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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书风”:王羲之父子皆有自矜自夸处,然并不失名士风流

2019-07-21 11:00:55 来源: 澎湃新闻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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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那么何谓魏晋书风?魏晋书风之变又何以是承前启后的?在新出版的《魏晋书风》中,书法史学者刘涛认为,魏晋时期,楷书取代了隶书的正体地位,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而在这一时期,由于魏晋书家的张扬个性、潇洒才情,也形成了一股自矜自夸的风气。如王羲之“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王献之被谢安问到:“君书何如右军?”王献之回答:“故当胜”。等等,诸如此类自矜自夸的故事,也不失名士风流。

魏晋书风的转变

书法史上,书体的演进,带来正体字的转换,书风有过两次大变化。

第一次发生在汉朝,隶书取代小篆的正体地位,文字书写从“古文字”时代跨进“今文字”的隶书时代。

通行隶书的汉朝,隶书由古隶发展为八分隶书,速写体的草书建立规则形成了章草,这两种书体都在东汉中后期达到鼎盛。隶书时代,简约的小篆仍有一席之地,却是特殊场合露峥嵘。东汉后期,从隶书的俗写体衍生出行书和楷书,为下一个文字书写时代拉开序幕。

皇象《急就章》

赵孟頫临《急就章》

第二次书风之变在魏晋,楷书取代隶书的正体地位,进入楷书时代。魏晋两百年间,形成了以楷书为根基,以行书、草书为时尚的书风,这就是魏晋新书风。

魏晋书风之新,是新书体的兴起和流行。

楷书、行书是汉末出现的书体,魏晋时自是新书体,并且很快盛行起来。早期楷书、行书还带有结构平正之类的隶书遗意,经过魏晋几代书家的书写实践,尤其是曹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的加工整理,新书体成熟了,并在王羲之笔下形成“斜划紧结”的“今妍”面貌。

钟繇小楷《宣示表》

魏晋时期,草书仍是时兴的书体,但面貌发生了改观,先是从章草的俗写体演变为西晋卫瓘那样流便的“草稿”,而后王羲之完成了章草的革新,写出了笔势纵引的“今草”。

魏晋书风之新,也有技法之新。

张芝草书

楷书、行书和草书的书写技法,与篆书、隶书明显不同。经过王羲之的革新,这三种书体都形成了“今妍”的新面貌。形态的新面貌,自有相应的新技法。例如,用笔简易,一搨直下,俯仰向背,结字的欹侧,避就朝揖,等等。尤其是书写行书、草书,用笔连贯,映带牵连,笔势纵引,笔锋的正锋、侧锋、偏锋随着笔势自然转换,变化多端。新的技法,存有多种发挥的可能性,为书写者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

魏晋书风之新,还有文字书写的载体之新。

王羲之小楷《乐毅论》

王羲之《十七帖》

新书体兴盛的魏晋时期,文字书写的载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宽幅的纸张取代了狭长的竹木简牍,进入写本时代。在柔软的纸上写字,运笔的摩擦感不同于竹木简牍,书写更加流利,便于充分发挥毛笔“笔软则奇怪生焉”的书写功能。

纸张的幅面比简牍宽得多,可以连续书写十数行文字,也就便于书家发挥连属的笔势,不但使书家带来书写的新感觉,也为观赏者带来新的审美感受。

魏晋之后进入南北朝,分裂是这段历史的特征。然而,早在4世纪前期,南方是东晋,北方是十六国,已是裂土而治,南北书风也形成了分野:南方“今妍”,北方“古质”。

南北朝的一百七十年间,新书风的主流在南方。5世纪末,北朝看齐南朝文化,书法汇入江左相传的新书风。

王羲之《兰亭序》

魏晋时代,书家荟萃。当时书家推崇的书家,亦即书家中的书家,前有汉末的张芝、魏国的钟繇,后有东晋“二王”父子。从魏晋的角度看,杰出代表是钟繇和王羲之,人称“钟王”。但是,将楷、行、草书全面推向“今妍”之境的书家是王羲之。他是魏晋书风的受益者,也是新体书法的完成者、集大成者,人称“书圣”。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书法的著名符号。

魏晋书风在书法史上留下璀璨的一页,也是划时代的一页。魏晋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主流书风都是延续魏晋书风。

王献之《中秋帖》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

书法家的自我夸耀,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大书家蔡邕那里。唐朝张怀瓘《书断·中·韦诞传》记载:“蔡邕自矜能书,兼(李)斯、(曹)喜之法,非流纨体素,不妄下笔。”

