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王朝的遗宝与“高原丝绸之路”

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其实有着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从禄东赞身著的或是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

事实上，西藏地区创造性地吸取周边民族, 特别是中原地区文化精华而形成的吐蕃文明，成为中华文化体系颇具特色的代表。2019年7月3日起，展览“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在敦煌莫高窟对外开放。经授权刊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为展览撰写的文章，从丝绸、金银器和佛教造像三方面探讨“吐蕃与丝绸之路敦煌展”展出的文物所具有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公元7世纪初，在我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兴起了一个日益强盛的吐蕃部族，其首领松赞干布在征服了苏毗、象雄等高原境内各族之后，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唐代地方性政权——吐蕃王朝。随着吐蕃王朝势力的不断扩张，至公元9世纪下半叶，吐蕃王国的版图一度空前辽阔，成为当时亚洲腹地与大唐王朝、阿拉伯帝国三足鼎立的强大势力。在这个历史时期，青藏高原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由高原内部朝向四面八方形成了多条与祖国内地和中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相互连接的国际性通道，这些主干道又和大大小小的交通支线相互交织，形成为巨大的交通网络，我们把这个纵横于青藏高原的交通网络称之为“高原丝绸之路”。

“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成熟的国际通道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时代，正是吐蕃王朝时代。尽管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严酷，对于人类的生存与拓殖充满挑战，但却并未能阻挡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人们不断发展进步的脚步。当历史进入到吐蕃王朝之后，吐蕃人开始走出高原，不仅与中原唐王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紧密，和相邻的南亚、中亚各国也发生了频繁的往来，使得吐蕃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吐蕃王朝的王室贵族们吸收了来自大唐、尼婆罗（今尼泊尔）和印度的佛教文化与艺术，又从大唐、波斯、粟特等地引进了金银器、珠宝装饰品的制作工艺，还与大唐和中亚、西亚地区通过赏赐、贸易获取了各类丝、锦织物，极大地丰富了吐蕃的经济生活与技术实力。

然而，随着岁月的时光流逝，这个曾经威振亚洲腹地的高原王朝早已被湮灭在高原的历史风尘之下，那些昨日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再最为真切地回顾这段历史，抚摸它留下来的珍贵遗宝，这次“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所展出的大量文物，堪称吐蕃时代物质文明的精华荟萃，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吐蕃贵族们的丝绸

丝绸，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历史上也曾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承载物，并由此产生了以“丝绸之路”指代这种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活动及其途径的历史概念。

事实上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制作丝绸，这可能与西藏高原自然条件所限，无法提供丝的原料有很大关系。王尧先生曾经指出：“从历史记载上看，吐蕃人始终没有学会种桑、养蚕和缫丝织绸的技术，一直依靠唐朝馈赠、贸易或者通过战争手段去掠夺这种纺织品。”吐蕃人使用丝绸的情况，过去主要依据文献材料和图像资料来加以推定。如传为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上，绘出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使节禄东赞前往唐京都长安迎请文成公主入藏的场景，禄东赞身著圆领长袍，其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在长袍的朱地上饰有联珠立鸟纹。沈从文先生将这件长袍称之为“小袖花锦袍”，认为其应即《唐六典》提到的川蜀织造的“蕃客锦袍”，系由唐代成都织锦工人每年织造二百件上贡，并专供唐政府赠予远来长安使臣或作为特种礼品。姜伯勤先生则认为根据上面的图案，可以认为“这是典型的萨珊风格的胡锦”。

《步辇图》,唐代阎立本作(601-673) ,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收藏

从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来看，汉地丝绸传入西藏高原有着久远的历史。展品中有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汉地丝绸残片，系2006年发现于西藏阿里噶尔县门士乡古如甲木古墓葬。在该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物的残块，其中这块较大的丝绸残段上面有白虎、朱雀、对鸟等、神树等对称性的图案和汉字“王”、“侯”等小篆字，画面中一件汉式三足鼎的旁边也有汉字“宜”字，时代约相当于中原东汉时代（2世纪左右）。与之类似的带有汉字“胡王”的丝锦曾在西域一带汉晋时代的墓葬中有过发现，一般被认为是中原官服作坊织造、赐予地方藩属王侯的标志性物品。由此可以推测，西藏西部发现的这批早期丝绸很可能也具有同类性质。

