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山东烟台的年味：有了排场就有了年味）
都说年味越来越淡，可是，也很难说得清那淡去的究竟是什么。尤其是对我来说，年味总是意味着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回到农村老家的时候，年味大概就是满屋子男人的烟味，喧嚣，炉灶下面玉米叶燃烧的烟雾，还有狼狗摇着尾巴在路上行走，满地的红碎末中时不时爆开一两个延迟的鞭炮。等到吃饭的时候，男人在炕上面坐着(按例都要你推我搡一番，这个人要坐在这里，那个人不能坐在那里等等，比下象棋悔棋还要急眼，这样的结果往往是连着桌子上的东西都一股脑推得乱七八糟，白酒洒得到处都是)，炕下面的女人们对着满屋子拥挤的酒精味骂骂咧咧，但音调又不能太大，否则会惹得坐在上面的那排男人不高兴——他们又比任何人都更在意“喜庆”这两个字。灶台里的同一份菜，总是要盛出来两份，一份端到上面去，一份送入另一间安安静静的、总是有片玉米叶似的窗帘遮光的窄屋子。对面的喧嚷和那个专供女人们吃饭的小屋子只隔着一米，两道门帘，却怎么也传不过来，仿佛二者之间隔着什么更坚硬的东西。
因此，在我印象里，山东的年俗，大约就等于排场。有了排场，就有了年味，没了排场，年味自然就没了。正如酒足饭饱后倒在床头酣睡不醒的人。醒了后，还要带着我去搞一场免费的马戏团巡演，让那些亲戚们看你一眼，笑一笑，然后发点糖，你还没有拒绝演出的权利。就为了这些，小时候极为憎恶过年。期盼着一辆依维柯来把我拉回那个沿海的正常世界。
烟台毓璜顶庙会
小学之后，过年基本就都留在了市里。家住市中心，拜年也变成了一套流水线上的程序。大年初一，换上新衣服，并没有什么吃饺子的胃口，然后跟着父母去拜年——七单元二楼，七单元四楼，十单元三楼——尽量在两小时以内结束。上午过去之后，父母再去拜会同事，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开电脑，玩玩游戏。以前过年还有许多规矩，例如正月不准剃头，初一不能花钱，不能买白色的衣服帽子等等，现在也统统无所谓了，大年初一游戏厅里到处都是哗啦响。反倒是盘子里的“钱饺子”，小时候总是抢着吃，听热乎乎的硬币从饺子馅里掉出来的响声，如今都搁在阳台上，一盘盘冻得发僵。
作者：新京报记者宫照华
编辑：安也 校对：李立军
本文来源：新京报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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