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庆屹：金马奖影展时，我正在洗衣服

《四个春天》自1月4日在内地上映以来收获了众多好评。同名图书和电影内容并无太多重叠，一以贯之的是陆庆屹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谈及电影的成功，他说自己并没有因此有什么变化，倒是影片在他家乡的上映让他联络到了很多遗散掉的情感，他想把它们都拾回来。

“我要感谢豆瓣，《四个春天》这部电影，现在这本书，还有很多朋友，都是从豆瓣出来的。”1月19日，在《四个春天》新书分享会上，陆庆屹首先对豆瓣表达了谢意。“在玩豆瓣之前，网络对我来说意味着另一个时空，豆瓣让这个时空落地了，进入了现实之中，这种感觉很奇妙。”

陆庆屹，1973年生于贵州独山。15岁离家，曾做过足球运动员、歌手、矿工、摄影师的他，现为独立电影制作人。电影拍摄零基础的陆庆屹，耗时6年完成了导演处女作《四个春天》，记录下家乡年迈父母的日常生活。在第12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纪录长片奖，1月4日在内地上映以来收获了众多好评。在《四个春天》一书中，他用文字记录下日常，赋予平凡的人和事以温度与质感。

当天分享会的嘉宾还有作家沈书枝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陆庆屹和沈书枝相识于豆瓣，有几年时间常常一起出游。谈到《四个春天》这部电影和书，孙飞宇说我们今天最为缺乏这种“简单朴实的、平和的、温情的，最为日常生活的温柔”，“我们缺少日常生活，我们缺少对待日常生活的尊重，我们缺少对待日常生活的体会、理解和深刻的同情”。而记录——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则是在探究平凡普通的人和平凡普通的日子是否有意义这样一个问题，孙飞宇说。

对此，陆庆屹坦言自己并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个容易被触动的人”。当天的分享会更多的也正是陆庆屹和现场的观众和读者交流各自对电影、对生活的感受，虽然其间也并非没有思考，但思考不是主角。“我现在不爱去想明天的事，我觉得有的人想得太多之后，就什么都觉得没有意义了”，陆庆屹说，“人生挺有意思的，就看你怎么去面对”。

近两个小时的分享会，陆庆屹的父母、电影以及陆庆屹本人的生活和下一步的打算都是被反复提及的话题，下面的文字即为按照主题对陆庆屹的回答进行的整理。

我的父母对时光特别留恋

我父母1963年结婚，结婚的时候，家里一口锅都没有，就是在这种借锅煮饭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要留着一点钱来拍照片，因为他们两个对时光就是那么留恋，就是那么喜欢生活。

从1963年到现在，五十几年过去了，每一年我们家都有照片留下来，这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做到的。因为那时候非常非常困难，在我记忆里面，我们常吃的就是稀饭，可能贵州的天气也比较暖和，不需要吃得那么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爸妈都会攒一点钱，每年去县城里面请一个姓傅的叔叔来拍照片。这个东西是没道理可讲的，人喜欢什么，他就追求什么。

我爸妈1963年结婚欠的债，到1995年才还完。1997年，我姐给我爸买了一台摄像机，加上磁带，一共两万多块钱。同一年，我三舅买了一套房子，100多平方米，是三万块钱。所以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你追求什么东西，别人是没办法理解的，他会觉得你追求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对我来说，就非常有意义。从小在这种氛围里面，我自然会对记录有特别浓厚的兴趣，而且有时候拍摄时，真的会有如饥似渴的感觉。

我觉得我父母的生活状态得益于他们两个人的爱情。两个人相爱之后，相互宽容，对对方的喜好都宽容的话，会是互相的促进。他们可能会去理解对方的喜好，然后可能也能从中找到乐趣。逐渐地，他们的乐趣就丰富起来。我觉得就因为这样的相互扶持，所以他们越来越坚定自己的生活。

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在我们家，感觉上很多事情是我妈拍板的，但实际上是我爸的意志。他们两个已经融为一体，这样力量会非常强大。所以我妈会在家里有6千块钱的时候，支持我爸花5千块钱买一个手风琴，根本没有任何的异议——因为他喜欢嘛，所有的这些都可以理解。

男人要做到自己的承诺

我爸妈感情挺好的，没吵过架，至少我没见过。我觉得以前的人好像对很多东西都会珍惜一些，像感情，在我小的时候很难想象离婚这件事。可能这些对现在的人来说，是一种束缚。但也许这样的束缚也是一种能够考验生活的可能性，就是用更长的时间去验证这些感情。