近年来，在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也连续发掘出土了多处唐代吐蕃墓葬，其中出土有丝绸的残片，品种包括锦、绫、罗、缂丝、平纹类织物等，据发掘者称：“几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丝织品种。”本次展出了其中两件残片, 它们的性质很可能与衣物无关，而是用作其他物品上装饰物。

《联珠纹对鸭纹幼儿锦袍及靴子》,吐蕃时期(608-866 ),8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本次展品中的一件织锦成衣，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为数极其罕见的吐蕃时代成衣。这是一件小孩的裙衣，衣长50.5㎝、下摆宽42㎝，两袖之间宽40.5㎝，样式为一件上衣下裙式样的对襟短袖衫，衣服上衣为一带有直领式衣领的左衽小衫，采用质地较为厚重的织物制成，织物上有精美的“联珠纹大团窠对鸟”纹饰。衣物的下裙为素面青色织物，与上衣巧妙的组合在一起。与之同时收藏的还有小孩套袜一双，系绛红色丝织品制成，套袜上用暗花饰有联珠团窠花纹、缠枝花鸟纹及人物纹样等。与之类似的吐蕃织锦类小孩衣物，还曾在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此件衣物系该馆于1996年购入，形制也为一对襟小衫，衣领为直领式的小领，长袖，左衽，前襟共有三片相接而成。与这件小孩衣物同时被收藏的，还有一条丝织成的裤子，上面有暗花团花图案，具有明显的唐代丝绸风格，曾有学者对这两件藏品作过介绍，认为其来源可能为粟特，后流传至吐蕃。

令人注意的是，上述这两件吐蕃衣物均为小孩的成衣，采用的样式都是典型的唐装，它们是出自吐蕃本民族的墓葬，还是吐蕃占领区下其他民族的墓葬？它们是儿童生前的服装，还是专为儿童不幸夭折之后专门制作的葬服？或是出于某种特殊的丧葬习俗而制作的“冥服”？这些问题由于缺乏现场的考古背景，已经难以回答。但是，却至少提供给我们一些重要的线索：一方面，这两件衣物的式样和所配的裙、袜都深受唐代中原服饰文化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衣料上的图案纹饰，又都是当时“丝绸之路”沿线流行的“联珠团窠对鸟纹”之类的西方图案。带有这种图案的丝锦织物还被用于马鞍之上，在吐蕃故地和西域也曾发现大量带有此类“联珠团窠纹”的对马、对兽纹丝织残片，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趣和流行风尚。

《带金饰织锦漆木马鞍(1套3 件)》，中亚或吐蕃时期 (608-866 ),8 世纪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吐蕃系统金银器

此次展品的一个大宗，是包括吐蕃系统金银器在内的各种金银制品（含鎏金制品）。美国学者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在其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又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曾对吐蕃金银器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此次展出的金银器中，有不少属于吐蕃系统的金银器，也有一些是与吐蕃大体处在同一时代的唐代中原、波斯、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可以参互比较。

