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祭灶始于何时？

祭灶在腊月二十三还是腊月二十四，是南北方节令风俗中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一差异和“豆腐脑咸甜”、“春节吃不吃饺子”一样，已经成为网络上“南北之争”的一个重要话题。不过，要问这一差异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却尚缺乏可信的回答。

在当前网络中，对于“北方祭灶日比南方早一天”的起源有以下几种流传较广的说法：第一，笼统地说朝廷在二十三祭灶，平民百姓在二十四祭灶，即所谓“官三民四”，北方因为受朝廷直接影响较深，所以都变成了二十三祭灶；第二，认为祭灶日由二十三到二十四的变化，实始于清代雍正（代表文章为林垚的《“北廿三南廿四”的大体格局、“官廿三民廿四”的地方风俗，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第三，则是星之《灶神之谜：小年祭灶是腊月二十三还是腊月二十四？》（见“文史宴”微信公众号）一文提出的观点，认为是嘉庆帝为照顾军机大臣而提前了祭灶日期，才导致了二十四到二十三的变化。

然而，在综合考察了若干明清地方志之后，笔者以为，上述说法都是错误或偏颇的。其误区在于：只抓住清人笔记中的个别记载，却忽视地方志中丰富的民俗材料；只关注上层统治精英的活动，却忽视了民俗发展中“自下而上”和“渐变”的特点。实际上，北方祭灶日从二十四向二十三的转变，不是始于宫廷和官府，而是源于民间习俗的自发演化。

唐宋至晚明的祭灶——小年节

祭灶，本是一桩源远流长的风俗，在《礼记》和《白虎通义》中，就记载了作为“五祀”之一的祀灶。不过，祀灶日期最初既不在腊月二十三，也不在腊月二十四。《礼记·月令》规定在夏天祭灶，《荆楚岁时记》则记载南北朝时期南方人在腊八祭灶。到了北宋，“祭灶”与“交年节”结合之后，民间的祭灶日才长期固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东京梦华录》云“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纸钱，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南宋范成大有《祭灶诗》，开头即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这时，南北方祭灶日都是一致的。

入元之后，腊月二十四祭灶之俗仍然广泛存在。《至顺镇江志》卷三云：“二十四夜，祭灶。”出身北方益都的元曲作家刘廷信的《折桂令》写道：“才过了一百五上坟的日月，早来到二十四夜祭灶的时节”。明代时，从地方志来看，北方多数地区仍然是腊月二十四祭灶。《嘉靖尉氏县志》卷一载：“（十二月）二十四日，俗于是夕设饧糖牲醴祀灶，名曰送灶神。”《万历真定县志》载：“（十二月）二十四日祭灶。”在北京，成书于崇祯年间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二十四日以糖剂、饼、黍糕、栗子、胡桃、炒豆祀灶君。”在明宫廷内部，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宫眷内臣腊月二十四祭灶后，穿葫芦景补子。”可见直到明末，北京城的居民无论身份高低都是在二十四日祭灶的。

明代后期北方局部地区的节令嬗变

既然从宋代到明代，腊月二十四祭灶都是南北方的主流，那么今天北方的二十三祭灶是如何形成的呢？是清朝统治者（如雍正帝或嘉庆帝）的意志强行改变了这一民俗格局吗？其实，被之前论者所忽视的是，从明代后期开始北方局部地区已经发生了从“二十四祭灶”到“二十三祭灶”的节令嬗变。这种变化清楚地反映在嘉靖、万历、天启时期的方志文献中：

1、嘉靖三年（1524）《太康县志》卷四：“ 祀灶 ，十二月二十三、四日。”

2、嘉靖八年（1529）《许州志》卷七：“二十四日祀灶，或先一日。”

3、嘉靖二十年（1541）《雄乘》卷上：“厥廿三或廿四日暮以饼茶果祠灶，妇女不得参。”

4、万历四十五年（1617）《朔方新志》卷一：“廿三日夕，祀灶。”

5、天启五年（1625）《同州志》卷二：“二十四日祀灶，亦有先一日者。”

