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卫报、福布斯等外媒报道，近日，世界最大另类投资机构——美国黑石集团（Blackstone ）的董事会主席、CEO兼联合创始人史蒂芬·苏世民（Stephen Schwarzman ）
决定向牛津大学捐赠1.5亿英镑，以支持他们新成立的人文中心。苏世民去年10月曾捐赠美国麻省理工学院3.5亿美元，成立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中心。他在2013年也捐赠清华大学1亿美元，于2016年成立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
据电讯报报道，苏世民的捐款据信是牛津大学创校近1000年来最大笔的现金捐款，不过由于早年的土地价值难以估算，当年捐地盖校的价值可能超越苏世民，因此历史学家对于苏世民是否为牛津大学史上最大捐款者仍不确定，只能确定这是牛津大学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收过的最巨额捐款。作为美国人，他慷慨解囊向与自己没有多少渊源的英国大学捐赠巨额资金，因此备受关注。
筹划中的牛津大学人文中心将推展不同的研究项目，由历史到音乐，中心内有一个人工智能道德研究所，专门研究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道德问题。牛津大学宣布，建成的人文中心将命名为“苏世民中心”。
根据福布斯2019年亿万富豪排行榜，现年72岁，从事投资行业的苏世民身家13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00位。
牛津大学能不能花好这笔钱
对于苏世民的此次捐赠，网络上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应该把捐助投入到更值得发展的专业去，而不是暮气沉沉的人文学科，牛津大学也因为接受这一赞助条款而招致批评。
彭博新闻网“观点”栏目的一篇评论文章直接以《牛津不要浪费苏世民的巨额捐助》为题，对牛津大学能否用好这笔善款表示怀疑。文章分析指出：牛津大学那复杂的行政机制——学校当局；师生工作学习的各个独立的院系；各种跨院系、跨专业的委员会。如何分配预算，需要这三方角力后决定，也许是个漫长的过程。
20年前，当牛津大学着手组建商学院的时候，就被这种复杂的内部行政机制不断地扯皮阻挠。直到今天，牛津大学虽有些小修小补的革新，但主要架构依然没建设性的改革。再者，是否有必要将大部分捐款花费到大楼的建设上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各相关院系本来都有自己的教研与办公场所。对于这个新的人文研究中心的定位，究竟是致力于培养有世界领导力的本科教育还是打造成一所世界顶尖的研究中心，目前也还没有明确的规划。
其实，从欧债危机到英国脱欧，使得英国高校预算缩减，加上英国税制不同于美国，教育捐赠亦不如美国发达。大学为广开财源，给大批不需要奖学金的海外学生发offer，同时为了吸引更多学生，又不得不举债进行校园建设。
今年4月，牛津大学布拉瓦特尼克政治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的乔纳森·伍尔夫（Jonathan Wolff）教授就在《卫报》发文批评英国大学的“基建潮”，学校把大量的预算花费在大楼的建设上，因为这是招生宣传的一个亮点，前卫现代的建筑设计很能吸引年轻人。但常常又会给大学带来更沉重的债务，尤其是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英国陷入“脱欧”泥淖之中，这些负担只能转嫁到学生身上，陷入财政恶性循环，甚至有大学因此破产。
人工智能与人文学科能相融吗？
数字新闻网站Quartz一篇题为《为何苏世民对牛津的捐助与我们有关？》分析文章认为，牛津大学人文中心的建设、尤其是对人工智能下的道德伦理关怀，是当前商业模式与社会变化的现实反映。
今天的企业，尤其是硅谷那些科技公司和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更需要兼具人文艺术专业的混合型人才，能够帮助企业解决眼下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高度科技化时，发明专利造成的企业员工收入差距前所未有的悬殊；对于性侵、性别歧视这些积怨日深、终于爆发职场阴暗面的处理。去年持续到现在的#Me Too运动和谷歌的#Walk Out运动，都说明在自诩“乌托邦”的硅谷中，并不能解决科技进步自身带来的这些问题。
2018年底，向来以自由、透明价值理念自我标榜的科技巨头谷歌爆出高层包庇性侵的丑闻，引发谷歌员工大罢工。图片来自彭博新闻网。