我爸妈是自由恋爱。我爸很帅的，我妈很漂亮，然后自然而然他俩就看对眼了。追他俩的人都挺多，但是两个人很腼腆。我的三姨是我爸的学生，靠我三姨给传纸条，他们是这样谈的恋爱。

我最感动的一点，是我前几年才知道的一件事情。在他们谈恋爱之后两个月，我妈带着我爸去看我外公。我外公说，陆老师挺好的，但是太瘦了，就怕养不活你。（现场笑）你们笑是你们确实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很多东西是靠你双手自己去做的，老师没有任何地位。家具啊，自己开荒种菜啊，这些都需要自己动手。我爸确实很瘦弱，当时我爸就跟我妈说：你放心，我这辈子不会让你委屈的。

“妈是少白头，从小有白头发，向来是我爸帮她染。染发时，聊起我小时候干的坏事，他俩都笑出了眼泪花。”——散文集《四个春天》

前几年，我已经忘了是哪年了，可能14年，可能15年，我爸跟我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他说，我用一辈子来证明了我的这个承诺。我特别感动。所以我觉得——咱别说性别歧视或是什么——我觉得男人许下的诺言就应该去做到的，这样在我死的那一刻，就会觉得特自豪。我始终这样认为，就是不要轻易地许诺，但是你许了就必须做到。

反正我是男性，我只能说男性的这方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去承受的。我妈是一个暴脾气，女张飞，六十几岁还在街上追着小偷打，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在家里就吵不起来，我爸就是棉花一样，怎么打过去都是无声无息地。我在小的时候觉得我爸怎么那么懦弱，一天到晚被我妈欺负，但实际上到了我现在这个岁数，我才理解，什么叫父爱如山。男人就应该有这些东西，可能女人也该这样。如果有了这些东西，可能感情就更牢固一些。

《四个春天》放弃了一些东西

《四个春天》的剪辑基本上是按时间线来走的，另外在大的结构上放弃了一些东西。

最开始想有一些大环境的交代，比如说县城的样貌、风土人情和邻里关系，当时想得挺饱满的，但是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真的挺难的，包括拍摄这件事。

现在想当时真的挺有热情的，因为背那个包，二十几斤，然后拿一个架子，估计也有五六斤吧，就这么爬山，爬高爬低的，那些农民就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在那种状况下，你去观察这个世界，可能就得不到它特别真实的样子。所以，我在剪辑的时候，尝试了一下，想把独山县作为一个背景和基础，但是做不到，所以就放弃了。

贵州山野。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这些内容差不多有1/3，因为拍了很多嘛，决定放弃之后就轻松多了，之后就按照时间线来选择素材。因为生活有很多大量重复的东西，比如说吃饭啊、走路啊，这些都是重复的。然后我还删掉了很多漂亮的画面，因为我不想让它变成一个风光片；删掉了很多美食的画面，我不想让它变成《舌尖》。我想拍成一个日常的东西，决定了这个就好办多了，按照时间线就可以了。

也有一些片段，单独拿出来看是挺有意义的、挺好的片段。比如我姐七七的那一天，我妈的一个好朋友，叫凤央的，走了二十几里山路，挑着几十斤糯米饭，来分给每一个参加我们“拦社”的人——这个词我不知道怎么理解，阻拦的拦，社会的社。

姐姐的坟。电影《四个春天》剧照。

凤央他们家住得很远，挑了几十斤的糯米饭来分给我们，每个人一斤左右，那个糯米是她自己种的。我哥是头一天回到的家，拦社之后的第二天他就又要走。当天下午我妈说，凤央这种深情厚谊，我们都要记得，以后回来都要去看她。我哥说，那还等什么以后，现在就走。

那一刻我非常非常激动，我以为我哥是温吞水，没想到他也有那种雷厉风行的一面。去到了那边之后，我妈见到了她这位老姐妹，她们很自然地唱起了姐妹歌——因为山歌分很多种，姐妹歌其实是少女时期，谈恋爱又谈不上，那种时期唱的歌，有点幽怨的感觉。突然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在那儿唱得如痴如醉的，我一直在楼顶上拍，她们不知道，在那儿摘着野菜。

这一幕我之前放进成片里了，后来有几个朋友看了说，这一幕太动人了，但会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因为跟片子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其实那天的感觉非常好，因为那段时间我们来来回回都是在我家和我姐的坟之间，但那天出了远门，走到更远的世界里面去了，那种感觉特别好。但可能因为我自己的把控能力不行，剪辑的能力还不够，所以这一段放到片子里就会觉得很突兀，所以最后就没有放进去。类似这样的片段有很多。