以上虽然是五个孤立的记载，但地域跨度已经相当广。它证明了明代后期河南、河北、宁夏、陕西的局部地区都已经出现了腊月二十三祭灶的现象，远远早于对腊月二十三祭灶起源的现有说法（“雍正说”或“嘉庆说”）。当然，这些记载里多处都用了“或”、“亦”等词句，说明即使是在最早出现二十三日祭灶的地区，两者尚处于并存过渡的状态。先写二十四日祭灶，再加上“或先一日”、“亦有先一日”的写法，也体现出在方志编纂者眼中，廿四祭灶仍是更常见、更“正统”的祭灶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无名氏所写的《如梦录》在叙述明末开封周王府祭灶时，也记述了祭灶日是腊月二十三：“（十二月）二十三日，灶神奏天之期。礼宜祭祀。王用猪羊，遣典膳官祭；乡绅士庶用三牲或刀头贡献。”因为现存的《如梦录》在十九世纪经过了常茂徕的修改，所以这段文字被《“北廿三南廿四”的大体格局、“官廿三民廿四”的地方风俗，究竟是何时形成的》的作者林垚认为可信度不高，即可能是根据咸丰年间的开封风俗“以今度古”的结果。常茂徕改窜《如梦录》，固然令人叹恨。但是，如果联系嘉靖、万历年间部分地区已有的祭灶日变化，联系康熙《开封府志》中“ 十二月廿三、廿四日，扫舍宇祭灶”的记载，晚明开封祭灶日已经前移到腊月二十三并非不可能。如果我们的推测能够成立，那么这正是民间祭灶节令变化自下而上影响到周王、士绅等统治精英的一个最早例证。

清前期腊月二十三日祭灶区的扩展

如果说，明代方志文献记载中的腊月二十三日祭灶地还只是几个孤立的点，那么入清以后，经历顺治、康熙、雍正时代，腊月二十三祭灶的地域范围已经大大扩展。试将从顺治到雍正期间地方志对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的记载，按今省级行政区分别列出：

北京：

康熙《良乡县志》卷一：“二十三日晚用糖祀灶卜吉。”

康熙《通州志》卷一：“二十三日夜设牲醴糖饼以祭灶。”

河北：

康熙《晋州志》卷一：“二十三日祭灶，二十四日扫舍。”

康熙《定州志》：“二十三日祀灶。”

康熙《广宗县志》卷一：“二十四日先一日礼送灶神。”

山西：

康熙《五台县志》卷二：“廿三夕以糖饼祀灶，拂尘。”

康熙《长子县志》卷四：“二十三日祀灶。”

康熙《宁乡县志》卷二：“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

康熙《徐沟县志》：“二十三日夜供饧饼祭灶”

雍正《朔州志》卷三：“二十三日晚社糖饴祀灶，治行装，名送灶神升上天。”

雍正《猗氏县志》卷二：“腊月二十三夜祭灶，次日扫屋宇。”

雍正《泽州府志》卷十一：“二十四日扫舍宇，暮设果饴糖祀灶，有用二十三日者。”

雍正《平阳府志》卷二十九：“二十三日晚，设饼饴祀灶，逾日扫舍宇。”

辽宁：

康熙《锦州府志》卷一：“二十三日夜祀灶神。”康熙《宁远州志》、康熙《盖平县志》、康熙《广宁县志》所录文字相同。

山东：

顺治《招远县志》卷四：“二十三日，暮祀灶神。”

康熙《利津县志》卷一：“腊月二十三日祀灶神。”

康熙《堂邑县志》卷七：“二十三日，设酒果饧饴祀灶。”

河南：

顺治《汝阳县志》卷二：“二十三日祀灶。”

康熙《开封府志》卷十二：“十二月廿三、廿四日，扫舍宇、祭灶。”

康熙《内乡县志》卷五：“二十三日夜祭灶，次日扫室宇。”

陕西：

康熙《延绥镇志》卷一：“二十三夜祀灶神……二十四日扫舍宇。”

由上可见，截止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为止，已经至少有24部清代地方志记载了腊月二十三祭灶的现象。其中顺治年间2部，康熙年间18部，雍正年间4部。即，在雍正帝确立清宫廿三祀灶之前（详下文），二十三日祭灶的习俗就早已在北方民间大为风行了。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清前期腊月二十三祭灶的范围比明末大为扩展，但是并没有取代二十四祭灶成为北方的主流。在许多地方，廿三祭灶和廿四祭灶是交错存在的。以康熙年间地方志为准，在北京及其邻近地区，怀柔、平谷、大兴（附郭）是廿四祭灶，通州和良乡则已经变为廿三祭灶；在河南，开封、汝阳、内乡等地是廿三祭灶或廿三、廿四并存，而濮州、上蔡仍是廿四祭灶；在山东，堂邑县和临清州相隔不远，但一个祭灶在二十三，一个在二十四。这种交错状态，实际上说明了民间节令习俗的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清宫廷祭灶日的确定和北京祀灶日的定型

