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纪念童道明：中国契诃夫戏剧研究第一人

6月27日上午，契诃夫戏剧研究专家童道明先生逝世，享年82岁。我们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德老师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今天（本文作于6月27日晚，全文类似表述均为6月27日）下午三点多传来消息，童道明先生走了。就在两个月前，我曾路过他在潘家园华威西里的住处，当时很想去看看他，因担心时间不合适而犹豫了，于是就把拜访的念头托付给“下一次”。不料，这样的机会永远逝去了。回顾童道明一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契诃夫（1860-1904）。

1954年中国文化界人士在北京举行隆重仪式纪念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当时契诃夫短篇小说集的译者汝龙在北京图书馆作了长篇报告。但是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是在改革开放后才更为全面地为中国戏剧爱好者所接受。2004年，成立不久的国家话剧院举办国际戏剧节，打出的口号是“永远的契诃夫”。开幕戏是王晓鹰导演的《普拉东诺夫》，闭幕戏是林兆华导演的《樱桃园》。戏剧节过后，童道明和王晓鹰应邀到北图作讲座。十年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契诃夫戏剧全集》（全四册），其中《伊凡诺夫》、《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和《樱桃园》是焦菊隐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翻译的，李健吾翻了九个独幕剧，时间在四十年代后期，童道明翻译的是《万尼亚舅舅》的前身《林妖》和《没有父亲的人》（又名《普拉东诺夫》），并撰写了全集的《导言》。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界，童道明是契诃夫戏剧研究的第一人。

童道明先生，陆建德供图。

撰文|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外文所最会讲笑话的

童道明是江苏江阴人，五十年代后期留学苏联莫斯科大学，当时就对契诃夫的剧作和戏剧理论产生极大兴趣。今天《文汇报》陆灏给我发来该报1962年9月12日登载的童道明第一篇论文《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几点认识》，读后对二十五岁的作者极为佩服。文中一些当时流行的预设可以忽略，作者对布莱希特戏剧的具体了解和理论素养大大超出我的预期。第二年，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俄苏文学组，外国文学研究所1964年成立时，该组划归外国文学研究所。纪念童道明，我倒想借用他平时待人喜乐的风格。

1991年元旦过后，我去外文所英美室上班，没过多久就认识了所里全部同事。童道明的善良是所里出了名的。那时他五十多岁，身板很挺，称得上气宇昂藏，但是他脸上却始终带着谦抑而又宽容的笑容，一看就是好脾气的人。他说普通话吐字清晰，却带有一点苏南的口音。他的嗓音不浑厚，不过夹着一种胶质老唱片的沙沙声，富有磁性。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这句莎士比亚的台词用于契诃夫可能比用于莎士比亚自己更为恰当。童道明是外文所最会讲笑话的，他多年治契诃夫，深得契诃夫的创作要领。我一度参与外文所工会的工作。每到年底，工会都要举办联欢，全所在职与离退休的人员参与还比较积极。我曾多次与捷克文学专家蒋承俊搭档主持联欢会。大家从来不作准备，总有几个精彩的固定节目：比如叶廷芳和张振辉的男高音独唱，章国锋的男中音独唱。蒋承俊也会由主持人变为女高音歌唱家。较年轻的人中，余中先的宁波英语每年都变花样，刘东的男高音近乎专业水准，高兴的诗朗诵纯粹是诗人的声腔。在这一年一度的重要场合，童道明绝不会缺席，而且必会作一番分贝最低的表演。主持人请他出场，他也不推辞，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几个完全取自他亲身经历的笑话。他的面部表情十分轻松，似笑非笑地与同事分享他的幽默。他创作上的非凡才能，在一个个微型故事里展露无遗。也许那时他已经在酝酿自己的剧作了。电视剧《围城》在九十年代初播放时收视率很高，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陈道明八十年代就出了名，扮演方鸿渐后，更是成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大熟人。童道明经常出席中戏的各种活动，有一次，他在自报家门的时候对方没听清楚，误以为他是陈道明，结果闹出一系列笑话。童先生说，他研究戏剧，也写戏，但是还没有演过戏。这一次就不一样了：“此道明即彼道明，我也来个假戏真做吧！”那次联欢会，我第一次当主持人，蒋承俊在某个间歇问我哪所大学毕业的，我呼应童道明，用“克莱顿大学”来回答，他会心一笑。

俄罗斯画家勃拉兹于1898年画的契诃夫。

用朗诵剧致敬冯至

2012年八九月在蓬蒿剧场举办了童道明的戏剧演出季，我去看了朗诵剧《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的演出，不过那时我已从外文所调到文学所。后来《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又成为他五个剧本的书名。这部朗诵剧是童道明向老所长冯至致敬的最佳方式。今晚我还特意打电话给冯至长女冯姚平，详细核实一些关于这具面模的史实。1932年，冯至先是在柏林某报的报栏上读到一则报道巴黎一位无名少女的消息，然后买了她的石膏面模，当即发挥想象写了散文《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发表于1932年10月15日出版的《沉钟》杂志）：雕塑家深为一位修女的微笑打动，他想尽办法用不同的原料再现这“超乎悲喜的无边的永久的微笑”，却一次次失败，无法像冯至《十四行集》里最后一首描写的“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那样，“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诗人、作家和雕塑家一样，是需要和自己的原料搏斗的。《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里的雕塑家放弃了，而文章作者胜利了：读者为面模无可名状之美而感动、震撼。

