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春运”｜路远情深，他们如何归家？

（原标题：古代也有“春运”｜路远情深，他们如何归家？）

走进一扇叫家的门，点亮一盏亲情的灯，洗去一年沧桑的尘。天涯海角，不远万里，回家过年，是每一位在外漂泊的游子心底最柔软的一方。

2019年的春运已经在1月21日拉开序幕，将于3月1日结束，共40天，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人次。春运是春节前后特有的大规模人口迁徙现象——游子如筝，春运是线，每一次甜蜜的收线，便近了家的距离。

溯源“回家过年”

为何过年时一定要回家？传说，“年”是一只凶恶的野兽，长着四只角四只足，力大无比，在每年的最后一天，即“除夕”便会出来作祟。

个人的力量有限，无法对付凶残的年兽，于是全家人守在一起，等着“年”的来到，合力把“年”赶走。所以不论怎么困难，有什么样的理由，在外的家庭成员都要赶回，助一臂之力。

现代时空概念上的“年”，晚于过年风俗。据中国最早一部释义词典《尔雅》中的“岁名”解释，“年”在尧称为“载”、夏称为“岁”，商称为“祀”，一直到周才称为“年”。

古代“春运”行路难

春运不光光是现代有，其实我国古代就有春运。如上文所说，因为周朝时就已经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古代的 “春运”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不过那时的春运比现在困难。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有“父母在，不远游”等封建礼俗思想因素的限制，人口流动的数量并不大，距离也不太远。其次，与今天不同的是，古代春运主体并非“外出务工人员”，而是以朝廷官员和经商人士为主。

由于道路建设落后和交通工具简单，许多人因为路途遥远，根本无法回家过年。因此，“回家难”的背后实是“行路难”，古代春运面临的最大问题自然是交通问题。

在殷商时期，就有道路交通的建设的记载，在安阳殷墟考古中便发现了大量车马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全国性公路网，陆路交通水平突飞猛进，给“春运”提供了便利。

“秦为驰道於天下……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据《汉书·贾山传》记载，此驰道宽达69米。不只路宽，路旁边还栽植松树。

除了驰道，秦朝还有直道，轨路等。轨路是用硬木做的，下垫枕木，马车行驶在上面，速度较快。当然，秦代的公路网并不是为当时春运的需要而修建的，而是出于军事考虑，但它对诸如过年等民间风俗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古代人的交通工具又是什么呢？在古代，春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和畜力。中国最早的人力车是辇，辇就是轿子的前身。而长途运输则主要靠畜力车，有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马车是古代春运最主要的工具。

普通人乘坐的交通工具有轏（音“站”；古代用竹木条做成的车）车、辎（音“滋”，古代一种有帷盖的大车）车等。轏车是一种轻便车，结构简单；辎车则是大货车，送人时则变成了大客车。而高官及富商乘坐的是安车，古代一种通常用一匹马拉的、可以在车厢里坐乘的车子。

因此，古代人回家过年，能坐轏车就很不错了，大多数人只能靠两条腿或牲畜代步，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

诗词中的思乡之情

由于古代回家行旅艰难，风尘仆仆的游子往往在旅途中用诗文寄托乡思乡情。春节思乡是一时，若无法抵达故乡，回不去的思念就是一生。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薛道衡《人日思归》

远在他乡的诗人通过这首五言小诗写出了在春节渴望回家团聚的心情，以平实自然、精巧委婉的语言，运用了对比映衬手法，叙述中有对比，含蓄婉转地表达了作者急切的思归之情。

旅馆寒灯独不眠，

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

——高适《除夜作》

高适的这首七言绝句写尽了游子家人两地相思之情，精练含蓄、用语质朴浅近而深情悠远。最后两句更是写出了双方思之久、思之深、思之苦，完满地表现了诗的主题思想。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

——蒋士铨《岁暮到家》

诗人借助衣物、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等使母爱具体化、形象化。“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通过直抒诗人的惭愧心情表达出母子之间的深情。除了惭愧之外，此处也含有担心直言远行的劳顿，会使母亲更加心疼，因此“不敢叹风尘”。

名家的春运记忆

古代春节，游子回家不易，那让我们再看看近现代名家笔下的“春运”。在他们的记忆中，“春运”又是怎样的一番光景呢？

梁实秋：买票难

没有当代多样化的购票途径，民国时期想要买到一张火车票只能在窗口排队，虽然当时人流量相对不大，但是车次也不多，因此想买到一张票着实不易。梁实秋曾这样形容买票的困难情况：“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有性命之虞。”

李同愈、程瞻庐：火车挤

即使买了票、上了车，恰恰是旅途的开始，临近年关，车上依然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中就描写了当时的“盛况”：

“离过年还有一礼拜，一趟从北平开来的列车刚刚驶入天津车站，还没停稳，月台上的乘客就像蚂蚁般一拥而上，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枝了。第一批挤上去的是精壮的年轻汉子，他们的身体像一堆货物，塞在车厢的走道间，彼此直着脖子站着。第二批挤上去的就只好站在靠门口的地方，把车门都撑住了，没有法子关闭。其余的呢，就只好挤在车厢外的站台了。”

同时期的程瞻庐在文章中的描述更加令人为他捏一把冷汗：

“因为拥挤的缘故，我左脚上的袜带脱了，使一个金鸡独立势，提起左脚，把袜带搭好了，然后踏下，却已失去了原有的立足地；原来我左脚的地盘已被他人占去了。踏在那儿，是人家的脚背；踏在这儿，又是人家的脚背。”

冰心：耗时长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离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冰心准备从北京回上海过年。

从北京到上海，路程不能算远，问题是在1929年冬天，由于战争频发，从北京去上海所必经的津浦铁路暂时被军队占用，旅客们必须要走海路：先乘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走海路到浦东，然后再搭乘轮渡过黄浦江，然后再乘坐无轨电车去上海市区……

民国时期的火车站

冰心在12月18日下午4:50坐上火车，到了晚上7:00才到天津，出了天津站，冰心乘坐公交车去饭店休息，等着第二天上船。

12月19日下午2:30，冰心在天津登上“顺天”号轮船，但是直到当天夜里，这艘船才驶向上海。船上的乘客确实很多，每一个船舱都挤满了人，而且许多乘客还带着孩子，吵骂声、喧闹声吵得冰心根本难以休息。

12月22日下午6:00，轮船终于停靠在上海浦东，这一路上整整用去68个小时。如果再算上冰心在天津等船的时间和在北京等候船票的时间，从北京回一趟上海居然花了八九天时间。

沈从文：风险多

1934年1月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沈从文因为母亲的病，选择回家。那是他到北京之后第一次回湘西。一路上，他从北京出发，坐火车、汽车、乘轮船、坐轿子，把近代古代的交通工具都用了个遍，花了近半个月才到家。在这几千里的回乡之路中，沈从文给妻子写了很多信，讲述了沿途的所见所闻，这些信件便是1992年出版的《湘行书简》。他在信中说：“除了路途遥远，一路上也是风险颇多……我抱着你同四丫头的相片，若果浪把我卷去，我也得有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