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我喜欢写，我爱写，可我只为自己写

尽管J.D.塞林格曾扬言，自己可以活到140岁；尽管他的知名和同等的神秘，早已使他成了美国的文学传奇；尽管当天《纽约时报》艺术版上，还刊发了他的一张漫画肖像，似乎在提醒世人“我一直都活着”；但他终究还是个平常人。2010年1月27日，这位“麦田守望者”，二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隐居了50多年后，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家中悄然离世，距离他的91岁生日仅三周多时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塞林格的儿子马特·塞林格在一份声明中称，父亲是自然死亡。他的文学经纪人表示，为了尊重塞林格一生毫不妥协地保护和捍卫自己隐私的愿望，将不举办追思活动，并恳请各界让塞林格静静离开。“塞林格曾表示，他活在这个世界中，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如今他的身体虽然已经离去，但家人希望他仍然与那些他所喜爱的人物在一起，无论是宗教或历史人物，私人朋友或虚构的人物。”

声誉

“……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那张单人床上坐下，看了看那个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她右侧的太阳穴。”1948年1月31日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结尾的这句话令所有人发怔，而小说的才华之高、悬念之强，也使得主编哈罗德·罗斯马上决定与这个时年29岁的年轻人签下合约，约定他今后所有的短篇小说，该杂志都有优先选择权。

事实证明了《纽约客》的眼光。三年后，《麦田里的守望者》横空出世，“从书中的第一个句子起，就为美国文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声音。”并迅速吸引了大批崇拜者。一时间，美国学生竞相模仿小说主人公霍尔顿、学他的言语动作。由于小说体现的反叛精神，塞林格也被认为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1974年，菲利普·罗斯写道，大学生对塞林格作品的响应，说明他比任何人都更贴近时代，并且捕捉到了当前正在自我与文化之间发生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

然而，教师和家长则对这本书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是“异乎寻常的、才华横溢的处女作”，更多的则认为这本书充满了逃学、吸烟、喝酒、性和脏话，离经叛道，因此被当时美国的很多学校列为禁书。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几起凶杀案件，更使小说的价值一度受到怀疑。最有名的当属1980年12月8日枪杀歌星约翰·列侬的查普曼，作案后，他竟坐在马路上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他甚至在法庭上朗诵书中的经典语句，并解释称射杀列侬，是为保护他的纯真。而在1981年刺杀里根总统的小欣克利的行李箱里，人们同样发现了一本翻烂了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反而使小说愈加扩大了影响，至今它已成公认的美国现代文学经典，全球销量超过6000万册。

西方文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塞林格是个产量低得有点离谱的作家，在他91年的人生中，只有《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弗兰妮和佐伊》和《木匠们，升起房梁》等少数几部作品和文集问世，但并不妨碍他的伟大:因为在凯鲁亚克写出《在路上》的六年前，他已经用《麦田里的守望者》狠狠地戳了一下既有体制的脊梁；在“垮掉的一代”愤起前，那个叫霍尔顿的“麦田守望者”已经完美地诠释了“垮掉”的精髓；他还用他的写作预言了嬉皮士运动的诞生。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塞林格的作品有着特殊意义。《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引进最早可以追溯到1963年，当时以黄皮书内部资料的方式出版。而真正被中国读者所熟识，则是在1983年。这一年，漓江出版社推出的施咸荣译本。类似“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这样的塞氏语句，被几代人记取流传，并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

塞林格更是影响了国内许多作家的创作。作家苏童坦言，“塞林格是我最痴迷的作家。”“至今还无法完全摆脱塞林格的影响。”评论家谢有顺表示，当年徐星、刘索拉的写作之所以风靡一时，主要得力于模仿塞林格式的语言和叙事方式。而书评人止庵直言，没有塞林格就没有王朔和王小波。同样，《九故事》中的短篇，也因其崭新的文学样式，深深影响了余华、孙甘露等先锋作家的写作。

隐遁

和所有渴望出人头地的写作者一样，年轻时，塞林格也一门心思想出名。在大学期间，他曾夸耀自己的文学才华和抱负，并写信给《故事》杂志的编辑炫耀。但成功一旦来临，便很快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他告诉《星期六评论》的编辑，他已经“腻味”了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封皮上的自己的照片，要求在随后的版本中删除，还命令经纪人烧掉所有粉丝的信件。