正如在接受BBC采访时，苏世民所表示的：这笔捐款出于他对人工智能应用的疑虑，包括网络霸凌和对就业机会的影响。苏世民说，这笔捐款和他去年捐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3.5亿美元是“互补”的关系，有助牛津把领先全球的道德与哲学专业运用在人工智能上。苏世民强调，“显然我们需要好好讨论哪些科技能够采用、多快采用、何时采用，而且必须以非常聪明、平衡的方式进行。”
当然，评论文章指出，这笔赞助也有着苏世民自己的商业考量。2017年，时任黑石公司首席人力官马修·布雷菲尔德（Matthew Breitfelder）表示：黑石正在招聘更多的文科专业背景的学生。此举背后的原因是拥有不同技能和世界观的员工将有助于公司的发展。“（学科背景的）多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尽管许多像苏世民这样的商业领袖在为商业和人文学科的融合教学积极站台鼓吹，那些传统老牌名校似乎并不买账，教授们完全拒绝本科阶段进行商科专业教育，依然沉迷于纯粹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完全是相悖的。
人工智能时代 人文学科愈加不可替代
从苏世民赞助行为可以看出，在高度科技化的今日，人文学科并非不受重视，甚至愈发重要。有意思的是，那些整日宣扬文学已死、哲学已死的人，大多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教授。在人工智能引发的新一波的技术革命到来之际，不少人文学科的学生忧心自己的前途。但是我们回顾前面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虽然每次都有一些传统的工作被取代，但是新技术带来的工作机会则更多。
2017年7月，在YouTube上出现一段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谈论关于人工智能发展伴有潜在风险的视频。但事实上，这里的“奥巴马”是研究人员用深伪技术（Deep Dake）虚拟出来的。图片来自YouTube视频截图。
比如信息技术革命后，工作机会成长最快的，其实是与科技革命“非直接相关”的行业。举例来说，拜网络民调工具普及之赐，美国现在的市场研究员和营销专员数量比起2012年，大幅增加30%。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史蒂芬·戴维斯
（Steven Davis）
爬梳过美国联邦政府资料后也指出，美国至少有1/6的聘雇个案，都是新技术带来的全新职业。
科技的创新使得各类新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各类奇妙的职业也随之出现，比如我们眼下最熟悉的快递员、外卖员和电竞选手。还有商业上至关重要的云计算工程师、大数据分析师，这群人需要将冷冰冰的数字转译成为具体的社会现象，并以客户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如果他们有人文科学训练出的非线性思考逻辑，此时便是极大的职场优势，也能给企业带来更准的市场和更多的受众。
根据统计，在美国，社群媒体专才的需求量每年可能高达40万个。这类工作涉及传统的营销、公共关系，却同时需要理解最新的社群生态与热门话题，还得扮演友善的教育者，帮助年纪较长的同事增强与阅听大众联结的意识。若你喜爱撰写社会评论、热衷于参加学生社团，乐于探索并善于与人相处，似乎这都是文科生的优势，类似的工作便非常适合这种跨领域的人才。
不仅仅是个人的就业，我们时代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气候的进一步恶化；欧洲大选后，右翼党派得势……这些都不是代码和编程所能解决的。正是因为先前的科技与商业领袖未能在问题爆发之前作出道德伦理的影响评估，让新技术带来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盲目推崇数码电子科技、傲慢地排斥人文学科的“科技沙文主义”（Technochauvinism）不能解决这些攸关人类命途的大问题，甚至还会把人工智能变成精准的杀人武器。人类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仍需要关注现实的人文学者为我们解惑，找到正确方向。也许这就是苏世民这位投行大鳄为我们所选的潜力股吧。
本文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
褚正邦_NBJS8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