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奥斯卡︱考古学硕士预测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原标题：考古奥斯卡︱考古学硕士预测的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众的关注。笔者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硕士生，怀揣着与不少人相似的好奇心，在比对了入围终评的二十个项目后，尝试预测2018年度考古十大发现如下。

一、广东英德青塘遗址

青塘遗址的发掘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英德市博物馆进行。三年的考古工作都属于带有明确学术目标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青塘遗址的黄门岩1号洞发现的一座蹲踞葬式墓葬距今约13500年，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可确认葬式的墓葬。在广东境内距今一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中，墓中的这具人骨化石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黄门岩2号洞地点还出土距今2万余年、华南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穿孔蚌器。2号洞地点发现的陶片也是广东境内年代最早的，距今约1.7万年。

广东英德青塘遗址黄门岩1号洞地点墓葬遗迹与人骨化石

青塘遗址的遗存能够梳理出距今2.5万年至1万年连续的文化序列，这就为研究与了解当时人类行为的复杂化提供了宝贵材料，也为进一步复原华南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可能。当我们把视野扩大，能够发现华南是研究现代人起源和农业起源非常关键的区域，就像专家所认为的，“青塘遗址的新发现对于东亚-东南亚史前人类与文化发展的认识和探讨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二、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

湖北省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与沙洋县文物管理所共同主持发掘。

因湖北省京山县屈家岭遗址而得名的屈家岭文化在距今约5000-4600年时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湖北省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在该墓地中，首次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大型同穴多“室”合葬墓。史前独木棺的发现，在长江中游也属首次。而墓葬的面积差异与空间分布的规律，为探讨社会的分层与群聚提供了可能。

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M51棺木

墓葬群与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距今5000年左右的重要遗迹共存在该遗址中。如此完善的聚落形态，使学者可以进一步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文明化进程。

三、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组成的芦山峁考古队自2016年起在大营盘梁开展发掘工作。

遗址核心区分布有四座大型人工夯土台基，每座台基上的围墙院落和建筑群形态规整，近似严整的四合院式格局，可以推测曾经过有序的规划。专家认为，这些台基与建筑的始建年代不晚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因河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第二期的遗存而得名，是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距今约4900-4600年）晚期，沿用至龙山时代晚期（距今约4500-4000年）。如果整体观察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都邑遗址，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宫城或宗庙建筑布局均与芦山峁的大营盘梁宫殿院落布局接近。因此，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建筑遗存，可以被看作中国较早的宫殿或宗庙建筑。

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遗址大营盘梁1号院主建筑

大型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有助于复原早期的礼制活动。白灰墙皮残块上绘制的黑红色彩相间的壁画，与陕北石峁、后寨子峁等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类似，对早期艺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陕西延安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于研究中国聚落形态演变和早期礼制的发展意义重大，有助于学者们探索新石器时代社会进程的复杂化与早期国家、文明的起源。

四、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地处伊犁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喀什河北岸。2018年5至11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发现早在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时，伊犁河流域就已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文明发达的重要地区：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发现近400平方米大型单体房屋建筑，这是目前发现的新疆史前最大的单体房屋建筑，它与气势磅礴的石构高台遗存遥相呼应，展现着该遗址在当时人们的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陶范、铜刀、石杵等

与青铜冶炼有关的遗物遗迹显示出该遗址存在一定规模的铸铜活动，在新疆同时期遗址中罕见。此外，遗址还出土了几件铁块和较多铁炼渣，对新疆甚至中亚史前的冶金考古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吉仁台沟口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与煤相关的遗存和遗迹，并且从遗址的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这表明，自距今约3600年前起，生活在吉仁台沟口的人们已经熟悉并利用了煤，这是整个人类能源利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遗址还发现了2000多粒碳化的黍种子以及大麦、小麦的遗存，为研究黍的西传、大麦和小麦的东传提供了新材料。

