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在历史时刻记录中国与世界的视觉张力

今年初，德国Steidl出版了《红海余生》，这本摄影集汇集了刘香成在1976至2017年间拍摄的最具标志性的作品，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而在今年三月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刘香成的个展“红海余生”，更是全面展出他在上世纪末完成的最具标志性的作品，讲述中国崛起和苏联解体的故事。

作为一名摄影师，刘香成的理念是在工作中，通过记录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及社会风貌，探索、解锁并揭示宏大叙事的复杂性、其中的缺陷和弱点、名不副实以及口是心非。他的作品不仅强调新闻层面的在场，更突显其个人对新闻事件的独特思考和极具个人趣味的摄影美学表达。

前几个月，北京“星空间”举办的刘香成个展“春风”同样引发了关于纪实摄影的重新讨论，展览聚焦于刘香成在改革开放初期拍摄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这些远离重大新闻事件的作品，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刘香成极具个人趣味的摄影美学。

6月30日，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名为“历史时刻的视觉张力——刘香成摄影里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对话，邀请了纪实摄影大师、普利策奖获得者刘香成与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郭力昕作为嘉宾。

活动上，UCCA馆长田霏宇作为对话的主持人，首先提出尽管刘香成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纪实摄影家或者新闻摄影家，但是更为可贵的是，事实上他也一直在探索摄影的艺术价值。

新闻真实跟历史真实都体现在刘香成的作品里面

刘香成作为纪实摄影界最为重要的作者之一，他出版的一系列摄影集都曾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郭力昕首先谈到的是刘香成的代表作，1983年出版的《毛以后的中国》和它的影响。郭力昕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这本摄影集，自然而然假设作者是在美国出生的香港人，不然无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摄影圈立足。事实上，当他后来了解到刘香成童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中国大陆，他便更加理解刘香成作品中对中国的感情。

郭力昕首先从“历史时刻”这个词语入手，分析刘香成作品中的独特之处。众所周知，作为新闻摄影的大师，布列松归纳出来对新闻摄影的精神的描述是著名的“决定性瞬间”，布列松的很多作品在这种美学的影响下，呈现了既是重要的资讯，又是快门艺术的摄影美学。

摄影大师布列松

但是，新闻摄影和真实之间同样可以存在相当的距离，新闻摄影可以呈现多少真实，是有争议的。因为真实需要有脉络，需要有语境，而新闻摄影也不免有市场取向的因素，不论是“普利策奖”还是“何塞奖”，单张作品在视觉上都是要抢人眼球的。这个会使得新闻摄影不光在方法上，而且在题材上都会朝某个方向去集中，这就排除掉了绝大多数的真实。

郭力昕认为，究竟应该怎样呈现历史，刘香成的作品是一个好的示范，因为他就在历史的现场。比如戈尔巴乔夫合上书页的这张照片，那个历史的瞬间是不会再重来了。刘香成摄影作品固然定格了许多精彩的瞬间，但是还有大量很平实的，不去玩弄快门和技巧的一些作品。

刘香成不光是拍官员，他也拍平民百姓；他拍都市中产阶级，他也拍农民和底层的人物。刘香成在几年时间里面走遍了中国各地，但是他的视角和西方的中国通摄影家略微不同，他更了解中国，因此刘香成对中国的题材始终是用情最深的。

刘香成的作品使得历史以一种“非决定性瞬间”美学为唯一的基础，展开了一段时代的历史，从而形成了视觉上的集体记忆。新闻真实跟历史真实都体现在刘香成的作品里面，尤其他的历史是包括很大量的一个平凡百姓的面貌，这是特别的一个价值。

刘香成的作品里展现了戏而不谑的讽刺

郭力昕对刘香成作品的第二层解读关于摄影艺术的掌握。在新闻摄影这个领域里面，比方说布列松把新闻摄影的美学推到一个高点，后来很少有人可以超越。因为在摄影成为当代视觉艺术之前，它实际上是一个快门的艺术，摄影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就在于它是快门瞬间，无法重来。

但是，在刘香成的作品里面，可以发现更细致、更深刻的艺术性，这个并非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摄影家的修养。新闻摄影需要竞逐版面，摄影常常是秃鹰式的行为，掠夺，抓了就跑。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刘香成的作品，他的情感是控制的，都不是很煽情的。一个好的摄影家，他知道什么时候按最好的快门是可以抓人的眼泪或者错愕，这里面包含着很多符号，也有很多幽默，在《毛以后的中国》可以看见大量展现了戏而不谑的讽刺。但是这些作品都不是针锋相对，咄咄逼人的，刘香成对“毛时代”之后的中国观察都包含在其中。