《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胡瓶》，中亚西部或吐蕃早期，7世纪晚期或8世纪，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吐蕃金银器当中，最为精美的当数各类容器，常见的种类有持壶、瓶、杯、碗、盘等器型。其中的“持壶”，是典型的来源于西方的器型，本次展品中的多件金银持壶均具有唐、波斯、粟特风格。从目前已知的考古材料来看，西亚、中亚一带应是这种器物的发源地。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公元1世纪的陶器中，已经有这类带有高手柄的持壶，它的基本形态是一侧带有鸭嘴状的流，另一侧附有高出壶体的手柄。中亚地区这种使用高手柄持壶的文化传统流传久远，在其后的波斯萨珊和粟特系统的金银器当中，这类持壶也大量出现，并且在器物表面还开始出现了许多装饰性图案。波斯萨珊王朝制作的金银执壶上，常常会出现人物和植物纹样的装饰性图案，这些人物有的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和青年男子帕里斯(Paris)，表现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帕里斯裁判”。也有的是表现帕里斯和美女海伦（Helena）的故事，均带有强烈的希腊化艺术的风格。

《鎏金银瓶》希腊 - 巴克特里亚王国,5至6 世纪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收藏

在中国现存的文物考古资料中，年代较早而且制作尤其精美的一件胡瓶是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一件具有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造型与上面所介绍的中亚执壶相同，细长颈，鸭嘴状流，环形单柄，高圈足，银质表面鎏金，上面有一组六人图案。关于这件银瓶，我国考古学界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件具有典型的波斯萨珊王朝金属器风格的器物，严格而言也是典型的希腊、罗马风格的仿制品，但是可能制作于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上面的这组人物可能反映的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故事场景。

唐代的文献记载中，也将这种持壶称为“胡瓶”，这种器物不仅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使用的常用器物，也是社会交际往来的重要物品。唐人卢纶在其《送张郎中还蜀歌》的诗中曾经这样写道：“垂杨不动雨纷纷，锦帐胡瓶争送君，须臾醉起箫笳发，空见红旌入白云。”由此可见胡瓶不仅出现在为友人饯行的酒宴当中，同时还是送给离别友人的重要礼物。隋唐时期，胡瓶也作为朝廷赏赐给各类有功之臣的礼物。如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表彰凉州都督李大亮治地有方的政绩，就在诏书中明确写道：“今赐卿胡瓶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旧唐书·李大亮传》）由此可知上至皇帝，下到高级官员，胡瓶都是当时颇受喜爱的物品之一。

西域各国将“胡瓶”作为礼品在朝贡时奉献给中原王朝的记载，文献典籍中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例如前凉张轨时期（255年至314年），“西胡致金胡瓶，皆拂林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太平御览》引《前凉录》）。这里所说的“拂林”，或指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可见西域的这些“西胡”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将这些来自西方的、如同真人般高大的奇异物品作为礼物朝贡给中原王朝。展品中一件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形象陶俑，手中所持的也有一件这样的胡瓶，可见其在丝路商贸中已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器物。史书记载，在唐蕃交往当中，胡瓶还成为唐朝与吐蕃王朝之间友好往来的重器。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田野考古中发现吐蕃金银器中的持壶（胡瓶）实物，但青海郭里木出土的一批吐蕃时期木棺的棺板画上，可以观察到吐蕃人在宴饮场面中使用一种带有高柄的酒壶。如在一号棺板画上有一个射杀牦牛的场景，主要人物手执弓弩正在射杀一匹被用绳子绑在树桩上的牦牛，他身穿着图案华丽的长袍，长袍的衣襟和袖子上面有联珠纹样的丝绸镶边装饰，头缠高巾，站在一张方形的地毯上，身份地位高贵，很可能是前来参加丧礼活动的一位高级贵族。

展品中的金银扳指杯，也称为“带把杯”，是另一类来自西方的器型，其特点是在杯把上都带有横平而较为宽大的指垫，在杯的环形把上加上这样的指垫，既可以使手感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持杯时的稳定度。这种器型在其东传的过程中被唐、波斯、粟特、吐蕃系统的金银器所不断模仿和改造，在纹饰和造型上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样态。

