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各异的传统中国民居，有什么共通之处吗？

从北京的四合院到江南大户的宅邸，从山西的大院到福建的土楼，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广阔的地域之上，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形式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民居”，但其间确有一些模式和要素是贯通南北而可以视为中国民居的共通之处的。

“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的三间厅，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红楼梦》

不知别人怎样想，我觉得《红楼梦》的物质世界构成当代读者的阅读障碍。不说服饰、器物，即以最简单的作为故事展开的空间背景的贾府为例，今天的读者，有多少人看过上面这段文字后，可以大略想像黛玉进的院落的样貌呢？更何况许多传统中国民居建筑，并不仅仅提供一个人物活动于其间的物理性空间而已。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家庭成员的辈分、年龄和性别等因素，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建筑空间的布置与安排，而这样的排布又体现、肯定和强化着既有的等级和秩序。

对于生长在现代都市的我们而言，过去千百年间中国人的生活场所，是需要专门学习方能明了的传统，虽然其中有些元素我们已经通过小说、影视和电子游戏有了模糊的印象了。《图说中国民居》的作者那仲良，在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68—2001年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地区的文化地理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在《图说中国民居》三百余页的篇幅中，那仲良以浅近而精准的文字，丰富而细致的配图，既概要式地介绍了中国民居的基本模式和构成要素，又以十七例遍布中国南北东西的个案展示了中国民居的多元。

我们看到北京的四合院，河南的庄园，山西的大院和西南地区的大院，西北地区的窑洞，江南大户的宅邸，文人学者的书斋，福建的土楼，无怪乎作者明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广阔的地域之上，没有任何一种建筑形式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民居”。

中国民居中的空间安排

尽管没有一种建筑形式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民居，但中国民居在空间的安排上，却有一共通的模式，即普遍将室外空间纳入住宅范围之内，或以墙体，或以建筑本身，围合形成院落。

院落作为露天空间，是中国民居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学者吴讷孙认为，如果修习中国建筑的学生只将注意力放在建筑实体之上，而忽视“空间以及建筑各部分之间的那种看似无形的关系，那么他们就无法掌握中国建筑的核心”。

作为室外空间的院落，与房舍提供的室内空间的面积比，由北向南呈现减缩的趋势（对比图1和图2，另外参看图3）。在南方，窄小的院落更为普遍地被唤作“天井”。

图1.一座北京四合院的平面图。

图2. 四川省阆中古城民居。相较于北方，中国南方民居的露天空间面积较小，通常被唤作“天井”，但也有仍称“院落”的。

图3. 中国民居空间模式图。从中国东北部至东南部，四个地区的民居，院落面积相较于室内空间面积的比例逐渐减小，由此带来逐渐增强的围合感，宽阔的院落也随之变为狭窄的天井。此外，半室外空间从无到有，面积显著增加；东北地区只有房舍和院落，没有游廊、檐廊等过渡空间。

院落为生活、工作和娱乐提供了场所，是中国民居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最近上映的电影《四个春天》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贵州家庭，怎样使用天井这一空间：导演陆庆屹的父母在天井内准备饭菜、研磨糯米粉、清洗从山中采来的草药、剪头发和拉胡琴。

《四个春天》展示了贵州独山的普通家庭如何利用天井这一住宅中的露天空间。图为《四个春天》剧照，导演陆庆屹的父母正在天井中拉胡琴。

在中国北方，西北地区的院落通常较北京地区的狭长（对比图1和图4、图5）。夏季里，狭长的院落使得邻近的房舍有效遮挡早晨和傍晚斜射而来的日光；而在冬季，紧凑排布的房舍可以尽量阻止西北风在院中肆虐、侵入房间。有时，这种狭长院落的东西厢房离得非常近，二者的距离仅相当于正房明间的宽度。

图4. 山西省平遥县范宅。中国西北地区的院落相较于北京的更为狭长，以避夏季日光斜射和冬季西北风肆虐。

图5. 这座陕西省西安市的民居院落极为狭长，两座厢房的间距仅与正房明间宽度相等。

“间”——中国建筑的基本单元

正房明间是正房——院落中坐北朝南的那栋房子——正中的一间（参看图1）。“间”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单元。在建筑的正立面上，每两个相邻的结构柱之间的空间就是一“间”，“间”同时也代表着四柱围合而成的立体空间。比如梅兰芳故居的正房面宽三间（见图6——图9），即是说它的正立面用了四根结构柱，它们与背立面的另四根结构柱、墙体和屋顶一起，围合而成三“间”屋。梅兰芳正房的三间屋，明间用作待客室，次间——紧邻明间左右的两间——分别用作卧室（东侧）和书房（西侧）。

