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电影节成舆论场：政治正确与艺术博弈

当地时间8月28日，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发布会举行。作为欧洲大陆历史最悠久的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面临着各种挑战，不仅受到意大利低迷经济的影响，更是在艺术水准和选片等方面受到争议。在各国媒体的文章中，“星光黯淡”、“虎头蛇尾”、“奖项爆冷”成为近年来威尼斯电影节的标签。

威尼斯电影节的影响力减弱，与没有配套完善的电影交易市场有关。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威尼斯电影节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电影交易市场，仅有个俱乐部性质的联谊机构，而非真正能够谈成生意的商务平台。阿尔贝托·巴贝拉（Alberto Barbera）上台后，威尼斯电影节才真正着手打造自己的交易市场，效仿戛纳，通过老买家的关系网建立稳定的合作意向。经过几年的运作，威尼斯的交易市场只能说是初具规模。

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海报

在目前三大电影节中，戛纳的电影市场最为成熟，全球影响力和交易量互为推动，地下二层每天谈成的版权交易，某种程度比地面上的红毯秀更有意义。柏林电影节则占了2月开幕的“先机”，也在大力发展自己作为欧洲电影交易市场的潜力。可是，到了威尼斯电影节举办的下半年，一年中剩下的未交易新片已经不多了，不仅卖家稀少，买家手中的配额也常常用完。

因此，近年来的威尼斯电影节总在一种尴尬的局面中举办。今年，这个老牌电影节又面临新的争议。围绕着#me too运动与女性电影人份额的问题，电影节主席巴贝拉和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都面临着媒体的拷问。

波兰斯基新片入围遭非议，女评委会主席面对媒体质问

首先，在电影史有着重要地位的老牌导演斯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凭借聚焦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的新片《我控诉》（J’Accuse）入围主竞赛，却引发不少争议。在他们看来，波兰斯基身为美国司法制度下有罪在身的逃犯；在#me too运动如火如荼的今天，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奥斯卡的主办方）已开除了波兰斯基的会员资格，威尼斯电影节却还是置若罔闻。

卢奎西亚·马特尔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巴贝托表示：“这是最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没有特殊去考虑导演的声誉，而是觉得应该将导演作为艺术家和生活中人的身份分开来评价。我们不能因为他受到的指控就忽略他作品的天分，波兰斯基作为导演的才能在今天世界上实属罕见，我们不能等一百年后，才来承认他的作品和成绩。我无法审判他犯过的罪行，我只是个电影评论家，并不是生活或者法庭的审判者。在我看来，电影观众也应该持有这一态度。”

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作为女性导演，她称不会参加波兰斯基电影在本次电影节的晚宴，也不会为他起立鼓掌，但她并不质疑影片出现在电影节，称希望带来对话。

对波兰斯基作品入围主竞赛，卢奎西亚·马特尔的立场和电影节主席巴贝拉并不完全一致，她的态度既直接，又有些小心翼翼的无奈：“我本人并不会将导演本人和他的作品完全分开来看，因为没有哪位导演是完全透明的。在我的国家，也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受害者在斗争。从受害者的角度考虑，我不会去参加波兰斯基影片的晚宴，也不会起立为他鼓掌。”

不过，她并没有质疑影片出现在电影节上，表示“因为这至少带来对话，而且引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如果已经有了法庭审判，接下来对导演应该做什么？拒绝接受他参加电影节？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她也坦言，担任评委主席职务来评判是一个既敏感又困难的决定，其实“我更愿意呆在家里。不过因为欣赏威尼斯电影节，应该尝试去感受电影节和电影本身”。

波兰斯基案件回顾

作为艺术家，波兰斯基可以说是电影史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但他的私德一直饱受争议。事实上，不止一位女性曾经指控他性侵。1977年3月11日，当时已经执导了《罗斯玛丽的婴儿》（Rosemary's Baby）和《唐人街》（Chinatown）的罗曼·波兰斯基，因为跟13岁的萨曼塔·盖默发生性关系而被逮捕。作为辩诉交易的一部分，波兰斯基承认与未成年人非法发生性关系，法院对他进行了精神评估，而且他在监狱中度过了42天。

波兰斯基

然而，当波兰斯基听说法官将不顾辩诉交易，他将被判处50年徒刑时，于是逃到了巴黎。从那以后，他就一直是美国逃犯的身份，备受争议。此后，尽管包括受害人萨曼塔·盖默几次请求法庭驳回案件，但美国法官一直坚称波兰斯基的案件将会继续审判。

2009年，罗曼·波兰斯基委拉其律师向美国法院提出免罪申请，要求重新审视当时的判案过程。那年九月，罗曼·波兰斯基在苏黎世机场被瑞士警方拘捕，并已经启动引渡其到美国的程序 。

2010年，受害者萨曼塔接受访问时表示，希望此案撤销，阴影能早日烟消云散，自己渴望有新的生活。此后，瑞士当局宣布，立即解除对罗曼·波兰斯基的软禁，他当天重获自由。

波兰斯基案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关于波兰斯基的性侵案，女导演玛莲娜·齐诺维奇制作了两部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分别是2008年的《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和被渴望的》（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以及2012年的《罗曼·波兰斯基：罪者出列》（Roman Polanski: Odd Man Out。