廿三祭灶的进一步推广，也确实和清朝皇帝有关，即清宫廿三日祀灶的确立。清宫祀灶仪，见于成书于乾隆三十四年的《国朝宫史》。该书卷六载：

“祀灶仪：每岁季冬二十三日，坤宁宫祀灶。宫殿监先期奏闻。至日，宫殿监率各该处首领太监等设供案、奉神牌、香烛、燎炉、拜褥各具、陈祭品三十三、黄羊一。届时，奏请皇帝诣佛前、神前、灶神前拈香行礼。礼毕，皇帝还宫。宫殿监奏请皇后行礼，亦如之。礼毕，皇后送燎回宫。”

按照乾隆帝的自述，康熙帝在位的六十年里从未举行祀灶，是雍正帝确立了腊月廿三祀灶日于坤宁宫祀神的制度。乾隆六十年腊月廿三日，在传位嘉庆帝前夕，乾隆帝写了一首御制诗《祀灶日坤宁宫作》，“廿三神祀举坤宁，天地帡幪普锡灵”，在自注里回顾说：

“坤宁宫祀神，乃祖宗家法，万世遵依。即每岁元旦诣堂子行礼，亦其义也。予诗所云祀神，意包甚广。至祀灶，古无明文，不见典谟。虽载《礼记》，但汉晋以后所传七祀之一，非天子应行大典，故皇祖未尝举行。康熙六十一年中，从未祀灶。皇考乃定嘉平廿三祀灶日于坤宁宫祀神，并面南敬设天地神位，行九拜礼，以迓新年福喜。至于东厨灶神位前，亦致三叩。予六十年，谨遵弗忽。”

乾隆即位前的诗作多被收入《乐善堂全集》，其中有一首《祭灶》诗，也能证明雍正时期北京城的祭灶日已经早于郊区：“乡村腊廿四，家家祭灶王。城中二十三，比户灯烛张。传言辇毂百神聚，灶君奏事非荒唐。灶君奏事向何方，九天之上有玉皇。年年此日灶君升，云旗龙马宵翱翔。且祝家事莫短长，为乞明年安且康。我闻作善斯降祥，灶君直奏职所当。天君自有定赏罸，阴氏由来费黄羊。”

乾隆帝的“御制”说明，应是清朝官方对腊月二十三宫廷祭灶仪式最权威的解释。值得玩味的是，乾隆帝原文说的是“皇考乃定嘉平廿三祀灶日于坤宁宫祀神”而非“皇考改嘉平廿四祀灶为廿三祀灶”，其御制诗文也一再把清宫廿三祭祀仪式中“意包甚广”的祀神（实际上是与清室特有的“堂子祭神”结合）与单纯的祀灶区分开来，亦即把“廿三祀灶日”看作一个既有的存在。这提示我们，雍正帝固然有可能提前了北京地区的祭灶日期，但也有可能是顺应了当时北京城内已有的祭灶日变化趋势。

不论雍正帝是“改”还是“定”，无论清朝皇帝在祭灶日前移中的角色究竟如何，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二十三日祭灶已经成为北京城宫廷内外、官府民间祭灶日期的主流。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刊印的《帝京岁时纪盛》记述北京祭灶，云“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乾隆五十一年刊刻的张埙《竹叶庵文集》卷八云“京师廿三日送灶，除夕接灶”。大臣英廉《岁暮杂咏·糖》诗自注云：“二十三日送灶，祀用糖。卖糖爪饼于市者，扁为饼，圆而中空者为爪。”袁枚《子不语》录有一篇发生在京师的“忌火日”故事，也说：“乾隆三十三年腊月二十三日严冬……俗以此日祀灶。”

与此同时，虽然在京城周边州县还有居民保存着二十四祭灶的旧俗，但二十四日祭灶已经开始被诠释为来京“南方人”的风俗。如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日下旧闻考》的卷一百四十八，编者在引用了明末《帝京景物略》对廿四祭灶的记载后，就加了一段“与时俱进”的按语：

“臣等谨按：京师居民祀灶犹仍旧俗，禁妇女主祭。家无男子，或迎邻里代焉。其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帝京景物略》作者）所称也。”在《日下旧闻考》的编者看来，二十四日祭灶已经是另一地域的“南省客户”的专属了。

北廿三南廿四格局的形成和所谓“官三民四”

