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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昱珩于润生:等级化艺术考试,损害孩子天性

2019-07-17 10:08:01 来源: 新京报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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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更加注重个体的参与性,有时观者也成为了艺术的一部分。但艺术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似乎并没有减少。

如今的艺术,越来越与普通人的生活贴近。很多人从小就接受艺术培训,逛美术馆、博物馆也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当代艺术更加注重个体的参与性,有时观者也成为了艺术的一部分。然后艺术与普通人的心理距离,似乎并没有减少。很多人仍旧在被动地接受,不知道如何寻找自己与艺术的关联。

在近日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公司举办的“纸上美术馆系列”新书发布会中,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于润生、“水哥”王昱珩和自由插画师卤猫,共同讨论了如何“把艺术带回家“。在活动现场,记者对于润生和王昱珩进行了简短的采访,讨论了目前艺术普及教育问题。

活动现场

现场讨论:艺术史视角,带来“视觉的进化”

在你接触艺术的过程中,有哪幅画引起你特别的关注吗?你会如何解读它?在活动现场,王昱珩提到了他对乔托和波提切利的喜爱。乔托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分界线,他笔下的人物摆脱了“神”的“扑克脸”表情。

乔托作品《犹大之吻》

波提切利的《春》同样也赋予了人物“人”的底色。作为佛罗伦萨黄金时代的重要一员,波提切利年少成名,他一生未婚,仅倾心一人——西莫内塔。西莫内塔是有夫之妇,因出众的美貌获得了很多人的追求,包括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和朱利亚诺。波提切利的很多画中都有西莫内塔的影子,如《春》中的森林女神、《维纳斯的诞生》中的维纳斯。画中人物面庞笼罩的朦胧忧郁之美被后人称作“波提切利的妩媚”,这在中世纪的画作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傅雷曾对“波提切利的妩媚”作出解读:

所谓妩媚并非是心灵的表象,而是形式的感觉。波提切利的春神、花神、维纳斯、圣母、天使,在形体上是妩媚的,但精神上却蒙着一层惘然的哀愁。妩媚是由线条构成的和谐所产生的美感。

这种美感是属于触觉的,它靠立体感与动作来刺激我们的视觉,宛如音乐靠旋律来刺激我们的听觉一样。因此,妩媚本身就成为一种艺术,可与题材不相关联,亦犹音乐对于言语固是独立的一般。——傅雷《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波提切利作品《春》

对于波提切利的《春》,多数人对于画中人物的印象是“优雅”,于润生提出这是今人的看法。“在这里我要‘吹捧’一下自己的专业‘艺术史’,有一种说法叫‘视觉的进化’,如果没有艺术史的准备,(我们)虽然睁着眼睛,但什么也看不到。”于润生提到,15世纪对波提切利的看法是“强健”,富有“男子气概”。这种与今日截然相反的看法源于古人与今人观念的差异。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受波提切利影响的拉斐尔是优雅的化身,而波提切利则带着旧风格的僵硬,这些如果不了解艺术史的话,可能无从理解。

如果要将这些画家置于历史的向度来考量,则不得不提文艺复兴。于润生解读到,文艺复兴的概念来源于意大利,意为古希腊文化的重生。但仅仅通过“重生”这个概念,仍然不能完全概括文艺复兴。“重生”在艺术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但只有在15、16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为中心的这一片地带,诞生了“文艺复兴”。在这里,古典文化与意大利文化发生了融和,重新发现了“人”与“世界”。

今天我们可以谈论“艺术普及”和“艺术教育”,与文艺复兴也有一定关系。文艺复兴之后,艺术成为公共教育的手段之一,15、16世纪的雕塑、绘画、建筑就如同我们今日的电影、电视等媒介。

文艺复兴让世界重新认识到“人”的价值,在今天的艺术欣赏中,寻找“人”与艺术的关系同样重要。插画师卤猫说波提切利的《春》打动他的在于画中所体现的“自然”。他日常的创作与季节有关,而《春》中据说有上百种花,给他一种盎然的生机感。卤猫的解读寻找到了自己与艺术的关系,也契合了活动的主题:“把艺术带回家”。

“纸上美术馆”系列

对话王昱珩:等级化艺术考试,在损害孩子的天性

人们熟知的“水哥”王昱珩,是综艺节目中的“鬼眼神才”。他同时也是一名自然手绘师,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昱珩说自己是个“野生”的孩子,从小在美术馆长大。由于母亲在美术馆工作,还没识字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艺术品。对于目前针对孩子的琳琅满目的艺术等级化考试,王昱珩说自己很想“吐槽”。

王昱珩

新京报:大家都知道你很会“看水”,那你是如何“看画”的??

王昱珩:我在很多项目中选“择“看水”,一是因为它有难度,二是因为它有视觉震撼。但我其实想通过这个项目表达没有什么所谓的“神”,你只要足够专注一件事,就没什么不可能的。艺术本身也是一样。我觉得艺术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艺术,你只是把画挂在墙上、挂在博物馆里、放在书里,那就不叫艺术了。

新京报:你自己也会画画,你的画是什么风格的?

王昱珩:我是偏写实的,但我认为写实的画作同样能表现出作者的情感。比如我之前画海豚,我根本不是在画海豚,我是在画阳光。我觉得画画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你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到画作中,就会有人与你产生共鸣。

王昱珩作品,来自王昱珩微博。

新京报:那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呢?

王昱珩:我不喜欢当代艺术,我觉得杜尚之后的很多艺术很“扯淡”。我觉得那是一种概念,一种实验,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实验。当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之后,我们更多宣扬的是“丑”,换言之是一种“刺激”。它们刺激的是你的五官,让你恶心,让你想吐,莫名其妙的东西充斥于今天的当代艺术中。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出现了透视,画女性人物时会凸显胸部,画中的人物开始有了表情,艺术拥有了人的情感。我觉得艺术需要传递人的感情,这才有意义。我看到过一些感动我的抽象画,但是很少。如果用“鱼目混珠”来形容的话,现在“鱼目”太多了。

新京报:你毕业于美术学院,当年参加过艺考吗?