五、山西襄汾县陶寺北两周墓地

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位于襄汾县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的陶寺村北，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襄汾县文化局共同主持发掘。墓葬数量近万座，时代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

该墓地许多大中型墓葬墓口北部均发现有两个圆坑，墓葬填土多经夯打，有的坑内堆积有较大的石块。M2010墓口北部有玉石器祭祀遗存、动物祭祀坑叠压在两圆坑上。该墓地春秋早期的大中型墓葬中也都发现有铜翣、蚌贝、铜鱼等棺饰的残存。这些丧葬、祭祀活动的遗痕与遗存，可以与《礼记·丧大记》的记载相结合，复原当时的部分丧葬过程。

山西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M3011墓室俯拍

该墓地的M3011是一座春秋晚期的大型积石墓，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套），包括镬鼎3件，列鼎两套10件，镈钟13件，甬钟一套13件，青铜鼓座1件等。甬钟大多刻有铭文，可见“卫侯之孙申子之子书”字样，说明这套甬钟与卫国有关，填补了东周考古的空白。该墓发现的青铜鼓座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很少发现，鼓身装饰有相互缠绕的三条蟠龙，龙首昂起口衔承接鼓柱的圆筒，造型生动，极富艺术感染力，彰显着墓主人的社会地位。

六、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

2017-201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渭南市、县相关文博单位组成考古队，对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勘探，并重点发掘了包括诸侯大墓在内的两处墓地。

根据高等级墓葬出土的“芮”字铭文铜器，可以确定该遗址为芮国后期的一处都邑：2号墓的椁室东北角发现一只建鼓，鼓柱铜套上刻有铭文“芮公作器”，一件铜戈上亦有铭文“芮行人”；3号墓出土有两件铸“芮公”铭文的铜鼎。3号墓的椁室四壁共有九个壁龛，每龛有一名年轻女性殉葬，有朱砂残存，这样的葬俗有深入研究的空间。3号墓出土的编钟是目前发现的春秋早期最高级别的悬乐，木格漆绘墙围十分罕见。

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出土芮公铜鼎

该遗址还出土了许多带有浓厚北方草原文化特色的器物，如大墓所出金首权杖、青铜鍑、铁矛等，部分中、小型墓所出螺旋状金耳环、金手镯等，展现了周人与北方民族的交流与互动。

此前，梁带村已发现芮国墓地，而此次发现可以与梁带村在时间上接续，填补芮国后期历史的空白，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政治的变迁、人群的流动提供重要资料。

七、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土溪镇城坝村，2016年就已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三五”期间重要大遗址名单。2014年至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城坝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

城坝遗址发现了印有“宕渠”文字的瓦当，说明城坝遗址就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宕渠”城的所在地。根据遗物、遗迹，遗址可以被划分为城址区、津关区、一般聚落区、窑址区、墓葬区、水井区等功能区。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城内建筑及街道

处于渠江右岸的津关区是国内目前仅见的水路关口遗迹：西汉时期有木构干栏式建筑；东汉时期可能存在砖构关门；魏晋时期则用大量石材构筑石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有助于丰富区域建筑史的研究。津关遗址发现的大量汉代竹简内容丰富，不仅有当时的法律文书、书信等，还有汉代的启蒙识字课本《仓颉篇》。此外，出土的盖子、筐子、篓子等大量竹编器为研究当时的竹编手工业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材料。

遗址出土的1000余件遗物，能够初步构建出该遗址战国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年代序列。作为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历史最早、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古城遗址，城坝遗址理应入选2018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八、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

张家港黄泗浦遗址的发掘由南京博物院主导，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和张家港博物馆共同参与。遗址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北距长江约14公里，西离张家港市区约3公里。

历时十年的考古工作在黄泗浦遗址发现了众多唐宋时期房址、河道、水井、灶址、灰坑等遗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2018年的考古发掘更是初步理清了古黄泗浦的宽度与结构——至宋代时，黄泗浦河口已宽达50余米，河底距河面深达4.5米。这说明黄泗浦当时完全可以通行大型船只，应为唐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入江主干道，即文献所载的“出江大口”。有助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宋代河道河底及西岸清理情况

