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精神废墟里的拾荒者——王中秀对黄宾虹绘画现代性的认识

“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暨“黄宾虹与近现代美术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美术学院南山校区举行。

在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张坚看来，“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王先生让我想到的是一位在都市精神废墟里的拾荒者的形象。他曾就我们草拟的文献捐赠学术活动的文字内容提出过三点意见：一是‘重要贡献’，去掉‘重要’两字；二是捐赠前加上‘无偿’二字；三是不要仪式了。对于自己所捐赠的文献和书籍，他说，这些东西是一堆灰烬，但是，如果能从这堆灰烬中焕发起新的生机，则是求之不得了。他还说，宾老这座山还没见峰，我们对他的解读将随着时代前行而更新。”

王中秀与本文作者张坚（右）

与王中秀先生相识是在2008年，那时，我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工作，因为要组织系里的学术活动，就邀请王先生到杭州来做一次黄宾虹艺术讲座。王先生非学院中人，从上海书画出版社退休后，就投身于黄宾虹年谱的编撰和近现代美术史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我们先在电话里进行了沟通，他说会着重谈一谈黄宾虹“不齐弧三角”以及国画民学问题，顺带也涉及宾翁画作真伪鉴定。讲座是在南山校区的一个大教室举行的，来了很多同学，把教室挤得满满当当。王先生就黄宾虹“不齐之齐”、“大篆与小篆关乎中国艺术民学和官学区别”进行详尽阐述，具体到就宾翁画作中点和线的跳脱与勾连的辨析，与二十世纪早期西方现代艺术的表现和抽象论题颇有相通之处，涵容了一种对黄宾虹画论与画作的基于现代美术的认知视角。王先生经年累月地在图书馆爬梳文献资料，掌握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同时，在绘画实践技法上也颇有心得，因此，他所讲述的黄宾虹是有一种理论和实践交融的洞透感的。

黄宾虹

黄宾虹 《赠史岩山水画》?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事实上，在我个人记忆中，黄宾虹仿佛是栖居在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间的，他的山水画作的笔墨空濛境界，恰是西湖韵致绝佳写照，中学时代起，就喜欢游走西湖周边的群山，宾虹故居在栖霞岭旁，从黄龙洞公园，穿过一条竹林掩映的山间石径，经紫云洞下山，即可抵达岳庙和曲院风荷，这是一条从松木场和曙光路抵达西湖边的捷径。宾虹故居在这条山路的出口附近，一座带院子的老房子，平时并没有什么游客光顾，里面的陈列很简单，只是摆放了几件老家具和旧物件，几位闲散的工作人员在里面负责看管，很是僻静，置身其间，倒是可以想见宾虹先生晚年在栖霞岭山间生活起居的日常光景。

大学毕业后，到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工作，在系里，时常可以听到王伯敏先生用浓重台州口音提及宾虹先生的名字，那时，我们年轻老师到他家里去做客，他会拿出个人收藏的宾虹先生山水画作给我们看；另外，记得当时系里的书记也是一位黄宾虹迷，他从部队美术干部复员到美院工作，原先是做版画的，也喜欢画山水，学的是黄宾虹的一路，作品完成后，挂在办公室里，让往来老师提意见。耳濡目染之间，对通常所论及的黄宾虹画作的浑厚华滋、黑密厚重、繁而不乱的说法，倒颇有一些直观感知和体悟，但也只停留在这样一种抽象和一般的认识之上，而王中秀先生的讲座显然提出了一个进入黄宾虹艺术世界及其画史、画论的更为核心的视觉命题，他是从宾翁“内美”和“不齐弧三角”概念，引申出东西方艺术在一种“骨子里求精神之美”以及“重在发挥自我”的民学层面上的共通性，这对于我们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接受西方现代美术的语境的复杂性是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的。

王中秀研究手稿

王中秀研究手稿

2018年1月8日，我接到洪再新发来邮件，向我转达王中秀先生愿意把他的研究资料捐赠给黄宾虹最后的工作单位中国美术学院的意愿。对于图书馆来讲，这当然是特藏艺术文献建设的一个重要进展。一方面，就像洪再新说的，王先生捐赠的黄宾虹艺术文献，可弥补之前高居翰藏书侧重中国古代美术的不足，同时，也会是图书馆目前正在进行的近现代美术图籍和文献研究中心的一个重量级收藏。向许江院长汇报后，他也非常高兴，要求图书馆把这项工作做好。

