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是如何诞生的？

（原标题：档案春秋︱共和国第一印诞生记）

1949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凯歌声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了，其根本任务如毛泽东所说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筹备会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的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为李维汉，副秘书长为余心清、齐燕铭等。

在筹备会为筹建新中国所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刻治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机构印信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实行集体元首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享有较广泛的职权，既是组织领导政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其他国家机关的唯一最高职能机关，又赋有制定、解释、颁布、监督法律权、外交权、宣战权、最高行政管理权、国家机关首长任免权等职权。在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1949年10月—1954年9月）里，承担了特殊的历史使命。中央人民政府印是颁发各种法令、命令、指示和行使其他权力时钤印公文的凭证信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当时，周恩来副主任委托陈叔通邀请治印名家参与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属机构治印事宜。但因陈叔通工作繁忙，齐燕铭副秘书长便为治印的筹划花费了更多的精力。齐燕铭邀请了国内治印名家张樾丞、顿立夫、唐醉石和魏长青等共同探讨。因其他三人治铜印的名声不如张樾丞，有的不善铸铜印，最终在中央人民政府印（以下简称国印）的设计镌刻中，张樾丞起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1949年8月19日下午，由余心清副秘书长主持，“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在北京饭店113号房举行，张樾丞、张少丞等14人出席。会议议定政府印铸问题4项：型式仿宋印；字体为小篆或仿宋，仿宋体有大众化意义，但奇数时不易排列，中国人民印刷厂负责人黄澍铭还设计了两种样式：质料为铜；字文用“印”，废除“关防、钤记”。会议修正通过了黄澍铭所拟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铸局组织条例”草案初稿。

此后一段时间，因在国名问题上略有讨论，直到1949年9月27日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确定后，国印印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才正式确定。然而此后由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尚在组建之中，机构名称尚待正式确定，政府印铸印文的确定也随之推迟。

1949年10月27日凌晨1时，齐燕铭将镌铸中央人民政府暨所属各机构印信报告附设计说明上报，并预计中国人民印刷厂月底可完成刊铸工作。同日早上周恩来和毛泽东批示后，首批印信即交付刊铸。

报告还对废除过去以大小区别官级制度和政府印信的印型、字文、铸造制度（质料、型制、制法、字体）及首批45枚印信的印文作了明确规定：

印型一律为正方形。字文一律为“印”。铸造制度——质料为铜质，仅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是务实、节俭的；型制，中央人民政府印边长9厘米，其余7厘米；制法为铸胎镌字，字体用扁宋体，而不是用以往官印使用的篆体，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能看得懂，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同时附印样两种。

据考证，国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在31日上午9时即镌刻完成并上交启用。当时在字文排列上要求对称，国印字文中加入“之”字，为的是使15个字能够整齐、美观地框在正方形印面内。在具体制作方法上，国印使用的铜料比其他政府印信的密度大、黏度大、兑铵多，质地较硬。国印的柄与印体是分别制作旋接上的，铜色柔和，制作精细，印体厚2.5厘米、柄长10.9厘米，印柄中间略凹进，整体造型庄重而有气势。

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关注开国大印的镌刻者，一些相关报道先后露布于报端，却难免有失实之处。国印镌刻者，曾存有三种说法，即“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张樾丞镌刻国印说”和“王景华镌刻国印说”。最早有人著文提到治国印者为杭州西泠印社成员顿立夫，此一说法甚为流行。然而不久，著名史学家史树青却著文认为是篆刻大师张樾丞镌刻的，我们曾当面向史先生询问核实了此事。但后来北京印钞厂有人提出张樾丞不能刻铜章，国印有可能是1949年解放前后调入该厂的王景华刻的。

本着实事求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邀请了北京印钞厂当年参与治印的师傅来我馆对国印等文物进行鉴定和座谈，以后又走访了张樾丞之子张幼丞。我们通过国印文物鉴定，走访当事人、知情人，查阅历史档案，加以综合分析，可基本认定“张说”。

张樾丞，1883年生于河北省新河县贫苦农民家庭。14岁入北京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艺。他刻苦读书习字，钻研印艺。出师后，1903年至1909年间，自定润格，专以刻字为业。后因镌刻了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四字，一时名声大噪，被誉为“铁画银钩”，得“铁笔圣手”之美名。

1912年，张樾丞在西琉璃厂开设“同古堂”，其治印闻名遐迩，京津名人都以能拥有张氏刻印为荣。宣统皇帝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宝”和“无逸斋精鉴玺”等，北京大学授学位印章、中央银行纸币上“中央银行总裁印鉴”均为张樾丞所刻。据《鲁迅日记》载，1917年至1918年间，鲁迅曾3次到同古堂，刻“会稽周氏藏本”“俟堂石墨”等木印5枚，石印3方，颇为鲁迅喜爱。周作人的“周作人印”“山上水手”“启明读书”等，也出自张樾丞之手。

张樾丞的刻铜技艺也为京城一绝。早在1910年，他在琉璃厂明远阁墨盒店时，就兼事刻铜，琉璃厂各南纸店都挂有他的笔单。1912年，张樾丞开设了同古堂，当时琉璃厂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首推同古堂，刻出的铜墨盒极为精美。他是同时代刻铜艺术中成就最高的艺术家之一。

张樾丞在京都时的留影

关于具体刻治开国之印的过程，由于当时是保密的，只有张樾丞与其长子张少丞、幼子张幼丞知情。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运动”不断，加上张樾丞老人不爱吹嘘、炫耀，张家人对国印之事一直缄口不言。1961年1月15日老人病逝后，他亲自设计和镌刻共和国第一大印的详细情况，几乎无人知晓。

据张幼丞回忆，1949年政协筹备会期间，齐燕铭的小汽车曾到他家接走了张樾丞，回家后，张樾丞便开始翻阅资料、找印谱，画出了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的印文，送到北京饭店。最后确定用宋体。在张樾丞镌刻中央人民政府大印时，张少丞、张幼丞参加了打光等原料的粗加工。之后，张樾丞开始了画样、写字、凿字和修字等工序的操作。几天后，国印镌刻好了。按照规定，不许打样留底，而且印章的四个角都留有高台，待正式使用时磨平，即“开封”。

这枚国印，比政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印在铸造工艺、铜料成分组成、背款刻字形式、交付使用时间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异，应不是在同一处浇铸、镌刻的。其他政府印信是在中国人民印刷厂（现为北京印钞厂）浇铸的。据张幼丞回忆，国印是在北京琉璃厂一家专门加工铜章的小厂现浇铸的。在镌刻刀法上，国印的刀口有倾斜，是尖錾挑的。背款刻有印文和启用时间、序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第一号”，字口清晰、纤秀。其他政府印信背款的序号数字用法不同，如“第贰号”。北京印钞厂两位老师傅仔细观看了国印后，也认为国印从技艺上和刀口上看不像王景华所刻。

这批政府印信是由众多治印高手分别刻治，经统一编号后启用的。中央档案馆中收藏的关于颁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铜质印信壹颗的“中央人民政府令”（10月31日9时签发），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钤有国印的文件。而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递交的国书未及钤有国印，是10月20日由毛泽东主席签署、周恩来外长副署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命书”和“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发文稿”等数十件文物，也都钤有开国大印。外交部珍藏的1950年我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飙呈递给瑞典国王的国书上，除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签署外，也钤有国印。这说明国印在共和国建立之初，即行使了赋予它的神圣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为最高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和下属行政机关几十枚印信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全部上缴给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1959年5月，国务院秘书厅将这批珍贵的政府印信拨交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其中包括这枚珍贵的开国第一大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

（本文摘自2019年第3期《档案春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