图6. 梅兰芳故居的正房面宽三间。

图7.一栋面宽三间的房子，共有八根结构柱，它们与墙体、屋顶一起构成三“间”屋。

图8. 梅兰芳故居正房平面图。目前图中写有“正房”二字的那一间，应标为“明间（用作待客室）”或直接标为“待客室”。所有这三间一起构成“正房”。（参见图1）

图9. 传统的正房明间通常用作祠堂，是举办仪式、庆祝节日的家庭中心。在梅兰芳故居中，明间用作待客室，成为梅兰芳与密友雅集的私人空间。

延续数千年的技艺——夯土筑墙

虽然说到“墙”，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由烧制的砖头垒砌而成的砖墙，但直到明代，烧制的砖才开始在住宅建筑中被普遍采用；在此前的漫长历史中，夯土筑墙是墙体建造广泛采用的方法，如著名的秦长城，即为夯土墙。

土远比木材廉价易得，夯土筑墙的技艺也比搭建木构架的技艺易于掌握。所以尽管梁思成盛赞以木构架来承载屋顶重量、墙体仅起填充作用的中国建筑，认为这一筑造法在“任何华夏文明所及之处，使其居住者能有效地躲避风雨，而不论那里的气候有多少差异”。但夯土而成的承重墙体——而非不起承重作用的，以高粱秆、玉米秸秆或竹子和灰浆做成的填充墙——普遍运用在民居中，甚至在包括皇家宫殿在内的各种建筑中也会采用。此外，夯土筑墙法也广泛应用于村镇或城市的城墙建造之中。

一些地区会在筑墙所用的黏土中混入沙子和石灰，形成类似于砂浆的混合材料“三合土”，以便取得更坚固的效果。在中国中部地区，常见的三合土配方为60%的细沙配上30%的石灰——来自磨碎的石灰石或贝壳，再加上10%的泥土。

夯土筑墙需要在略有收束的墙板中堆满土料，之后再用夯锤将其夯打结实。夯锤通常为一块宽约25厘米的沉重石块，固定在长木杆上；有些地区也用一整块硬木雕出夯锤。夯土筑墙的技艺可能千百年间都相对稳定。一张17世纪版画中的筑墙场面（见图10）与一张1984年拍摄于陕西省的照片上的夯土筑墙场面（见图11）所用技艺相差无几。

图10. 一张17世纪版画中的筑墙场面

图11. 1984年拍摄于陕西省的照片上的夯土筑墙场面。

趋吉避凶的努力

在传统中国的宇宙观下，看不见的力量可能以各种方式左右着人们的命运。住宅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从破土动工起就需要格外留心，以确保屋主一家的平安与福祉。无论南方北方，许多趋吉避凶的仪式、符咒和器物被应用到住宅的建造和日常使用之中；有时寓意吉祥、祈求福运的图像更是直接构成建筑的一部分。

图12. 破土意味着对自然的进犯，有可能招致厄运。小木板上写有四方土地的符咒，用以破除邪气。照片拍摄于浙江省瑞安市。

图13. 这块护符完全符合《鲁班经》中规定的梯形轮廓，其上绘有镇宅虎和八卦图。照片拍摄于浙江省嵊州市。

图14. 三组三叉尖戟排列在反光镜周围，据说能够锁住邪气。照片拍摄于安徽省歙县。

图15. 被用作屋顶装饰的福禄寿三星。照片拍摄于江苏省甪直镇。

图16. 蝙蝠的“蝠”与“福”同音，用作“福”的象征。此屋门板上装饰有蝙蝠，门环上倒挂着蝙蝠。照片拍摄于浙江省乌镇。

图17. 一座北京新建四合院的厢房，其四块门板腰部雕刻有各不相同的吉祥图案（细节见下图）。

图18. 北京新建四合院的厢房门板腰部细节图。左上，石榴籽粒繁多，寓意“多子”；右上，仙桃象征长寿，因为传说西王母的仙桃令人长生不老；左下，佛手柑寓意福寿，因“佛手”与“福寿”谐音；右下，柿子，据作者说因其鲜艳色彩象征欢乐，但我个人认为也可能与右侧罐中的如意一起，合为“事事如意”。

图19. 贴门神是传统年俗，尉迟恭作为著名门神之一，负责降服恶鬼和游魂。照片拍摄于北京市。可以看到门神盖住了北京市公安局制作的关于“关好门窗”的提示。

图20. 过年贴“福”字、贴春联为我们所熟知，有时反倒不觉其间有祈福的寓意。这张照片上是几个饲养幼兔的大缸，上面贴的红纸写着“玉兔成群”、“白兔成群”、“玉兔多生”，祈福之意分外明显。照片拍摄于福建省永定区洪坑村福裕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