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印刷革命何以改变中国近代史？

印刷术的革新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变革之一，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逐步被西式金属铸字印刷取代，使得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降低、传播的速度急剧提升，这对知识界和全社会都产生了震荡性的影响。《铸以代刻》讲述的正是19世纪中文印刷业的变革过程。

揭开19世纪中国印刷业的变革

新京报：早在北宋年间，毕昇（970-1051）便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它在中国古代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活字印刷后来没有流行，是否与汉字繁复多变的特点有关？古腾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是否有受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启发？

苏精：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当然是划时代的发明。不过，这种印刷术问世后，虽然陆续有人以各种材质的活字印刷，却始终没有成为中国印刷的主流技术，比活字先数百年出现的木刻雕版才是主流，雕版印刷的工资低廉、材料便宜、技术成熟、视觉美观等都是主要原因，而中国活字几乎都是逐字雕刻而成，制造技术不够精细，印成的视觉效果也往往不如木刻。若要和西方拼音活字一样以金属铸造，单是几千个常用汉字已极为费时耗工，全部几万个汉字更不易，而且，我们还缺乏像西方那样的铸字技术。

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有无受到中国活字印刷的启发，长期以来是世人关注的问题。身为中国人，我当然也希望确有其事。但就我所知，一向只有情况证据(或间接证据)，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断言古腾堡的发明确有中国因素在内。

新京报：19世纪，“铸以代刻”的印刷技术革新，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苏精：西方活字印刷术取代中国传统印刷术，原来只是图书生产方法的改变，结果不但直接改变了中国的图书文化，进而成为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工具因素。图书文化包含生产技术、版式形制、书刊类型、出版传播、阅读利用和保存维护等环节，中国的图书文化在19世纪时由于来自西方的技术冲击而改变。

《铸以代刻》，作者: 苏精，出版社: 中华书局，2018年5月

例如，在生产技术方面，活字与石印取代了千年传统木刻成为图书印刷的主流；在版式形制方面，精装和平装的书取代了线装书；在出版品的类型方面，图书以外又出现了报纸杂志等定期的刊物；在出版传播方面，传统上由政府官刻、个人家刻和商业性书坊坊刻三足鼎立的现象，转变成商业经营一枝独秀；在阅读利用方面，过去图书主要由少数读书人拥有的情形，变成通俗而普及社会大众的读物；在保存维护方面，保存方式的改变如原来图书平放架上、封面朝上，改变为直立架上、书背朝外。在这些彼此相关的环节中，印刷生产技术的改变是最早发生变化的环节，这是19世纪一些基督教传教士费了数十年工夫推动的结果。

图书文化的改变，进一步引起中国人传播思想、接受知识信息模式的改变，传播和接受的快速、普及、低廉和多样性都是以往难以想象的，这些情形肯定引起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剧变。

卖掉房子和藏书，以学术为生

新京报：你在知天命之年卖掉房子和藏书赴英留学，研究中文印刷变局，并手抄260万字的传教士档案，以学术为志业，为何会有这样的决心？中文印刷变局的课题为何如此吸引你？

苏精：当初决定卖掉一切去读博士，老实说不是什么以学术为志业这样崇高的理想，而是因为先前辞去工作读了硕士学位以后，却找不到工作，失业了半年左右，实在没办法了，只好孤注一掷的结果。

读完博士后，在大学教书，又能继续做研究，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窝”。几年后升上教授，已经凑到可以退休的年资，自己觉得研究的兴趣还是大于教书，就提前退休了，虽然退休金比在职时差很多，但是可以专心研究，而且这样还能策励自己继续前进，否则收入变少，又没有研究成果，岂不成为笑话？退休15年来，我出版了五种书，第六种也即将出版，这种情形大致符合自己退休时的盼望，我也乐在其中。

苏精，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关于中文印刷变局的课题，我本科学的是图书馆系，会读到关于中国图书形制的变化，后来又在图书馆工作多年，馆内藏书中西式都有，让我觉得中国的书从传统形制改变为西式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看了不少相关的著作，发觉似乎都没能说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这成为我心中多年的疑问，所以当我有机会深造读书，很自然地就以这种改变作为研究的课题了。

潜心研究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文化交流活动

新京报：能否谈谈2018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未来有何心愿？

苏精：2018年，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关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完成了一本名为《西医来华十记》的书稿，包含十篇文章。从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传播西医的活动起，到20世纪初年为止，西医以基督教传教医生为主大举来华，这本书包含了一些个案研究，也讲述了中国人对西医的反应、接受及学习过程，预计2019年4月出版。

其次，这一年还进行了一些演讲，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活动，涉及翻译史、医学史、教育史，以及印刷出版史，2018年内曾在日本大阪报告论文《关于罗伯聃的新史料》，在上海演讲《仁济医院的创办人雒颉》、在东京演讲《美华书馆二号(柏林)活字的起源与发展》、在武汉演讲《清末传教士档案的史料价值》，以及在香港报告论文《马礼逊与英华书院》等。

此后，我仍当以来华传教士留下的庞大档案作为主要史料，继续研究以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各种文化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