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海外旅行的时候遇到一个外国人，他说你们中国现在如此引入瞩目，经济上取得了这样的成就，但是从你们很多国人身上并看不到文化的历史沉淀，你在中国应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生活方式研究者、资深媒体人殷智贤这样谈到由她担任主编的《设计的修养》一书的缘起。在历任《时尚先生》、《时尚家居》主编的殷智贤看来，媒体人的使命，在于整合当下时代的优质资源，传播给公众。她认为，一个文明的历史积淀在日常生活中是应该有所展现的，而这一展现很多时候就来自优秀的设计；但在中国当下，关于设计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没有达成有效的共识。于是，她采访了12位在各自的领域卓有成就的设计师，倾听并记录下他们关于设计和生活的思考，编成《设计的修养》一书。
6月2日，由中信出版集团小满工作室和ZCOOL 站酷联合主办的《设计的修养》新书分享会在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举行。著名书籍设计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和著名建筑设计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张永和一起，在殷智贤的主持下，就什么是好的设计，设计与生活的关系，设计与大众审美等问题同现场读者分享了各自的看法。
《设计的修养》，主编：殷智贤，版本：中信出版社2019年4月
好的设计要考虑人的尺度
当天的分享会由探讨何为好的设计展开。吕敬人首先强调的一点是设计师与艺术家不同，设计师有服务对象，要面对客户，因为设计是一个服务行业。以书籍设计师来说，好的设计就是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完美的桥梁，把文本通过纸张语言、书籍设计语言、印刷语言以及最终的结构语言传达给读者，让读者在手翻心读之际，得到满足感。“设计无所谓高端和低端，符合一本书的内容，物有所值，就是好设计。”吕敬人说。
回顾东西方的书籍装帧史，可以看到东西方的书籍具有迥然有别的形态。在吕敬人看来，西方的书，无论是羊皮书还是精装书，都像一座座坚固的建筑；而东方的书籍则是一种柔软的容器，由宣纸承载信息。“我们在读中国书的时候，跟读西方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中国书是飘逸的，是轻松的。”
东方的书籍是柔软的容器。吕敬人现场展示的幻灯中的一页。
张永和对于吕敬人所谈书籍的设计和阅读体验间的关系一事尤有感触。在他看来，如果我们不是在网上、在手机上，而是手握一册书来阅读的话，那么如果这本书设计得不好或者不对，就会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不良影响。“设计是跟物质世界打交道，所以一本书不光是要看的，还要考虑到它的质感、冷暖和轻重。”张永和说，“阅读的愉悦跟阅读的媒介是有莫大的关系的。比如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是在屏幕上来回扒拉着读绣像本的《三国演义》而能获得对中国古典文学韵味的充分体验。”
新书分享会现场。左起：张永和、吕敬人、殷智贤。
在张永和看来，设计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如果已经存在的设计已然可以解决问题，而你的设计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这个设计也就不需要做了。“所以设计实际上总是想把事情往前推一步，”张永和说，“任何比原来做得好一丁点的设计都是好设计，因为在设计上，哪怕是推进一点都是困难的。”
此外，好的设计总是要落到生活上，落到与人打交道的尺度上，哪怕设计的不是可以捧在手中阅读的书籍，而是将人纳入其间的体量庞大的建筑，人的尺度也依然是一个好的设计师所要考量的。张永和以自己在韩国的亲身经历为例，解释了什么是建筑设计中的人的尺度问题。“我在韩国时去一个建筑事务所串门，上厕所的时候，一进门觉得这个洗手间比较暗。”但是当张永和坐下来时，发现马桶边刚好有一扇窗，人可以看出去，光可以照进来。“在这个设计中，他考虑到了人和人在空间中的行为，于是他把上厕所也提升到了一个让你享受空间和光线的高度上。”所以尽管建筑的体量相较于人是巨大的，但好的设计最后都是落实到很具体的、与人的身体和日常活动发生关系的尺度上。
好的设计引领大众向上
在张永和看来，当下的中国社会，在谈到文艺或创造性的工作时，经常出现的一个议题是创作和大众的关系。一个人的设计或创作是否是为大众，往往会成为讨论的焦点。但实际上，什么是大众，什么又是小众呢？中国有13亿人口，1亿算不算大众？如果算，尚且不到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200万又算不算小众？如果算，要想到欧洲有些国家的人口也才不过几百万。
此外，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既是大众又是小众。张永和说他们曾经因为搬家，请过一个木工，木工看到他们扔出来的书，就请求他们将书赠给他。“我们以为他是要把书运走，以后给人家装修时放在书架上用作装潢，但不是，他是要自己看。”张永和说，“不是说我们的这位木工是知识分子，但他就是对读书有兴趣。” 张永和又谈到他从事金融业的哥哥，和他爱好文艺不同，他哥哥对于文艺就基本没有兴趣，只是爱读老的英文小说。
张永和又举了早年做建筑设计时的一个例子。当时他们设计的建筑落成后，庆功宴上有一位工人作为工人代表出席。“他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真他妈的！’又指着另一个地方说，‘那里，真他妈的！’他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我们自认为设计得比较好的，他全看到了，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就用骂街的方式来说。”
也就是说，在趣味上，在人的感受力上，有时很难简单用大众或小众来进行区分。知识分子也好，普通民众也罢，都可能为好的设计所打动。张永和表示，他在做设计时，很多地方都会进行仔细的考量和推敲，这些地方有时使用者一眼也就看过去了，有时甚至看不到。但是作为设计师，他与使用者或者说大众进行交流的愿望和期待都在里面。
有些人在做设计时，把完全迎合市场当成是服务大众；有些人则自视精英，认为大众一定不能理解他们的想法，这两种极端张永和都不认同。“设计师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想象力来和公众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人会发现自己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现在变得有点儿了解，变得有点儿喜欢。”而这种交流绝不是以降低设计水平来达到的。“我们谈大众时，容易低估大众的水准。”张永和说。
与张永和不同，作为书籍设计师的吕敬人显然遭遇了设计与大众关系的另一面。吕敬人首先坦言自己在做书籍设计时，经常受到的一项指责就是过于高大上，脱离普通读者。但这也促使他思考，什么才算是为大众服务。比如他因为有感于审美教育要从孩子着手，便领着一批设计界的好手，从人教社领了设计中小学教科书的任务来做。他认为，如果我们看一下欧洲的教科书，或者日本的教科书，或者我国民国时期或清末的教科书，就会发现当前内地教科书在设计的美学上有相当大的差距。
清末民国的教科书，通过字体、字号、插图、空间和结构，让读者体会阅读的愉悦。但今天我们的教科书是花里胡哨的，每一处空白都要填满，都要插入小蜜蜂、小铅笔、小花朵。“这样的设计就叫为大众服务吗？”吕敬人希望我国的孩子从小就可以感受朴素、优雅的美，他认为教科书中要有留白，要有空间和结构的律动。“但这样的方案提出来，编辑首先就反对，他们说，‘吕老师你不能留空白，你留空白到时家长就会告到教育部，说出版社为了谋取暴利卖白纸’。”
“但是我认为，社会的进步其实是所有人在方方面面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为大众服务，不等于为低俗服务，好的设计应该是让我们越来越高雅。”吕敬人说。
本文来源：新京报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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