这种粗蛮当然也可以用她主观上的失望情绪（被丈夫抛弃）来做解释，但真正要注意的却是，她之所以那么做，其实还是因为自己处在优势地位之上，她可以承担这种行为的后果（反正是佣人去修补墙壁）。而另一边，当可莉奥遇上比丈夫出轨更为糟糕的事情时，却根本无法承担这种“理所当然”的情绪爆发——哪怕她不得不面对正在全面崩溃的个人生活，但家务事还是不能停……
《罗马》剧照
可莉奥真正的困境第一次张牙舞爪地出现在观众面前的场景是在医院里，在她产下一名已没有呼吸的女婴之后；医生反复地尝试抢救女婴，最终将尸体先交给了可莉奥，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拿走。许多影评人看到这场戏，认定这是全片最叫人情感痛苦的一刻。事实上，他们没能抓住这一场戏里的暧昧之处：正如我们稍后发现的（但在医院里的这一刻，你也应该可以猜到了），真正让她情感痛苦的是，她其实并不想要小孩，所以，怀里抱着的女婴死尸，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影片结尾，索菲亚带着家人去图斯潘海滩度假，她也带上了可莉奥，好帮她一起度过丧女的难关（事实上，他们只是希望度假时仍能有女佣在旁伺候，哪怕后者才刚经历了痛苦的生产）。在饭桌上，索菲亚告诉孩子们，自己和他们的父亲已经分开了，之所以出来旅游，就是为了让他能趁他们不在家里，打包收拾走人。在海边，两个小孩险些被浪卷走，幸亏可莉奥涉水救回了他们，尽管她并不会游泳。如此无私的忠诚，让索菲亚和孩子们非常感激，但可莉奥却出于内疚而情绪崩溃了，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并不想要小孩的事。他们回到家里，发现书架都不见了，几间卧室也都有了变化。可莉奥拿出一大堆要洗的东西，一边告诉阿黛拉，自己有好多话想跟她说，这时候，一架飞机从空中划过。
《罗马》剧照
当可莉奥在海边救下两个孩子后，他们全都（索菲亚、可莉奥和孩子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我在这一刻看到的，是一种假惺惺的团结，但即便如此，这也是全片仅有的一处。它只能让我再次确认，可莉奥彻底落在了这个将她当作奴隶来使用的陷阱里了……是我想太多了吗？我的理解是不是太夸张了？在我看来，卡隆在导演这场戏的时候，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暗示，一种电影形式上的暗示。可莉奥救小孩的这一整场戏，是一镜到底拍成的。镜头始终横向移动，焦点一直落在可莉奥这里。看这场戏的时候，我觉得它在形式和内容上，有着一种奇怪的不和谐，而且来得非常明显。内容上，这场戏说的是可莉奥令人觉得可悲的举动，自己才刚经历了情感痛苦的死产，马上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家的小孩；但是从形式上来说，我们在一个长镜头里完全看不到这样的戏剧冲突。她涉水的时候，镜头从未在她和男孩之间切换过，他们身处险境，她要拼命拯救，但镜头上却看不到这种戏剧张力，也没有主观镜头表现她的所见。摄影机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惰性，拒绝参与到剧情之中，明显地代表着可莉奥的置身事外：她并非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忠诚仆人，她已经摆脱了这种令人觉得可悲的角色。
影片最后的时刻，另外还有一处暗示，同样也是在说她的解放。可莉奥对阿黛拉说：“我有许多话要跟你说。”或许，这意味着可莉奥终于做好了准备，打算要从“善良”的陷阱里爬出来了，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这家人无私的奉献，代表的正是她被奴役的身份。换句话说，可莉奥完全不理政治，一心只想着无私奉献的态度，代表的正是她的意识形态身份，她就是这么“实行”（lives）意识形态的。向阿黛拉解释自己所处的困境，或许只是她的“阶级意识”觉醒的开始，这只是第一步，最终，她会加入那些街头的抗议者。就这样，一个崭新的可莉奥会出现，比原来的她冷酷无情得多——那是意识形态的锁链送过来的一个可莉奥。
但是，那个崭新的可莉奥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毕竟，想要摆脱自己身上背负的锁链，其实很难，因为这种锁链不仅会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且还会让我们感觉自己正在做善事。正如T·S·艾略特在《大教堂凶杀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里所说：为了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那才是最大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