在观看刘香成的作品时，不能就单张而言，应该从整体的集合来看，如此才能透过他的摄影作品，看到中国某个时代里的历史面貌。这就要求一个作者需要拥有同理心，刘香成最后的选择也回应了这个要求：他可以生活在别处，他还是回到中国社会来，最后定居在这里。因此，中国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情，中国的未来是他自己的未来。

对话现场，刘香成展示了自己的一些作品来说明自己的创作和时代的关系。比如，他拍摄过一张毛泽东去世后，人民在公园里戴着黑纱的照片。讲到自己当时从巴黎赶回中国，敏感地发现中国人好像和自己1960年代离开的时候有了微妙的区别，回到一种没有对外来人的那种高度的警惕性的状态里。刘香成就是从那时决定回到中国来，他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果然，当他回到中国之后，通过在公园里恋爱的男女，广场上复习功课的女学生，戴墨镜喝可乐的年轻人等一系列形象捕捉到一个不同的新时代。

刘香成摄影作品，图片来源于网络

刘香成的作品跳脱出民族主义情绪

郭力昕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则是我们怎么通过刘香成的作品理解民族主义情绪。众所周知，民族主义是20世纪的一个大话题，在当时曾有进步意义。可是在今天，我们如何可以去脱离这样的情绪，脱离集体的自我绑架，或者一种集体压力也成了一个摆在面前的大问题。这种选择性的流离，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郭力昕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事实上，我们的情感还是中国的，但是我们可以不用绑在这种情感之上，进行自我催眠。如果跳出来去看，也许这个情感是更深的。这要求在看中国的问题时，也可以拥有一个批判的距离。

郭力昕提到了萨义德的《乡关何处》，在这本书中，萨义德说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既不属于巴勒斯坦，也不属于美国。这让萨义德有一个批判的高度。郭力昕认为，刘香成的摄影的品质与他同样具有这种视角，同样密不可分。

刘香成回应了郭力昕关于民族情绪的这个部分的观察，他是在1960年代，大跃进的艰苦时期离开福州去香港生活，后来又去美国读大学。所以，刘香成认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其实有1/3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育，1/3是英国的帝国主义教育， 1/3的美国教育。这些经历，造成了他在哪块土地上谈论问题都与当地人不同，他可以跳脱某种民族情绪，但是又带着对中国土地的深刻理解。

“星空间”展览现场展出刘香成作品

如何捕捉时代的信号，关键在于个人的思考

在回答如何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捕捉时代信号的问题时，刘香成的回答引人思考。首先，他认为自己想不到一个正确的回答。但是，他认为布列松曾经接受《纽约时报》一个采访中的表述，也许可以帮助回答这样的问题。布列松从事摄影工作长达50年，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图片里面，也就只有三四十张照片值得观看两三秒的时间。

刘香成认为这句话不是布列松的故意谦虚，它的意思其实是一张经典的作品，是能够每一次都让人看上两三秒的，是一张非常耐看的图片。是一张因为反复展出和发表而成为大家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图片。一张经典的图片的形成，有主观的因素，因为这张图片拍得很好；有客观的因素，因为这张图片被发表了很多次。第三，它也会影响观众，观众能够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去翻看这张图片。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征。在毛泽东去世以后，刘香成目睹了中国社会从全方位的集体主义到高度个人主义的时代。在这各种环境里面，个人怎么阅读这个环境，怎么阅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快速度的发展持什么观点，接不接受中国还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在历史的过程中，个人的思考比任何人的回答都更重要。

谈回到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布列松的本意是说有三个部分决定这个“瞬间”，一个就是思想，一个说心，也就是感情，最后才是摄影师抓到的那一个瞬间，这三者应该是同在的。

“星空间”展览现场

刘香成同时也分享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几个“决定性瞬间”，比如从香港到福州，从福州回香港，后来又去美国读书，刘香成一直保持着对“身份”的质疑。小学时，他在学校响应“除四害”，不论怎么努力，因为家庭出身都得不到老师的认同；中学时代，在《大公报》工作的父亲一边不被允许报道美国登月的消息，一边鼓励自己通过翻译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练习英文；大学时代在美国，刘香成自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了保持好奇心，本来学习国际关系的他偶然选择了摄影的课程，从而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这些“瞬间”都给刘香成观察历史的方式留下了重要的印记，在谈到自己观察时代的态度，刘香成认为自己的作品里保持了幽默感。如果说他对历史的态度是用半杯水来形容的话，他认为自己保持着“还有半杯”的乐观，而不是“只剩半杯”的悲观。这两者之间很微妙，但是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