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喜欢谈论“文化背景”差异？

在《美国工厂》里，中美文化和制度差异是最被大家关注的话题。在多语境之下，我们都习惯用文化背景去理解经济差异。但文化背景是什么？一地一国的文化背景并非单一的，那么当我们谈论的时候，谈论的是哪一种？为什么我们会喜欢谈论“文化背景”？

纵观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美国工厂》的热议，中美文化和制度差异可能是最被关注的话题之一，在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是“之一”。

曹德旺谈赴美办厂：美国工会致效率低下，我有权反对。

不如，我们就此说开去。

实际上，在太多场合，也在多语境之下，我们都习惯用文化背景去理解经济差异。比如，一家跨国企业不遵守当地文化背景就无法立足，一个地区如“美国硅谷”“中国义乌”缺少特定文化背景就不能崛起。而更经常被关注的，还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是什么？当人们用这个词之时，意味着这个区域或国家范围内的人们、企业都有相同的、统一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然称不上是“文化背景”。但是，文化背景是高度抽象的，于是通常人们不得不降低层次，用更具体的制度逻辑去理解行为差异。

在传统的经济学思维中，市场被认为可以消解一切文化的差异，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有需求有交换就可以有市场。诸如制度经济学或行为经济学显然不会同意这一判断。他们相信文化背景和制度环境会影响一个人、一家企业的选择。

但是，这并非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一地一国的文化背景并非单一的，横向上是多样的，纵向上是多变的，那么当我们谈论的时候，谈论的是哪一种？

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对此另有一番看法。无论如何谈“文化”“制度”，其实都无法穷尽人们的经济方式，而那些文化就像是一个工具箱，人们事实上会主动去选择使用、回避或应对哪种文化。

在坊间，马克·格兰诺维特被认为是最懂经济且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社会学家。他关心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经济行为，也关心社会自身的演进。今天我们摘编他的《社会与经济》一书部分章节内容，虽有些苦涩，但只要去理解，就会明白这位经济社会学家为什么既看重文化的影响，又审慎地使用“文化”。

而为什么我们喜欢谈论“文化背景”？原因之一或许是，它是重要的，它会影响一家企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表现，而事实上它之所以是重要的，恰好是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改变的，否则就陷入宿命论。不同经济体之间需要不断的交流意义也在此。

原文作者 | 马克·格兰诺维特

《社会与经济》，[美]马克·格兰诺维特 著，王水雄、罗家德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3月版

01

一地、一国“文化背景”，谁的影响大？

在探讨组织和产业“制度逻辑”的文献中，地理空间偶尔会作为这个或那个逻辑所在场所而出现。但是，许多学者如今更进一步把重点放在地理单位上，认为它们才是文化、规范和制度性差异的主要载体，这些差异塑造了经济行动，也影响了该区域内的任何产业。

被说成是规制着经济不同方面的规则复合体，往往与作者认为其适用的条件范围相对应，并由此获得不同名字。

当该范围是某种经济部门、产业或“组织场域”时，这些复合体就被称为“逻辑”；当这种范围是国家时，通常便以国家“文化”来命名其习俗；但同样的论述也能在低于国家层次的地区水平上做出，所以我们也就听到过区域性文化，有时是一国范围内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对立，影响着不同地区的经济绩效。

意大利马兰欧尼时装与设计学院。

虽然国家和地区的分析单位不同，但论证是相似的。两个著名的例子是意大利的服装和美国的高科技（信息技术）。正是在这里，独具特色的低于国家层次或地区层次的产业文化观点被提了出来。对意大利来说，强调的是“第三个意大利”（既不是北意大利，也不是南意大利）的独特文化和组织能力；而在美国，强调的则是硅谷与128号公路（马萨诸塞州）相对的高科技复合体。

地区层次的模式之“硅谷”。图为电视剧《硅谷》（Silicon Valley Season2014）第一季画面。

这其中两个相对更为成功的地区文化故事是，相互依存的小公司的网络为创新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也节省了机构内部研发所需的大量沉没成本：广泛的分包允许将成本外化给具有现代技术水平的设计者和生产者，而区域内忠诚和信任的网络则中和了商业机密被出卖的风险。

地区层次的模式之“义乌”。20世纪末高速兴起的中国义乌小商品市场。

但是这样的叙述并不能解释如何以及为何不同地区的文化会有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持久性如何。关于这种持久性，地区文化分析往往不像国家层面的分析那样执着坚定。

许多学者指出，国家作为整体有着独特的文化，它们强烈地影响着经济行为和制度。如果“文化”的不同有此等功效，那么我们就该将我们对规则和其他心智结构的讨论推向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