在北京城中廿三祭灶取代廿四祭灶的同时，北方其他省区的祭灶节令也在持续变动。以山东为例。康熙年间山东地方志记载的廿三祭灶只有利津和堂邑两例，廿四祭灶有茌平、朝城、曹州、临清、邹县五例，廿三祭灶地显然少于廿四祭灶地；乾隆年间则不然，记载廿三祭灶的有济阳、威海卫、乐陵、潍县、昌邑、掖县、博山、曲阜、夏津、平原、青城、新泰、海阳、淄川、福山等十五处，其中淄川是“亦有用次日者”，即廿三廿四并存，只记载廿四祭灶的唯有历城县（济南府附郭），廿四祭灶已经沦为少数了。在山西，乾隆间地方志记载廿三祭灶的有临晋、乡宁、临汾、孝义、沁州、崞县六处，廿三廿四祭灶并见的有襄垣一处，仅见廿四祭灶记载的仅有浑源州和潞安府。在今河北境内，按乾隆地方志于廿三祭灶的有顺德府、平乡、沧州、永清、南和五处，廿三廿四并见的有河间、任丘两处，廿四祭灶的有衡水、祁州、蔚县三处。以上统计主要依靠爱如生的“中国方志库”资源，必然不够全面；各个时代地方志本身的覆盖范围也值得考虑。不过，用它们来说明乾隆年间北方祭灶日变化的大体趋势，应当是可信的。

正当北方廿三祭灶为主的民俗格局形成时，南方也以“官三民四”的方式感受到了廿三祭灶的冲击。按，“官三民四”最早见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成书的《寻甸州志》。康熙《寻甸州志》卷三云：“二十四日，以糖豆祀灶神。凡官署多先一日，俗谓官三民四也。”即早在康熙末年，在北方并无官民对立因素的祭灶日差异，在云南已经被赋予了另一种区隔官府/民间的意义。

随着北方主流改在腊月二十三祭灶、尤其是首都北京的节令改变，源源不断的南下官员和驻军，必然会让南方人把廿三祭灶与“官”联系在一起。但清代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一些地方精英会主动攀附官府/北方的廿三祭灶风俗。乾隆年间的江南士人洪亮吉，在辛亥年（1791年）曾写了一组 《里中十二月词》诗，诗注中说：“祀灶旧以廿四日，今则家计稍裕者，皆移廿三。”是说江南地区的家庭富裕者，会选择将祭灶日前移。洪亮吉观察的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光绪《四会县志》更为直接地写道：“二十四为小除夕，俗称年小。晚以牲醴祀灶，谓送灶君上西天也。然今多于廿三日祀灶者。谚又云：‘官三民四’。绅衿家不欲与齐民伍也。”廿三祭灶成为“绅衿家”有意为之的、夸耀自己区别于一般民众的标志。

讽刺的是，廿三祭灶在北方恰恰是自下而上从民间兴起的。甚至直到乾隆年间，一些北方地方志还把廿四祭灶当作“与海内同”的主流祭灶时间（乾隆《潞安府志》）。这或许反映了，节令民俗作为一种认同符号，在地域和阶级之间的异化与错位。

综上，我们已经基本还原了南北方祭灶日差异形成的过程：先是北方局部地区出现祭灶日迁前移现象，随后是廿三祭灶区的范围不断扩展，再是清宫祀灶和北京城采用了廿三祭灶，从而让廿三祭灶与“朝廷”、“官府”联系在一起……最后，是“官三民四”认知的形成、部分南方精英对廿三祭灶的效仿和北方廿三祭灶区的进一步扩大。

这种过程告诉我们，不应把“中国”、“南方”、“北方”、某一地域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之前对腊月二十三祭灶起源的解释之所以存在偏差，就是把雍正帝或嘉庆帝的举措看作是能立即对全国民俗格局产生影响的中心事件，却没有自下而上的视角，忽略了之前、之后各地民俗演变都有自身的内在机理。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中国的民俗一向是多元和动态的。直到今天，北方并不都是廿三祭灶，南方也并不都是廿四祭灶，祭灶日也并不只有腊月廿三、廿四两种。过不过哪个节日、在哪个日子过节、以什么样的内容庆祝节日，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方式。

清宫祀灶节令戏《喜满门庭》中，有一段“厨子”与“院子”的对话，对祭灶日期的分歧作了“和而不同”的处理：院子说二十三日祭灶之辰已到，嘱咐厨子准备祭品。厨子表示疑惑：“我们听见人说，二十四日灶君上天。如何二十三日就祭？不早一日了。”院子回答：“你们不知道，廿三、廿四，各处乡风不同，都是一样。”年年岁岁，不同地区人民的风俗各有其特色，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却都是一样。这才是一切节日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