《凤鸟纹镀金银胡瓶》 ，中亚或粟特,8 世纪，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

展出的金银器中有一组吐蕃银瓶，其中的这件银瓶最具吐蕃文化色彩，银瓶上的主体纹饰为三组两两交颈站立的立鸟，其中一组头上有冠，一组头上有角，一组口中吐出长舌，各组之间有花草纹样相间隔，银瓶腹部饰三只带翼的神兽，站立于花草之间，似分别为翼马、翼龙、翼狮的形象。瑞士藏学家阿米·海勒（Amy Heller）博士对此研究认为：“瓶腹上的异兽图案，以及瓶腹上半部的成对交颈异兽，都是吐蕃王朝时期典型的藏族艺术纹饰，溯其源流，则是受到喜欢用联珠圈内饰成对的异兽、异禽为主体、以花叶纹或心形纹为间纹的粟特织物纹样的影响。交颈或相对的动物造型在藏族称为‘托架’（thogs-lcags）的铜合金铸造的护身符中也可屡屡见到。”与之类似的银瓶还有一件收藏于美国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内，该瓶上部饰四鸟纹，腹有一方印，上饰一蹲伏动物，似为狮子。银瓶的腹部共有四组图案，似为一人面鸟身人像、一狮、二龙（？），其中一龙似为二龙交尾形状。其中人面鸟身像头上戴有三花宝冠，身穿交领长袍，衣襟上可以观察到饰圆形纹，身下生出两翼，足为鸟足，尾巴下垂，站立于一朵盛开的花朵之上。阿米·海勒博士认为，在和早期吐蕃赞普有关的远古传说中，藏族先人皆为半人半鸟的异人，人首鸟身，指趾带蹼，乘带翼巨兽而行。而这件银器上面的纹饰恰好提供了这种异人异兽的具体图例。

《动物纹金面具》象雄王国，2世纪，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收藏

这次展出的吐蕃金银器当中，还有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考古出土的几件黄金面具，它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区域独特的丧葬习俗，同时也证明西藏西部与南亚和中亚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联系。近年来，各国考古学家分别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中段、西段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黄金面具，如在尼泊尔穆斯塘地区萨木宗墓地、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均有出土，其年代大多集中在公元1－2世纪前后，只有尼泊尔萨木宗墓葬出土者年代较晚，为公元4－5世纪。它们具有的共同特征为：均利用黄金薄片采用捶揲法制成，面具大多固定在纺织物上，其上多用色彩勾画出五官和胡须线条，装饰在死者面部。与之具有可比性的考古资料在欧亚大陆北非、西亚、中亚等广阔的范围内也有发现，而其中最为接近的是中亚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如吉尔吉斯坦萨石（Shamsy）墓地、扎拉克杰拜（Dzallak Dzebe）墓地、新疆昭苏波马墓地（公元1－5世纪）中出土的黄金面具，均系黄金捶揲而成，上面有五官凸起，双眼镂空，镶有宝石，无论从制作方式还是从形态上观察，都与喜马拉雅地区出土的这几件黄金面具十分接近。仝涛先生认为，这表明西藏西部很可能是通过新疆的丝绸之路建立起与中亚和欧亚草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从西藏阿里出土黄金面具的墓葬中伴出有箱式木棺、陶器、木器等随葬器物观察，的确与新疆南疆地区汉晋时代墓葬出土的同类物品具有相似的特点，所以这个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用黄金捶拓、剪切而成的各类金银（含鎏金）饰片，也是展品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金银饰片大多带有小孔，有的出土时附着有残木片，有的在底部贴有绢片，有的孔内残存有铜钉，有的带有铜锈，表明其原来均系装饰固定在其他质地器物上的金银饰片。饰片上的动物与植物图案造型优美，流行镶嵌各种宝石和绿松石的工艺，纹饰的排列方式采用纵列式、横列式、独列式、四方连续式等不同的式样，变化极为丰富，其中尤其以连续的忍冬纹、立鸟（凤）纹、狮、狼、大角羊等纹样最具特色，体现出吐蕃金银装饰工艺的特点。