王先生把黄宾虹研究视为一桩薪火相继的文化功业，希望自己捐赠的这些文献资料能为年轻一代学子所用，为国内乃至国际上从事黄宾虹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切实帮助，这些东西安放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是物得其所。与他接洽捐赠事宜，他一再跟我们说，他的捐赠不带任何条件，是无偿的和倾其所有，甚至那些已流散到其他学者和机构的文献资料，他也表示要尽可能协助我们找回来。他说，让图书馆派几个人来就行了，不必拘于俗套。他的这些图书和资料当中，可能读报摘录还有点用处，他的工作的第一步是手工抄录，再录入电脑。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不选择复印，他说，复印当然快，但过程中缺乏细读，美术索引每天都有新材料，是复不胜复的。然后，就讲到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比杂志日期更加精准，是研究近现代美术史的一个有待开发的富矿等。经过简单商谈，我们就确定了接受图书资料的日期。1月15日，我、冯春树和张帆影一行三人，代表图书馆如约来到王先生家中，经过两天时间整理和打包，王先生第一批捐赠共40箱于1月18日运回学校图书馆。

从2018年1月到11月28日王先生去世将近一年时间里，我们与王先生保持即时联系和沟通。以当时王先生身体状态，主要是行动有所不便和气喘问题，其他方面都还算正常，我们与王先生商量着届时他来杭州参加学术活动的各种可能的安排。

黄宾虹作品

黄宾虹《临吴镇墨竹画稿》 浙江博物馆藏

与王先生日常交流主要是通过微信，话题聚焦在黄宾虹绘画的现代性问题上。黄宾虹被称为近代以来最后的国画传统派的大师，对这个定位，在撰写展览和学术研讨会文稿时，曾向王先生征询过意见，他提出来说，黄宾虹是革新画家，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国画家。而朱金楼先生1982年7月发表的论黄宾虹艺术文章，也是秉持这个看法的，朱先生引用黄宾虹《论新派画》一文，“画有新派，近代名词，…救堕扶偏，无时不变，…除旧翻新，由来已久”。王先生在《传无尽灯：黄宾虹艺术大展作品集》序中则说，“黄宾虹和他的画学是时代的产物，其本质是现代性的”。他的绘画具有一种贯通再现与表现、临摹与写生、师古人与师造化的“不隔”之境界的。我想，这也是他对黄宾虹与其时代关系深度认知的成果吧。

相对于绘画创作，王先生更关注黄宾虹的画学和画论，他把黄宾虹视为一位美术史论家，创建了以“内美”为核心的艺术史观，并与欧美现代美术之“不齐弧三角”，乃至格式塔心理学理论形成中西互通的关联。

以格式塔心理学来建构一种艺术史科学，是20世纪初德语国家艺术史学中的重要现象。新维也纳学派艺术史家奥托·帕赫特(Otto Pacht)和泽德迈尔(Hans Sedlmayr)在1932-33年创办《艺术科学研究》（The KunstwissenschaftlicheForschungen）杂志，倡导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基础的严谨和客观的“艺术科学”实践。他们是在考夫卡和其他格式塔心理学家著作中，找到一种科学和客观的感知心理学分析方法。这种方式不同于沃尔夫林、李格尔的经验主义心理学，与潘诺夫斯基图像学阐释模式也截然有别。他们更注重艺术的创造行动及其所伴生的经验的整体性，特别是这种整体性的艺术实践与形式感知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也成为20世纪初期德语艺术史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表现主义思潮的一个核心论题。艺术创造是由人的多层面知觉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综合造就的。作为整体的艺术品，并非是一系列单个感觉元素，诸如色彩、线条、体积、光影等的简单叠加，也不是单纯为了传递主题信息，而是拥有一种超越这些单个感觉要素和主题内容的内在特性，也即黄宾虹所说的“内美”或传统画论中的“气韵”，它是在艺术实践活动得以展开的，对这种“内美”和“气韵”的意识，指向艺术与审美中的一种“顿悟”（insight）。

相比于新维也纳学派，在中国，黄宾虹在1929年发表《虚与实》中提到“欧人以不齐弧三角为美术”的，他所指涉的是格式塔心理学派完形理论与中国传统画论的相通之处，这种东西方艺术史研究不约而同对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观照，无论如何都是有趣的学术现象。当然，也带来了一系列未解难题，比如，黄宾虹从何种渠道了解格式塔心理学理论的，他的作为美学概念“不齐弧三角”的说法又是来自哪里？

叶恭绰与黄宾虹书（王中秀捐赠）

王先生和洪再新老师都对这些问题做过一些调查，但也正像王先生所说，迄今为止没有弄清事情的全部真相。他说，自己查阅过1929年前后国内心理学杂志和《东方》杂志，没有发现涉及不整齐形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报道和论述。他猜想，黄宾虹“欧人以不齐弧三角为美术”的论说，也许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中国绘画助理教授德里斯珂，后者与德裔美国格式塔心理学家考夫卡关系密切，考夫卡上世纪20年代中期到美国，一度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而德里斯珂在1939年写信给黄宾虹之前就已认识黄宾虹了。现在可查到的资料，德里斯珂曾在1931年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在中国访学，但究竟德里斯珂与黄宾虹是怎么认识的，是何时认识的？两人究竟有没有在1929年前后就格式塔心理学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却还需要找到更多确凿证据来加以证实。