我们的娱乐太少了

“人无艺术身不贵，不会娱乐是蠢材”，这当然是我特意剪进去的。你说我们的社会过分娱乐化？我觉得我们的娱乐还远远不够。真的，什么叫娱乐？不是在综艺节目里面蹦蹦跳跳就是娱乐。我觉得我们生活真的娱乐太少了，在西南地区就是打麻将、喝酒、吃夜宵，就这几样，这叫太娱乐化吗？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资格说太大的话，就我而言，我就是觉得生活很好玩儿，我更愿意让生活除了最基本的需求之外，有更多的感受吧。

你说我父亲自娱自乐，也对。但更关键是他修电器他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也可以说是很艺术；然后他养蜜蜂他也很开心，在家里养蜜蜂这件事情也挺艺术的；然后他在剁那个草药的时候，要连续一个星期那样剁，我觉得这个行为也很艺术。我说这些事情很烦吧？他说，有什么好烦的，我多弄一点就离完成更近一点。他真的是这样的态度，我觉得这就很艺术。艺术不是抽离出来的某种形式的东西，艺术是你在随时的生活当中，有新的领悟，那些领悟可能都是艺术的一种。

我只是觉得很多事情都挺好玩的

我对生活的需求比较简单，除了房租——我在顺义租了一个院子——除了房租之外，我每个月的生活费不超过1000块钱。我自己做饭，做得还很好，这样我就省了挺多钱的。这几年的年夜饭全都是我做的，十几个菜，都是大菜，我还是挺得意的，而且这样可以省很多钱。

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梦想，什么大房子，我挺想要的，但是没有就没有，我也不会为此努力。我努力不起来。我觉得反正一辈子租房子住也行，我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当然如果要结婚的话，我可能也需要房子。

陆庆屹在分享会现场

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大的愿望，但是既然现在这个片子已经在业内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有了一定的资源，那我就想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电影这个路上走得更远一点。我现在正在写剧本，其中有一个剧本快完成了，之后我还需要打磨。但是这个事情是自然而然的，就得去这么做。另外周浩老师的下一个片子我给他剪辑，这个事情也不需要计划，执行就可以了。这样事情就已经排到6月份了，6月份之后的事情，那有什么好计划的呢？我不想这么多。

电影不是我的梦想，这只是我觉得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我的梦想早破灭了，我一直觉得我能进中国国家队踢球，（现场笑）真的，以前我在专业队踢过球。我当过矿工，可能大家不知道，一念之间我就去当了矿工，我觉得也挺好的。你在那种环境底下——我们现在说周末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旅游，但当矿工的时候，天天都是在旅游，就看你是什么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反正我是没心没肺的，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所以我只是觉得什么事情都挺好玩的，比如说我下一个电影，如果不能拍，或者拍了大家指着鼻子骂，那我可能就不再拍了，我就找别的工作去了，就是这样。

金马提名那天，两项提名了，我正在洗衣服，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然后微信突然就一串，几十个朋友祝贺我，他们会翻墙看，我不会翻墙。我当时挺平静的，没想太多，因为我想不到那么多。我就想去台湾挺麻烦的，然后我就跟赵珣（《四个春天》总制片）说，我不想去。去的话还得回家办入台证，我不想去，我特别怕这种麻烦。

我特别讨厌进大厅里去等待，进邮局、进医院，太可怕了，那种感觉我特别讨厌。还有进银行，特别烦，我不喜欢那个氛围。我宁可挤地铁，我也不愿意到医院或者邮局这种地方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害怕那种地方。

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朝我的能力的极限去努力，这是我能保证的。我当矿工的时候，为了感动自己，我也要比其他人多出两车的矿。我就是觉得我要比他们强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喜欢那样。踢球的时候，我宁可摔倒我也要抢那个球，我是这种。我可能性情挺温和的，但在某些方面跟我爸特别像，不服输。我就特别讨厌输，尤其特别讨厌输给自己。

《四个春天》这个片子在我们独山县上映了，很多人看了这个片子。有一个女孩儿，她认识我的一个同学，她晚上看的晚场，看完之后她偷偷跑到了我家——她问的我那同学我家在哪儿——然后跑到我家，在门口拍了一张照片，发给我那个同学。

我那个同学第二天跟我说这个事情，把我感动坏了。因为这个片子，感觉联络到了很多遗散掉的情感，我想把它们拾回来。可能用记录的方式把它们拾回来。这可能对我爸妈其实也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