《人身鱼尾金饰片》，吐蕃时期（608–866），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

与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吐蕃人对马、牛、羊、鹿等各种动物纹饰显然十分偏爱。在大量的金银饰片上，这些动物形象常常作为最为显著的主纹出现在图案当中，它们或者昂首挺立，或者扬蹄奔腾，雄健威武，形象十分生动鲜活，充满着灵动感。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特点在于，在这些动物原型的基础之上，吐蕃人对其加以了大胆的艺术夸张，许多动物都在其肩部装饰以粗短的双层或多层羽翼，成为传说中的翼马、翼羊等“有翼神兽”。在欧亚草原文化中曾经流行大量有翼神兽的形象，吐蕃金银器中这类有翼神兽的来源，有可能是来自于中亚或北方的草原文化的影响。此外，在这些神奇动物当中，独角兽、多枝状的大角鹿、头尾相接、卷伏成团状的各类动物形象，也和欧亚草原流行的“斯基泰艺术风格”中的动物造型十分相似。动物纹中的立鸟纹、奔驰的鹿、狮、羊以及大量出现的联珠纹样，都可以在西亚、中亚艺术中找到其渊源。

《弹琵琶迦陵频伽鸟鎏金银饰片》，吐蕃时期(608-866) ，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金银饰片中最具独特性的两组图案是比较完整的一组立鸟与一组迦陵频迦鸟的银鎏金饰片，立鸟的造型生动活跃，迦陵频迦鸟均为人身鸟足，头戴宝冠，两翼向外扩展，站立于椭圆形的小毯之上，手中各持乐器作吹奏状。由于在饰片上残留有小孔和丝线的残段，推测其用途可能是缝缀在某类织物（如毡帐、幡幢等）之上使用。考虑到迦陵频迦鸟的宗教文化背景，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这类金银饰片是否也使用于某种宗教仪式之中。除大量动物形象之外，金银饰片中还出现了吐蕃骑士、贵族、神祗等人物和神灵的形象。

《骑射武士金饰片》，吐蕃时期(608-866)，青海省都兰县热水墓群出土

与吐蕃骑士的形象可以相互衬托的，是吐蕃的马具，这也是此次展品中的另一个亮点。在此次展出的吐蕃金银器中出现的这些吐蕃骑手形象，以及用黄金和丝绸加以装饰的宝鞍，正是高原骑马民族这种意气风发的情怀最为真实的写照。

佛教造像

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吐蕃王朝立国之初，便从东方的大唐王朝和西方的尼婆罗王国同时引入了佛教及其佛教艺术。佛教传入西藏的时间，按照西藏佛教史籍的记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说是在松赞干布以前五辈，即拉托托日聂赞时期，约在公元5世纪。但是，佛教大规模地、正式的传入西藏，学术界一般认为应该是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时期算起。西藏佛教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也应与佛教的传入同步发展。

松赞干布时期(公元617—650年)，可能是西藏佛教艺术的兴起阶段。这个时期，由于松赞干布与尼婆罗赤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佛教从天竺和汉地两个方向传入西藏。两公主的进藏，分别由尼泊尔和中原内地带去大量的佛教经典、营造工艺以及大批的匠师。史籍记载在松赞干布时期，佛教艺术已经开始在高原传播，佛教寺庙开始在吐蕃兴建，除著名的拉萨大昭寺、小昭寺外，当时在吐蕃中部还建了四座大寺称为“四如寺”，四如寺之外建立了“四厌胜寺”，四厌胜寺之外又建立了四“再厌胜寺”，其目的在于“制服藏地鬼怪，镇伏四方”。吐蕃王朝时期还在拉萨的药王山下开凿了第一座佛教石窟寺——札拉路浦石窟，为了装饰这些寺庙和石窟，大批来自大唐和天竺的工匠开始在高原兴起壁画绘制、造像、建塔等工程。据称大昭寺内当时便绘有八佛子、无量光佛、救八难度母、观世音、七世间佛、五种姓佛以及吉祥天女等壁画，这些壁画中所绘制的神灵都为松赞干布本人所敬奉 。