王昱珩:参加过,我第一名。

新京报:对于艺考有什么看法吗?

王昱珩:对于艺考我想吐槽的就更多了。当时有个老师特别骄傲,告诉大家考试有“五笔”,可以几笔画出一个立体的东西。也许他教出来的孩子能考到一个好成绩,当时我们考试考的是实物写生,有统一的标准。

现在我听说考试改成“默画”了,我的天,这不跟“八股文”一样了。背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除了艺考,还有艺术等级考试。我对艺术等级划分持有异议,艺术如何能分级呢?一次我监考(等级考试)的时候,我在考试前十分钟篡改了考题,因为我发现孩子一进来就开始准备画了,我心想我题还没出呢。我当时出的题特别简单,就是画“鱼”。

新京报:孩子们准备好的会是什么题?

王昱珩:百搭的题。比如“希望”“未来”,你画什么都可以。当我把他们的“小鱼”收起来以后,给他们真正的考题,他们画得一个比一个快。我一看画就知道是老师教的,等到我孩子上学以后我就更知道游戏规则是怎么玩的了。老师会告诉你去年是谁获奖了,获奖作品大家都照着临摹,这不是一代害一代吗?我们最后评卷的时候,其实评的是老师的水平,孩子只是一个传达者,看谁记得好记得牢。

我认为这样的教育聊胜于无,它会损害孩子对艺术的天性,甚至产生反感。所以我经常跟家长说,你不想让你的孩子从事艺术,就让他赶紧去学艺术。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国内艺术普及还存在哪些重要的问题?

王昱珩:我今年去日本看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我半年前就准备好要去看了,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那么大的争议。这让展览变成了一个全民皆知的事情。第一天去的时候没太多人,过了两天再回去看的时候,全是中国人。他们来干什么呢?来打卡。《祭侄文稿》排起了长队,展览中其他展品,比如米芾的真迹、苏东坡的真迹无人问津。

现在看艺术展,成为一件彰显品位的事情,很多人就是来打个卡。我觉得现在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普及,缺乏了更为核心的东西。一旦你把它等级化,它就会和现实挂钩——钢琴考级的那么多,古琴考级怎么没那么多人呢?

对话于润生:对于艺术史的全面认识,能够避免本质主义的表达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于润生,则从艺术高等教育方面谈论了目前的现状。他认为艺术的专业化训练与艺术欣赏相辅相成,而目前艺术高等教育需要补足的,是世界性的视野。

于润生,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

新京报:你认为普通人该如何接近艺术,如何把“艺术带回家”呢?

于润生:从本质上讲,艺术是人的活动,是区别于人的自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其实不需要去学习,去重新获得某种技能。它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自发的一种能力,只不过表现的程度不一样,有的人隐而未发。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艺术的专业化训练?

于润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来说,教育需要一种可以衡量的方式来进行训练。这其实揭示了艺术另一个面向。人人都有艺术的感受力,但不一定具备艺术的表达能力。这种艺术的表达,或者说艺术从业人员的训练,与艺术的欣赏,是两个问题。艺术家的专业性是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不愿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在我看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新京报:作为艺术高等教育的一线工作者,你认为现在的艺术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于润生:一方面我们还缺乏世界性的视野,我们现在对于世界艺术的发展趋势的认识还不足,也就是说,我们还不太了解历史上中国以外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于自身艺术的认知。中国的文明、文化不是成长于一个孤立的封闭环境中的,而是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只有用这样的一种视角来看我们中国的艺术,还有中国当下的文化使命,才会有更清楚的认识,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的艺术教育尚待补足的一点。

新京报:能举一个例子吗?

于润生:比如我们会强调西方的艺术是透视的。我的艺术是非透视的,或者叫做“散点”这样一种观看方式(我谈的艺术主要是视觉艺术)。这些概念当然有它的历史基础和普遍认识,但实际上它们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在西方艺术中,同样能看到大量的非透视的处理,而在中国的艺术里面也可以看到透视性因素的表达。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艺术史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就能够避免一些我们称之为本质主义的或者是绝对化的表达,从而对于艺术自身的历史特征,地域特征有更加清楚的认识。我们会用一些地域概念来描述一些文化现象,比如说在我们使用“中国艺术”这个概念的时候,就要思考地域和时间段因素。比如在中国边境地区、与其他国家接壤地区出现的艺术现象,可能与周边的民族、国家的关联性,要大于与本土地区(或者国内更遥远地区)的关联性,毕竟中国的地域范围和历史范围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思考艺术的时候,历史,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我们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带入一些误解和偏见,这是没法避免的,哪怕在专业的学者那里也是没法避免的,但是我们要有意地去反思自己这方面的局限性,不要把某个东西视为理所应当。

新京报:艺术出版也是艺术普及的重要方面之一。目前有没有什么你想看的书,但是艺术出版界还没有关注到?

于润生:我想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严肃精致的普及读物,在编辑上没有历史错误。我们可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家刚刚开始睁开眼睛关注艺术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第一口奶”很重要。

此外,我觉得在专业领域中,艺术学术出版物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于提高。我们可以把那些在学术上影响力比较大的成系统的艺术,做更好的介绍。比如说艺术史研究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眼光放到英语世界以外,尤其像俄罗斯、意大利这些语种的翻译还很少。另外一些重要的艺术家的全集出版还有待提高,我们看不到太多有说服力的全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李广娣 本文来源:新京报 责任编辑:李广娣_BJS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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