1953年，塞林格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一处占地90英亩，位于树木繁茂的山坡上的新家。这年的秋天，他结识了一些当地青少年，并允许其中一位女中学生对自己进行采访。他以为采访将发表在当地报纸的高中页上，结果文章作为专题发表在社论版上。塞林格觉得上了当，毅然断绝了与那些青少年的交往，并且在自己住所的周围建起六尺半高的围栏。

此后他很少向新闻界发表讲话，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少，很快就完全停止。他最后出版的作品是《哈普沃兹16，1924》，这是一部长约2.5万字的短篇小说，占据了1965年6月19日的《纽约客》整18页的篇幅。他的小说《康涅狄格州的维格利大叔》曾被改编成电影《一厢情愿》，这部电影如此糟糕，以至于塞林格此后再没有出售电影版权，即使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请求也未能幸免。此后，无论是电视、电影还是舞台剧，他都拒绝转让版权，即便是出版相关有声读物，也一律不同意。

然而越是如此，塞林格就越受关注。在1961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之后，跑到小镇上找他的记者越来越多。不过对他来说，他必须要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自己的隐私，为此不惜与人频频打官司。

诚如《纽约时报》评论说，塞林格花了比大多数人拥抱世界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逃避它，他的难以捉摸更增加了他的神秘。关于塞林格的隐遁，一直是无数人讨论的热门话题。或曰塞林格已经“入禅”，或曰是“江郎才尽”的表现，有人猜测，二战期间从事的反间谍工作的经历，使他喜爱“潜伏”；有人认为，他故弄玄虚，刻意制造神秘感以形成某种“传奇”效应；有人揣摩，他是在履行霍尔顿的心愿:“一间在某处自己造的小屋，在那里度过余生，‘远离’和别人该死、愚蠢的对话。”还有人说，是人们对年少轻狂的考尔菲德的误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塞林格的内疚。他的“拒绝”，是为了避免再次误读以及对原作的扭曲。

塞林格的隐遁，亦不妨看成是一种“守望”的姿态，这是他一生坚守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有评论认为，塞林格的守望正是对人们的一个提醒，提醒着庸常的人们停下来想想自己最初的梦想和信念:你长大了，你可曾还在“守望”自己的梦想？

写作

塞林格的隐遁，并不能阻止其个人隐私被点滴透露。1998年，女作家乔伊斯·梅纳德出版回忆录，披露了她和塞林格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10个月的情缘。两年后，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著书，写了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梅纳德的回忆录中说，塞林格有极强的控制欲，对饮食非常挑剔。而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则说，父亲以自我为中心，经常辱骂母亲，他还对禅宗、印度教吠檀多派、基督教科学派等充满狂热。

“塞林格迷”们自然还特别关注，塞林格是否一直都在写作。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他已经多年都没有写过一个字；或者像在斯蒂芬·金的小说《闪灵》中的作家那样，反复地写着相同的句子；或如果戈理临终前那样，大量写作，然后又都付之一炬。见证人的叙述多少给了人们一些希望。梅纳德曾见到整架整架的笔记本，其中都是格拉斯家族的故事，她相信塞林格至少有两本新小说单独锁在一个保险柜里。而塞林格也曾在仅有的一次和《纽约时报》记者的简短对话中，提及过不发表任何东西所带来的“绝佳的安宁”，声称“我喜欢写，我爱写，可我只为自己写，纯属自娱”。

玛格丽特的记述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塞林格可能还有未发表的作品。书中写道，塞林格对他的文稿建立了一套精密的归档体系——红色的标记表明这本书可以按目前的样子不做修改发行，蓝色的标记表明这份手稿必须再经过编辑。但所有的这些说法都无实证，有学者“恳求”塞林格，“请您向我们保证，如果您一直以来真的在写的话，它们将终有一天印成铅字——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

随着塞林格的去世，他到底留下多少遗作已经成为外界关心的话题。《断背山》的作者安妮·普鲁表示:塞林格这50年来有写作强迫症，这可能意味着他身后会涌现一大批作品。另一位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兹也认为:塞林格无法忍受批评家们的各种恶评，所以他要是愿意再写，情愿为抽屉写也不要为出版写。他到底留下多少著作无从所知，但它们肯定存在，且是非常特别的遗产。目前没有任何关于塞林格新作的出版消息。不过可以期待的是，倘使没有销毁遗作的事情发生，这个疑问很快就会被解开。

本文摘自《普鲁斯特的凝视》，傅小平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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