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时间:2019年4月26日-2019年7月28日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展厅
展览介绍: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白银的冶炼和使用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至唐代中期出现了最早具备货币功能的白银——铤。两宋时期白银的使用范围扩大,逐渐成为政府在政治、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的支付手段。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的时间大致在明代中叶以后。明清时期完成了中国货币制度步入银本位制的历史进程,白银货币在中国货币金融和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影响深远。
热点详解:
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打开了全球贸易的大门,源源不断的白银通过贸易途径进入中国,极大满足了中国市场上的白银需求。白银的富足促进了明清手工业、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白银时代的来临,是大航海时代和国际贸易的必然结果,白银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纽带。
清代中期以后白银渐向外输出,尤其鸦片战争以后白银大量流失、外商纸币流通于市,迫使清政府创立国家银行发行中国自己的纸币。但是,这并没有促使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银本位向更先进的信用货币制度转变,中国的货币市场呈现出传统银两、新式银元、铜钱、纸币并存的复杂局面,这一局面终结于法币的实行。
尽管白银货币在中国的发展被动地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国内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与前进,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本次展览旨在通过对白银货币和相关器物的展示,希望能让公众比较直观地了解到货币史中的白银的发展历史,白银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白银联结下的中国和世界。
背景介绍:
此次展览分还分别由中国财税博物馆、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南海一号考古队为展览提供了珍贵的展品,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独特的体验。
部分展品:
唐五十两银铤
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通体光素,两端内折。船型银铤出现于晚唐,至五代、北宋仍有使用。其造型平底,两翼向上直伸,像一张倒置的小案,体积较大,携带存放不便,往往将其两端敲扁。唐代白银货币使用范围有限,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储存手段,用于财政资金流转的大额支付或纳税折变物。
元至元十三年扬州银锭
上海博物馆藏
这一枚至元十三年银锭在上海发现,由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从长宁公安局接收。文献记载,银锭上字号扬州元宝,乃至元十三年大兵平宋回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作为上贡,每重五十两。至元十四年、十五年朝廷亦铸此锭。扬州银锭在背面铸刻有“元宝”两字,将银锭称为元宝亦是从此开始的。
明金花银银锭
上海博物馆藏
金花银,本意指白银绝佳的成色。后对江南地区的田赋折粮银,称之为“金花银”。明正统元年(1436)后,政府令江浙、湖广等地区(尤其交通不便的地区)的米麦等田赋都可用白银折纳。随着田赋折银的推广,金花银这一称呼逐渐变成对所有折粮银的总称,进而金花银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金花银锭种类多样,其形制一般来讲呈现弧首束腰、两端微翘的形态。
明万历六年京班银锭
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明代工匠编为匠户,纳入匠籍,由工部和内府各监局管理。匠户要服工匠役,为官府提供无偿服务,是徭役的一种。正统元年(1436年)允许赋役纳银,匠役制度逐渐发生变革,班匠轮流上京服役的制度变更为以银代役的雇募制。这件京班银锭正是这种制度变化的反映,是明代万历年间山东莱州工匠以银代役的证物。银锭重十二两,由平度州知州薛督办,大户耿朝臣办理,大户是当地殷实的人家,代理乡里催办征收赋役之事。
清光绪十八年牙厘总局五十两锭
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厘金制度始于清咸丰三年(1853),最初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天国军饷而开征的一种临时筹款方式,以“值百抽一”照捐抽厘。因初定税率为一厘,故名厘金,又称厘捐。厘金征收多由各地粮台、军需局或筹饷局管理,主要有盐厘、百货厘、洋药厘和土药厘四种,以百货厘为最,一切日用所需之物,无一不在被征之列。到光绪年间,各省厘捐成为清政府维持税收,各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进行管理。管理机构名称不一,有厘金总局、牙厘总局、厘捐局、捐厘局等。这些机构将收缴上来的厘金银钱兑换成银两,铸成银锭,部分上解中央,大部分留存本地。
根据形制及戳记文字,此锭为湖北牙厘总局铸造的银锭。湖北牙厘总局于咸丰七年(1857)设立,隶属于湖北藩司,下辖61个分局,规模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