在这个更高层次上，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关注超越于特定个体规则之上的、有一系列此类观念的复杂集合体——我们将其表述为国家“文化”的、一定程度上是凝聚在一起的思想集合体。

经济理论并没有明确地为文化差异腾出作用空间，而是预测：只要是在一个允许市场可以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的社会，只要给定这样的经济条件，就会有同样的结果。

纪录片《大企业》（The Corporation2003）画面。

例如，在研究公司治理之类的经济实践时，人们就会看到这种观点。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计，由于“路径依赖”

（其中一部分是由文化决定的）

，经验上能观察到的差异会持续存在；其他分析者则认为，这种差异将会消失，因为市场原则将收敛于一种最优的形式，这是文化差异所无法改变的。

有趣的是，收敛论者对“不同、连贯和强大的文化决定结果”的敌意，被社会学分析者所共享，尽管原因各不相同。

例如，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指出，“用于理解文化对行动之影响的主流模型根本上是具有误导性的。它假定文化通过提供行为的最终目的或价值来塑造行为，让行为以之为取向，从而使价值成为文化的核心决定性要素”。

相反，她认为文化是“运载意义的象征性媒介物，包括信仰、仪式操作、艺术形式和礼节，以及非正式的文化实践，如语言、八卦、故事和日常生活的套路之类”，而且她指出，所有现实的文化都包含不同和冲突的象征符号、仪式、故事，以及行为指导。

因此，与其说它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将行动按一致的方向推进”，不如说它“更像一个‘工具包’或‘节目单’……行为者从中选取不同的片段，来构造行动路线”。我们应该期待的是“我们切实观察到的是活跃的、有时甚至是颇为熟练的文化使用者”，而不是“文化木偶”。

因此，尽管理性选择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观点搁置了强大的内聚性文化，以彻底淡化其重要性，但文化理论家却意欲把文化理解为一种强大而复杂的影响因素，对那些有着特殊问题需要解决的行动者的行为有背景性、决定性作用。

02

不了解一国“制度逻辑”，企业注定失败？

人们通常设定的国家文化是如此抽象，将它们与实际经济实践联系起来的机制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应对的做法之一就是，将整个国家描绘成有一个独特的“制度逻辑”。但与研究特定行业的组织制度主义者的用法不同，这里的“制度逻辑”是指比任何特定经济实践更为抽象的趋势，而与抽象的国家文化调查相比，它却更明显，也更简单地连接着此类经济实践。

例如，经济学家莫罗·吉伦（Mauro Guillen）等认为，各国有不同的“组织逻辑”，能为“如何构建经济组织”提供指导。他们指出，在一些国家，通过家族关系筹集生意资本是正常的；而在另一些国家，这通常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过分要求。这样的“逻辑”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深深植根于集体的理解和文化实践中，且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具有很强的适应力”。

他们把这种能力当作国家比较优势的一种形式，并主张这种框架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在特定的产业努力中更成功，而有些国家则不成功。

西班牙汽车组装高度发达的同时，也有对汽车工业的反思。图为西班牙纪录片《永不停歇：汽车梦》（Sobre ruedas: el sue?o del automóvil?2011）画面。

他们分析了韩国、中国台湾、西班牙和阿根廷（这四个地方都有着大量的汽车产业），并认为这些地方的不同制度逻辑解释了为何韩国和西班牙在汽车行业组装方面很强大，为何中国台湾与西班牙在汽车行业组件方面表现突出，以及为何阿根廷在两方面都状况堪忧（所述为1999年的情况）。他们认为制度逻辑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断言，如果政府政策忽视了制度逻辑，就注定会失败。

国家制度“逻辑”的这种观点涉及的是，在某些特定国家，私营企业倾向于如何思考公司和产业的组织问题。它还建议，政策制定者将如何与主要产业接触、互动，并提供支持，同时表明如果没有遵循盛行的国家“逻辑”，很有可能会导致经济失败。

弗兰克·道宾经济社会学作品《打造产业政策》英文原版（1994，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中译本（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封面。

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在《打造产业政策》（1994）一书中提出，为什么各国极有可能遵循自己的国家逻辑，因为这一逻辑形塑了政策制定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他分析了从1825年到1900年法国、英国和美国铁路产业构型阶段的国家政策，并表明这实际上是一个控制条件下的比较研究，因为铁路技术在各国都是一样的，但是迈向这一产业时每个国家又十分不同。