松赞干布去世之后的两代赞普因忙于内部平乱和对外征战，无力顾及发展佛教。直到公元8世纪中叶，赤德祖赞(704—755年在位)死后，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即位，再度大力发展佛教，随着佛教势力的兴盛，西藏佛教艺术方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在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即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吐蕃王室大力扶植佛教，广建佛寺，并迎请印度著名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兴建了西藏佛教史上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桑耶寺，在雪域高原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佛寺、佛塔、佛教造像和绘画等诸多佛教艺术品。

公元9世纪末，吐蕃王国灭亡，在经历了西藏佛教史上的所谓“黑暗时期”之后，公元10世纪以西藏阿里古格王国为中心，佛教得以再次复兴，并渐次进入“后弘期佛教”发展阶段，佛教艺术与南亚、中亚地区的交流进一步扩展，出现了新的格局。这个时期的佛教艺术风格更为多样，题材更为广泛，表现方式更为丰富，流传也更为久远。

《释迦摩尼鎏金铜立像》， 克什米尔,7至8 世纪，西藏博物馆收藏

《铜鎏金菩萨坐像》，吐蕃晚期,10 世纪 ，西藏博物馆藏

但是，时至今日，能够保存和流传至今的西藏早期佛教艺术品已经十分罕见。因此，此次展品中一批佛教艺术珍品，可以让我们窥见来自不同地区佛教艺术的源流其及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例如，从展品中几尊立佛金铜像从衣饰特点上看，身著紧帖躯体的大衣，体态修长，衣纹线条毕显，具有印度西北部斯瓦特地区和克什米尔造像的特点。而另外几尊金铜佛坐像头戴宝冠，身上饰有繁复的缨络和宝钏，体态更为丰腴，和流行于印度东北部的波罗王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风格多具相似之处。

《镶银铜弥勒坐佛、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卡尔科塔王朝（625–885），715年，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收藏

展品中的《镶银铜弥勒坐佛、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堪称此次金铜佛像之中的“镇展之宝”。这组铜像的主尊坐于高起的两层莲台之上，台座的基部饰有狮头。主尊头戴三叶冠，冠缘有凸起的联珠纹，两耳旁有下垂至肩的耳饰和饰带，衣饰上饰以联珠三角纹。主尊两旁各有一尊站立的菩萨，也是头戴宝冠，身披条帛，下体有飘飞的衣带相缠绕。在台座的下层另有三尊小像，或站或坐，根据台座基部刻出的铭文推测，这三尊小像很可能是王室供养人的形象。这组造像布局华丽排场，佛像的造型和装饰具有西北印度查谟—克什米尔或者吉尔吉特一带的风格，无论是从设计布局还是铸造工艺上都极为精美，体现出不凡的皇家气派。

总之，本次展出的各类展品集中了吐蕃王朝的众多精美文物，也汇聚了来自大唐王朝、南亚印度、中亚波斯与粟特等多种文明的结晶，给我们揭示出这个高原王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紧密的联系，用事实证明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当中，由高原各部族所创立并在吐蕃王朝时期达到鼎盛的“高原丝绸之路”，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为观众开启了一扇以往一直未曾打开的大门，让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雪域高原与蓝天白云、雪山草地共生共存的历史文化的无限风光。

最后，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次展出得到美国友好人士汤姆·普利兹克（Tom Pritzker）家族的大力赞助与支持。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在中国国家文物局、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的全面领导和协调之下，还多次资助了我国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笔者曾经多次与他们同行阿里进行田野考察，共同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却总能化险为夷。此次他们与敦煌研究院共襄盛举，成功举办这次“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也再次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值得永为纪念。

（本文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文标题《吐蕃王朝的遗宝与“高原丝绸之路”》，文章有所删减，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