期间，王先生在微信中谈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发现，他说，“德里斯珂写给黄宾虹的信是由黄宾虹之子黄用明转交的，而黄用明当时在香港任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厂长，从德里斯珂的信看，他们似乎是认识的”。至于德里斯珂与黄宾虹结识，可能是“胡适介绍的。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在整理王先生捐赠文献时，也看到一些资料，比如德里斯珂1936年提交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申请研究资助的报告，其中提到她将要与之合作的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包括邓以蛰、黄子通等，以及她的推荐人胡适、张彭春、陆志韦，不过，里面是没有提及黄宾虹的。2018年夏天，我们文献整理工作团队的成员，艺术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帆影正好去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参加一个工作坊，就让她到芝大图书馆查阅相关档案，其中查到1936年11月胡适写给芝加哥大学副校长沃德伍德的信，在这封信中，胡适谈到他对德里斯珂的中国艺术研究很有兴趣，说德里斯珂之前访学中国，中国当地艺术家对她有良好印象，现在正计划再度访华，如最终成行，她的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朋友可以给她的研究提供帮助云云? ，洪再新推测，胡适说的“上海朋友”很可能包括黄宾虹，而据王中秀先生查考，胡适与黄宾虹结识是在1917年7月，类似这样的推测，虽有一定可信度，但也还是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黄宾虹《故宫审画录》手稿复印件及王中秀释读手稿与清样

以王先生的查考，黄宾虹“不齐弧三角”最初是一个出自中国本土文化的算学概念，在宾虹民国初年论金石学文章中出现，推其意即三角形或不整齐三角形，有时候也定义为“不方不圆”。实际上，黄宾虹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算学概念变成了美学概念，并以此与西方格式塔心理学呼应和印证，这个传统概念因此焕发了颇具时代特点的新意，让诸如“气韵生动”或“传神”之类的形而上学和多少带着神秘色彩的传统画学概念，变得具有了一种近代科学的客观和普遍的可传达性，既可见，又可学，同时，也还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而朱金楼也说，“利用近代美学知识和艺术科学来研究金石、书法对传统绘画的关系和发展，对于今后中国画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创新，甚至包括油画民族化等诸问题，不仅具有生命力，而且也有崭新的时代意义。” 

2018年7月30日，王先生发来一个1936年二卷二期《学术世界》文档，其中“世界学术消息”栏目刊载消息说：我国数学家汪联松解决了三等分角的论证难题，“将两千余年世界数学家未能解决之几何难题，原原本本解决无余。”鉴于黄宾虹是《学术世界》月刊（世界书局出版）的主要撰述人，这份材料虽不能算直接证据，但多少也说明黄宾虹画学和美学视野里，包含了当时学术界一些重要的前沿进展，包括数学和几何学领域的新发现。王先生不时把一些他觉得有趣的材料发过来，这些材料结合起来看，是能提供给我们一些对黄宾虹艺术实践和思想的新认识的线索的。

展览现场展出的王中秀与同道往来书信

王中秀手稿

事实上，与王先生联系和交流过程中，他很少提及自己的病情，偶有不适，也是轻描淡写。记得2018年10月22日到他家拜访时，他依旧精神矍铄，我向他介绍了次年三月份的文献展和学术研讨会的筹备情况，他听了之后很是高兴，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我说，届时学校可以派个车过来，直接接你过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就做一个学术报告，讲黄宾虹画作鉴定，以王先生观点，不能分辨真假就算不得读懂了黄宾虹。他回应说，只要身体恢复过来了，就去参加，争取做一个讲座。但在我回到杭州后不久，就听到他需要再次住院的消息，并且很快，病情急转直下，11月26日，与他在瑞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见了最后一面。他见到我们过来了，非常兴奋，挣扎着坐起身来，让我们逐个跟他在病床前合影留念。

王先生是一位谦虚、朴实和执着的人，怀抱着一种精神的理想，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有情怀的人。师母跟我说起过这么一件事，印象深刻，她说，王先生每天早上出门去图书馆看资料，带着一个蓝布袋子，她照例都会站在他们家26楼的窗口，目送王先生走过小桥，出梦蝶苑小区大门，然后消失在路口的高架桥和车水马龙之间，这一切王先生本人是不知情的。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王先生让我想到的是一位在都市精神废墟里的拾荒者的形象。他曾就我们草拟的文献捐赠学术活动的文字内容提出过三点意见：一是“重要贡献”，去掉“重要”两字；二是捐赠前加上“无偿”二字；三是不要仪式了。对于自己所捐赠的文献和书籍，他说，这些东西是一堆灰烬，但是，如果能从这堆灰烬中焕发起新的生机，则是求之不得了。他还说，宾老这座山还没见峰，我们对他的解读将随着时代前行而更新。

洪再新推测，胡适信中所说的“上海朋友”，很可能就是指黄宾虹。

朱金楼《兼容并涵，探蹟钩奥：黄宾虹先生的人品、学养及其山水画的师承渊源和风格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