从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的密切联系看，苏州市已正式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张家港黄泗浦遗址也被增补列入“海上丝绸之路”申遗点，具有很好的保护与展示前景，能够阐释考古学对于当下的启发。

九、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

根据《辽史》等文献的记载，辽代的显陵、乾陵这两座帝陵位于医巫闾山，但具体位置不详。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锦州市考古所的考古工作揭露了一批辽代皇家建筑基址和高等级墓葬，其中出土的4合墓志明确了这批墓葬与显陵、乾陵密切相关。

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耶律隆运墓全景

帝陵考古在历史时期考古的发掘和研究中向来地位显赫。医巫闾山帝陵在辽代为数不多的五座帝陵中占据了两座，填补了辽代帝陵考古的空白，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辽乾陵以一组四合院建筑作为帝陵玄宫前祭祀建筑，突出了朝拜祭祀仪式的重要性，在陵寝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当我们以它为坐标向前看，会发现它与唐、北宋以及辽代早期以一个单体建筑作为玄宫前祭殿的做法明显不同；向后看，它被明、清两代帝陵继承和发展。

在辽代陵寝制度、官式建筑、皇族谱系研究之外，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还出土了壁画、陶瓷器、金属器、木器、玉石器等大量珍贵文物，有助于辽代手工业、墓葬美术、对外交流史等多方面的研究。

十、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崇礼区文广新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勘探与发掘。

河北张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9号建筑基址发掘与解剖

太子城遗址在时代、性质、位置、规模与等级上，都与《金史》记载的金章宗的夏捺钵泰和宫高度契合。因此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也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中后期高等级皇家城址，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有重要意义，它的重要性仅次于金代都城。

从社会生活史、技术史的角度看，太子城遗址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例如编号“七尺五”、“四尺五”、“三尺”的鸱吻分别对应城内不同等级建筑，有助于金代官式建筑的研究。城址出土的瓷器特别是瓷器组合，能够推进我们对金代宫廷用瓷状况、供御体系的了解。

以上十个由笔者预测的最终入选项目，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湖北、新疆、山西、江苏、四川、辽宁、河北各一项，陕西两项。涉及省份较多，地域分布也比较均匀，不论是南北方、东西部还是边疆均有项目，整体规律与往年基本相近。河南作为考古大省，往年常有项目入选，今年仅有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入围终评。官庄遗址已发掘的铸铜作坊区相对完整，遗迹布局也有一定规律，并出土了从制范到浇铸打磨等多个环节的遗存，确实也是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也发现有铸铜活动，山西襄汾县陶寺北两周墓地与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遗址都是商周考古中重要的考古发现，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是重要的汉代考古项目，能够填补川东地区的很多空白。在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官庄遗址或许会遗憾落选。

从时段分布来看，旧石器时代一项、新石器时代两项、夏商周（青铜时代）三项、秦汉魏晋南北朝一项、唐宋一项、辽金两项。前几项主要围绕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发展的线索展开。历史时期考古项目的比例较往年有所升高，这反映出了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以及学界日渐认识到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性。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辽宁北镇医巫闾山辽代帝陵遗址群都是在大遗址上做出的成绩。

从遗址的性质看，依然以居址、墓葬、城址为主。今年有两个手工业遗址入围，特别是浙江德清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它作为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器加工作坊群遗址，学术意义自然十分重大，但美中不足的是产品原料、产品种类较为单一，出土的玉器半成品、成品均为玉锥形器、玉管、玉坠等小型玉器。今年围绕良渚古城核心的区域系统调查将以雷甸为中心开展，相信随着调查的开展，良渚文化会以更加丰满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良渚项目若在今年落选，则极有可能在2020年获评201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