《熹平石经》石碑

蔡邕是书家,也是学者,还是著名的文学家,擅长碑铭这种文体。东汉立碑颂德的风气极盛,许多名士的碑铭都是聘他撰文。蔡邕还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熹平年间,他和几位大臣联名上书,要求订正儒家经典,刻立石经碑,得到汉灵帝的批准。刻成的石经碑,共四十六通,立于洛阳太学,后人称为《熹平石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刻在碑上,又是蔡邕等人书丹,当时“后儒晚学,咸取正焉”,“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百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传》及李贤注引《洛阳记》)。观石经,既可看到经典的正规文本,亦可摹写标准的隶书。《熹平石经》并非蔡邕一人书丹,他的书名大,以至于后人只说蔡邕书碑。

东汉草书家张芝与蔡邕是同时人,都生活在东汉中后期,也自矜能书。但是,蔡邕的自矜不针对任何人,而张芝则是针对当时另外两位草书家而发,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草书序》说:

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同时,见称于西州,而矜此自与,众颇惑之。故伯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

罗叔景、赵元嗣就是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提到的罗晖、赵袭。他们也是一副自矜的派头,颇能惑众,引起张芝的反感,所以自称“下方罗、赵有余”,这样说,就有与人争胜的味道了。

张芝草书

汉魏时,士族名士间流行臧否人物的风气,他们的品评,重节操,论才性。文学之士陶染其间,则以己之所长贬斥人之所短,曹丕所谓的“文人相轻”,就是概括这种现象。张芝轻视罗、赵,大概是书家之间“相轻”的先例。

张芝有一众弟子,其中韦诞(仲将)名列“曹魏五家”。他能篆书、草书,尤其擅长大字榜书,所谓“尤精题署”。洛阳、许、邺三都所建宫观,朝廷皆令韦诞题署。韦诞也是一位自矜能书的书家,声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劲(径)丈之势,方寸千言。”韦诞的自矜自美,类似蔡邕,不针对别人。

西晋草书家索靖的自矜,又是一种方式。他的草书,“传(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势曰‘银钩虿尾’。”(王僧虔《论书》)索靖称自己的草书“银钩虿尾”,很像为自己做书法广告。

王羲之小楷《黄庭经》

东晋时代,自矜而争胜的风气更盛。王羲之书法原不及小他数岁的庾翼,四十岁之后书名大盛的时候,连庾翼家的子弟也学王羲之,庾翼时任荆州刺史,出镇在外,知道后很不高兴,修书都下:“小儿辈乃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谢安也很看重自己的书法,他是王羲之的好友,羲之去世时,王献之才十八岁,谢安曾经抄写嵇康的诗送给献之。后来献之渐有书名,为人所好,但是谢安“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显示自己的名士风度。东晋末年,桓玄权倾一时,喜好收藏“二王”父子书法,他自矜其书的方式是“自比右军”。

争胜的典型,当推羲献父子。王献之曾经作笺十许纸与简文帝,后题“民此书甚合,愿存之”,这是自美的例子。后来他连父亲王羲之也不放在眼里。虞龢《论书表》记载,谢安曾经问献之:“你的字与右军相比,你觉得何如?”他答道:“当然是我比他强。”谢安婉转反驳:“别人可不是这样认为。”子敬一步不让:“世人哪里能知道!”

王献之 小楷《洛神赋十三行》碑文与拓本对照图

王献之说自己胜过王羲之,是泛泛而言,时人很难认同。但5世纪前期的几十年间,献之的书名确实掩压羲之,正如梁朝陶弘景所说的那样:“比世皆高尚子敬……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钟繇),于逸少(王羲之)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唐朝书论家特别欣赏王献之的行草书,李嗣真说:“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如丹穴凤舞,清泉龙跃,倏忽变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涛簸岳。”(《书品后》)北宋米芾喜好王献之书法,称“子敬天真超逸,岂父可比”(《书史》)。

王献之是与父亲争胜,王羲之争胜的对象则是汉晋书家顶礼膜拜的张芝和钟繇,他自夸的口气要比王献之大得多。《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王羲之)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

张芝以草书称圣。钟繇擅长铭石的隶书,抄写奏章的楷书,通尺牍的行书,“三法皆世人所善”,尤以楷书、行书著称。王羲之每每说自己“抗行”钟繇,表示不相上下,“雁行”张芝,是承认自己后于张芝,但羲之又说:“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王羲之这样攀比“钟张”,看似分别相比,实是夸耀自己兼具两位书法巨子之长。羲之的争胜自夸之言,成为南朝人评说右军的依据,庾肩吾《书品》推崇右军“兼撮众法,备成一家”。

《魏晋书风》,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汉晋书家的自矜自夸,无非是显示洒脱的名士做派,以高声价,只有著名书家才玩得起这样自信的游戏。到了南朝,竟然发生帝王与士族书家王僧虔“赌书”争第一的场面,就显得滑稽可笑了。

(本文节选自刘涛著《魏晋书风》,作者刘涛是书法家、书法史学者,《魏晋书风》是其研究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的札记)

刘思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责任编辑:刘思_NB10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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