冯至深爱这具面模，1935年回国时带着它远涉重洋，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冯至又把它小心放置在逃难的行李中，赴云南任西南联大德文教授。在战时，面模一直陪伴着它的中国主人。抗战胜利后冯至回到北京，住沙滩附近的中老胡同北大宿舍，1952年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校址归北大所有，冯至又搬到燕东园，从此无名少女的面模就挂在客厅的墙上，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语境下享受了十三四年的安定。与它为伴的是郑板桥的猫和齐白石为冯至画的画：一只黄色的瓠瓜，配一只红色的花大姐。这幅齐白石的作品还是老舍先生登门请来的。冯至的三爱后来都遭劫难。续写法国少女面模的故事，是由童道明先生来完成的。这时冯至先生去世已近十年。假如这位无名少女真有灵性，她又会怎样讲述自己的身世呢？我突然想找出《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来重读一遍。童道明的所有剧作都是互文性特别强的，这正是诞生于上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话剧的基本特色，值得做博士论文。

《阅读契诃夫》，作者:  童道明，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1月

连长相也在与契诃夫靠近

我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2015年出版）时也请童道明撰稿，他很快就交出一篇《契诃夫和现代化》。他和契诃夫一样，未必相信毁灭“樱桃园”是必然、唯一的选择，带着惋惜目送“樱桃园”的消失。如何看待所谓的进步和新兴阶层的自信？物质的充裕是否能够不与精神产生冲突并确保人类的幸福？契诃夫没有答案，而且并非十分乐观。童道明写道：“他[契诃夫]发出了将物质与精神和谐起来的呼吁。他把这个呼吁写进了《海鸥》（1896）的那段充满理性精神的独白里：‘ 我只知道要和一切物质之父的魔鬼进行一场顽强的殊死搏斗。我注定要赢得这场战斗。只有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物质与精神才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 然而，契诃夫深知，物质与精神‘ 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不过是一种向往。[历史上]物质与精神的冲突乃至物质对于精神的压迫，将是永恒的，因此，人类的精神痛苦也将是永恒的。”谈及《樱桃园》时，童道明将它视为一部现代启示录，因为它触及了人类的两难抉择：“契诃夫的困惑是有时代意义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在困惑，因为被毁坏和将要被毁坏的‘樱桃园’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举自己的例子，那么北京的旧城墙难道就不是‘樱桃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樱桃园”——北京城墙——不就是在北京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萎缩最终完全消失的吗？《樱桃园》最后传出的‘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永远会让我们揪心。”《新京报》上不断报道的一个个破坏环境的恶劣实例，不也是“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吗？

几年前我读《樱桃园》还有一点感想。农民的孩子罗巴辛从社会底层向上攀爬，经商致富。他回忆起自己还是“小庄稼佬时，年轻的地主柳鲍芙·安德烈耶芙娜没有架子，待人心眼儿又那么好”，现在他可不会犯下什么“心眼儿好”的毛病，把“没落的”阶层扫地出门，绝不留情。我故意在“没落的”三字上加了引号，那种表述也是意识形态吧。

最后一次见到童道明是2017年11月30日。那天外文所特意为他的戏剧创作举办讨论会，濮存昕也来作了主题报告，不过这次他扮演的是配角。每位与会者还都领到一本童道明的《爱恋·契诃夫》（华文出版社），剧本讲述的是契诃夫与米奇诺娃的故事。（《爱恋·契诃夫》于2015年1月29日在国家话剧院首演，那天是契诃夫诞辰155周年。差不多与此同时，北京人艺推出了新版《万尼亚舅舅》。）会上要求发言的人很多，可见童道明的创作已引起广泛的关注。会后大家在附近聚餐，我乘机给会议的主角拍了照。童道明八十岁生日已过，稍显清癯，但是思维敏捷，谈吐风趣，甚至还有指点江山的豪气。我心里想，他多年涵泳于契诃夫的戏剧，怎么连长相也在与契诃夫靠近呢？如果他蓄起胡子来，再略年轻一些，他是可以扮演契诃夫的！绝对料想不到，如在眼前的契诃夫传人，只不过一年多工夫，竟然向人生的剧坛告辞了。

虽然童道明早在1962年就发表过评述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文章，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在研究、翻译和创作三个领域上的滋荣。外文所好几位老人，除了翻译和治学之外，也以创作见长。冯至是诗人、作家，他的抒情诗曾得到过鲁迅的赞赏。英美室的卞之琳专治莎士比亚，同为新诗开拓者之一。与他同龄的杨绛文字洗练，称她为当代最杰出的女性散文家，不算为过。法文专业的李健吾（笔名刘西谓）也是多产的剧作家、散文家。钱锺书原属文学研究所的西方组，实际上也是外文所的一员，他是在五十年代被郑振铎借到古代组去选注宋诗的。为什么外文所这些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能取得非凡的创作成就？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现在，童道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契诃夫逝世前说：“来一杯香槟吧。”童道明见到外文所的前辈同事，也许会说：“在这里重逢，都来一杯香槟！”

天堂里传来一片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