而此次威尼斯电影节上的争议并非首次。2017年，波兰斯基曾同意担任法国凯撒奖的主席，最终在妇女团体组织的强烈抗议声中，担任主席的任命被撤回。

21部主竞赛作品中，仅有两位女性导演，份额不够？

此次威尼斯电影节的争议点还在于，在21部入围作品里，只有两位女性入围。巴贝拉已经签署了“50/50”的性别平等协议。虽然协议对于参赛片导演的性别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只是提出希望能在2020年达到男女比例对半开的理想状态，但对比今年的柏林电影节，17部参赛片中有7部出自女性导演；之后的戛纳电影节，21部参赛片有4部女性导演作品；更厉害的是即将于10月2日开幕的第63届伦敦国际电影节上，参赛片中有高达60%的女导演作品……威尼斯电影节对于女性电影人的不友好，难免令外界颇有微词。

巴贝拉表示，今年收到报名的1800部参赛作品里，长片作品只有23%来自女性导演；但是在短片领域，有50%来自女性；而在VR电影环节，女性作品甚至超过男性，达到了六成。而且，他也多次明确表达：作品是第一，不能因为导演是女性，就强行拔高，给它参赛名额。有关于对女性电影人的支持，更多的应该是从其他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和改变，比如学校、经济支持等。电影节选片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严格地以电影艺术为标准，不能单纯为了满足性别平等，“选片委员会考虑道德、性别等标准来做选片是不可思议的，它和电影艺术创新没有关系。”

#Me too运动海报

卢奎西亚·马特尔与巴贝拉持不同意见。在她看来，既然目前没有更合适的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就应该强行分配名额。“你问我喜不喜欢配额的做法，我的回答是‘不’。但没办法，别无他法，不这么干，电影行业是不会主动换种思路，不会主动为女性导演的作品敞开大门的。”在媒体发布会上，她当着所有记者的面，扭头问巴贝拉：“要是我们这一次能有男女导演比例一半一半的参赛片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吗？结果会怎么样？一定就会拉低参赛片的质量吗？还是有可能会带来电影行业内部不同以往的新气象？它带来的转变，肯定会是很深刻的，所以真要是能那么做的话，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呢。”

是否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和模式？她表示并不喜欢强制份额这个办法，不过目前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模式，来强制电影工业接受不同的电影思维，但至少目前对社会的复杂性的展示是不完整的。

#me too运动的反思：艺术道德与电影节政治

此次在威尼斯电影节引发的关于“政治正确”的讨论，其实都不是新的话题，电影圈也掀起了几波#me too运动的高潮。但是，也有不少反思的声音，著名导演哈内克就曾将#me too运动比作是中世纪的“猎巫”，说应当警惕它发展成一场新的政治迫害。哈内克表示，担心如今针对名人的指控并非完全基于事实，只是利用起 #me too的火焰而带有复仇的目的，这种在运动中起势的新的憎恨男性的清教徒运动让人感到担心。

哈内克所说的“猎巫”，是历史上发生过的针对女巫的审判和猎杀。这个词后被引申为政治迫害，并带有被指控即有罪的逻辑在里面。猎巫从12世纪开始，到16世纪进入最高峰。当时，基督教传入欧洲近千年，并成为几乎是唯一的宗教。源于对未知的恐惧和对巫术的害怕，让人们对女巫进行围剿。这期间，许多并非巫师的人，因为被贴上巫师的标签而死。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把如火如荼的#me too运动与情绪性的宗教审判猎巫联系在一起。《使女的故事》原著作者玛格丽塔·阿特伍德，在指出该运动隐含的问题时，也提到了“猎巫”的逻辑。阿特伍德写道，这种思维多发生于各个堆满“恐怖与真理”的历史时期，比如法国大革命、苏联大清洗等。“这些事情往往打着塑造更好世界的名义，有些时候它们促成了后者，有些时候则是压迫的另一个借口……至于义警正义，暂时的、处于理解范畴之内的义警正义，可能会演化成被文化强化后的暴民运动，那么现行的正义体系便被扔出窗外，法律之外的力量结构被留了下来。”

此前批判#me too运动最激烈的法国著名女演员德纳芙（Catherine Deneuve），她联合了100名法国作家、艺术家与学者发表公开信称，运动已经出现极端化的风险，眼下快成了“新清教徒主义”。德纳芙后来发表了向受性侵害者道歉声明，不过并未更改警惕的初衷。有趣的是，德纳芙与波兰斯基多次合作，关系密切，曾公开支持波兰斯基，认为对他的批评过于激烈。

凯瑟琳·德纳芙

不管怎么说，这届威尼斯电影节，注定不是平凡的一届，电影节已经越发成为公开讨论政治议题的舆论场。威尼斯电影节一向标榜自己的“艺术性”，一个以艺术为第一衡量标准的电影节，是不是应该将艺术家的道德也放入考量方面，一直以来就有很多争议。尽管电影艺术从来就与社会进程密不可分，但过分追求“政治正确”，而绑架了电影节的评价体系，长远来看，是对像威尼斯电影节这样重要的评价体系权威性的折损。

而是否应该强行在一个电影节的入围影片的数量中增加女性的力量，则更是考验主办方。一方面，女性导演的数量的确远远低于男性导演，完全追求在数量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其次，如果不仅仅考量影片质量，而是将性别因素也纳入选片的考量中，是不是有失竞赛公平，与女性主义的立场背道而驰？

事实上，在电影节政治语境中，一个问题被看见，也许永远都比它真实的样子更重要。而艺术，从来也不是单独于社会存在的。在政治正确与艺术的博弈之中，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很难讲推动了什么，又遮蔽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