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我想跟你谈谈钱

澎湃新闻 湃客 朱一南

喜欢导演顾长卫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我们这些文艺青年。

每年春天来的时候，不少人都要再看一遍《立春》，片子一开场，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重复王彩玲那段旁白：“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的心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

这个女人说好听了是执著，拥有对抗整个世界的勇气与力量；说不好听是“疯了”，摆不清自己的位置，不能审时度势。当然也许真实的生活中不会出现王彩玲这样的异类，但是那种在遇尽不如意、不得不向生活低头的境遇是常有的，而王彩玲依然值得羡慕——她有精神世界的庇护。

哀而不怒，怨而不伤，却让人回想不断。这是顾长卫拍电影的特点，而他的摄影作品也是如此。

看红了眼，看白了脸

文艺不是不谈钱，反而钱是一个最直接的去触摸这个社会的媒介。

大约在2013年，顾长卫做起了摄影。他用微距镜头对准人民币百元钞，记录下一系列超近距离关于“钱”的细节。在此，人民币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形态，就像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微观世界一样，纸币的每一个局部都成为一个抽象的图案。

“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钱，它就放在你的兜里，可能你放在了你的心里。这张普通而又不普通的纸，有一种难得的意味和魅力在里面。”顾长卫说。大约2013年，顾长卫上一部电影《最爱》已经上映2年，在筹拍下一部电影《微爱之渐入佳境》，他的助理回忆，虽然那阵儿事儿不少，但在晚上会看到顾长卫一个人在工作室一角的几盏灯下，沉默不语地对着人民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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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纸上卷曲盘绕的线条、数字、水印、人物形象，甚至油墨本身，以及人在纸币流通中留存的痕迹都是他聚焦放大的对象。通过微距镜头，当百元纸币上的局部有规律地呈现，那种精密的肌理让人陌生而错愕。而每幅作品也并非是随意堆砌的一组“乱码”。“X”和“Y”代表的是百元纸币上的坐标，“F”表示钱币的正面，“B”表示钱币的背面。

“这些细节有些成漩涡形的运动，有些成线状的排列，有些像极少主义的作品，只有隐约的痕迹和偶然的色点。也有近乎单色的平面，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浅淡的‘100’符号。从整体上看，抽象的图案是主要的效果，‘抽象’似乎是潜在的主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易英在看过这组作品后评价。

就在这张只有长约15厘米，宽约8厘米的小小红色“道场”之中，顾长卫从表面一直想方设法摸到人民币的内部，从而拥有了一个无限的图像空间。一张普通的百元钞票，天天在使用它，可能从来没有人仔细观察过它的形式。偶然的机会，在微距摄影的帮助下，顾长卫才发现它又那么复杂、丰富和神秘的图样，而这种神秘性拥有让很多人将自身的命运交给它的魔力——而这也正是消费社会中人的物化。

“在拍摄时，我就一只手使劲儿摸钱，一只手使劲儿摸自己的脑门。摸着自己的心口，一直到看红眼，看白了脸。”顾长卫描述，“究竟看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找到了一些去观察、跟它对话的角度。小到个人，大到国家，有多少悲欢离合，阴晴圆缺，都是和钱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沉静的，也是有力量的

顾长卫刚来北京时特别瘦。1987年在跟张艺谋合作拍《红高粱》时，当时演男主角的姜文看见他，“特别瘦，还留着点胡子，眼珠儿基本上不动，还有一半藏在眼皮里边，我说，这是个什么人呢？他说我叫顾长卫。”

那一年是张艺谋首次执导自己的电影，就找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同学顾长卫担当摄影师。在上学时顾长卫的专业就很好，1982年毕业后他回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师，担任摄影一职，与陈凯歌导演合作《孩子王》，和滕文骥导演合作《海滩》，都让他获得了专业上的认可。后来有媒体问张艺谋，为什么要找顾长卫？他回答说：顾长卫是摄影班的第一名！

《孩子王》和《红高粱》的高水准表现，让顾长卫收获了1988年双料金鸡奖。而在此之后，他还和张艺谋合作了《菊豆》，和陈凯歌合作了《霸王别姬》，和姜文拍摄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鬼子来了》等一系列中国电影史中闪光的佳作，其中《霸王别姬》还收获了第46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并获得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的提名。

1994年到1999年期间，顾长卫辗转到美国好莱坞工作，先后参与拍摄了《迷色布局》、《浮世男女》以及《纽约的秋天》，之后决定回国发展。2003年，编剧李樯创作的剧本《孔雀》辗转来到了顾长卫的手里，而这也让他成就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

《孔雀》讲得是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个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三人命运遭遇的故事，却让观众感受到了作为时代囚徒的人们一边生活其中、一边建构囚牢的悲怆，颇具有第五代导演那些经典电影的气质。而他也被业内称为“迟来的第五代导演”。这部电影最终得到了崇高的荣誉：柏林电影节的银熊奖。顾长卫正式以导演的身份进入公众的视野。在《孔雀》之后，他又先后推出了《立春》《最爱》，等等。在执导的电影《立春》上映时，顾长卫曾接受媒体采访说：“从小爹妈就教育我说‘咱家的孩子没啥出息’‘咱家孩子不聪明也不会来事儿’，所以一直都没什么理想，老老实实随大流就行了。我就特别想成为王彩玲（《立春》的主人公）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主义者，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奋斗，经历那么多与众不同事儿。同时这也传递了一种价值观，我自己做不到的并不意味着我内心深处不这么想。电影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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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里的大象

100元纸钞本身没有价值，而让它产生价值的是交易。

“我有时候触摸着这张钱，会想每张纸币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经历。”顾长卫说，而他奋斗的三十年，也正是中国经济最急速变化的三十年，“我对钱的感受，是建立在一个时间跨度基础上的。这些年，人们对钱的价值，对钱的理解，交易的改变，是有很大变化的。”

这张红色的纸片包罗万象，有汗水、泪水与血水，也有蜜汁、苦水和狼奶。财富所遮掩的是一个空前复杂而大半面目未清的时代之困：物质追求为目标，道德底线被轻易穿越，心灵焦虑无处不在，身份认同事实颠覆。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不同利益之间的冲撞与拷问，让这张红色纸片的故事变得暧昧不明、前途叵测。往往，人紧捏着手里的钱，却忽略了“房间里的大象”。

“明天，你的期许或许都在这里。可能是美满，可能是罪恶，这个我说不清楚。”顾长卫说。在他的工作室中，没有一幅被放大的电影海报，而这组作品却被以整面墙为尺寸，一幅接一幅地悬挂着。

在激荡的时代里，在跌宕的人生中，人最终能守住的财富到底是什么？这是顾长卫电影里用故事包裹的精神之问，也是这组红彤彤艺术作品，在他的工作室空间里敲出的落槌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