在法国，政治行动者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协调推进铁路之类的新产业；在美国，联邦政府尊重地方政府的权威，同时华盛顿又是“自由市场的裁决人”；在英国，国家主权被认为是属于精英个体的，因此产业政策首先是通过自由放任原则来保护个体公司，其次是积极地应对市场垄断和政治力量。

道宾认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历史和传统乃是产业政策观念的根源。我们可以把这些传统称为国家的“政治文化”，或者在其他表述中，称为这些国家的“制度逻辑”，这又可以追溯到历史的环境中去。

法国主要铁路线路图。

在法国，正如亚力克西斯·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远不是法国政治史上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而可被看作是经波旁王朝君主引入的“法国政治和经济集中化”的延续。启发式的中央计划可以被看作是对启蒙哲学的遵循，以及法国高等教育集中化为精英的“大学院教育”的继续，它们长期以来一直主导着政治和经济生活。

在英国，政治历史是由一群显要所创造的，他们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都紧握权力。而在美国，政治历史则是由13个独立殖民地不无顾虑地结合起来而开创的，每个殖民地都嫉妒结合体的特权，进而建立了一个联邦结构，其集中化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03

文化背景也好，制度逻辑也罢，都无法说尽故事

制度逻辑和文化理解甚至可以比在这些情况下更加抽象，更脱离于觉察之外。例如，历史社会学家理查德·别尔纳茨基（Richard Biernacki）对17—19世纪几个欧洲国家的纺织工业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说，英国和德国用了相当不同的方式来切实地构想劳动力商品的类型。

理查德·别尔纳茨基作品《被构造的“劳动”：德国与英国，1640-1914》（The Fabrication of Labor）书封。

对英国来说，这是由市场售出产品所用工人物化劳动来度量的；而对德国人来说，它是劳动的实际数量，以拨用于工厂之中的实际劳动时间来度量。

他认为，这种显而易见的微妙差异，在这两个国家的许多经济学家和业内人士的笔下有着虽然含蓄但相当明确的阐述，广泛地影响着工厂实践，不仅影响着两国诸如监督和薪酬之类的车间组织方式，而且影响着两国更大的工厂环境。

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工厂。

别尔纳茨基的案例研究的虽然是纺织或编织行业，但他认为，关于“劳动是如何被构想”的差异贯穿于整个经济之中。

我认为，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思考劳动的两种不同的框架就更多是观念性和认知性的，而不是指定性和规范性的。它们不是形塑“事情该如何完成”之类观念的心智结构，而是间接地运作着的，这与大多数关于规范的文献中视“规范”为“禁令”的典型做法截然不同。

它们自有其影响的道理，如果你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设想劳动，那么以符合这种观念的方式组织薪酬和监督就更为自然。所以推动力不是“什么在道德上是合适的”，而是“什么在认知上具有一致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因为它要求运用一套十分不同的观点来理解经济结果。

此外，尽管别尔纳茨基的观点是由单一行业的实践证明的，但它也从作为分析单位的行业中摆脱出来，转移到了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分析中，扩展了文化设想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关键问题是，这种文化模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能改变多少，它们始于何处，以及一个社会独特的认知和文化历史是否会改变它们出现、持续或消失的进程。

通过从分离的具体制度中转移出来，从简单地告诉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制度中摆脱出来，转向更复杂的文化结构，转向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选项和如何编码我们的日常体验数据”的文化结构，我们由此从决定论中挣脱，使“在相关的心智结构和行为之间是否有一个简单和直接的关系”更成问题，并开通了考虑人们的能动性之路。

任何关于文化模式或框架如何影响行动的主张，都需要包含一个更详细的讨论，讨论这种因果关系是如何运作的，其确定性如何。

这导致了与心理学家“道德困境”实验结论截然不同的主张，这种“道德困境”是心理学家强加给那些接受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的人的。这样的两难困境的两种可能选择之间轮廓清晰、界定明确，而道德问题则居于前沿和中心位置，就像道德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聚焦的著名的“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一样。

虽然个人在日常经济生活中很可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简单情况，但大多数实际的决策有着更多的复杂性，背景微妙，就此而言，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是“哪套规则是合适的”。这让我们再次回到了实用主义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行动领域，在此，人们试图找出要解决的问题，找出可用的工具和决策程序，并与即将到来的形势共同发展、与时俱进。

尽管地区或国家层次的制度逻辑或经济文化的观点有其价值，我们的热情也应因如下考虑而有所缓和，即它们的决定作用如何，它们对积极能动者的角色在多大程度上视而不见——这些能动者或许能创建某种在见多识广的行动者看来貌似并不合理、与其所认为的“逻辑或文化”不相符的“政策和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