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邀请了几位在各自领域早有建树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大都出生于1948年至1955年之间，请他们聊聊自己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经历。
工作中的项先尧（左一）
项先尧，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从事电影电视工作近40年。退休前是上海电视台主任编辑、记者。1975年进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20多岁的项先尧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制片。1998年开始当导演，拍摄的科教片《防治美洲斑潜蝇》曾获中国电影华表奖。
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影视合流”，项先尧也和其他老科影人一样到了电视台。他是老科影坚守拍片的最后一人，今年才退居二线。项先尧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先后拍摄了上科厂建厂50周年的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留下绿水蓝天》、《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和《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等科普电视节目，还执导了大型科学纪录片《中国珍稀物种》，先后参与拍摄了《中国大鲵》、《扬子鳄》、《震旦鸦雀》、《岩羊》、《文昌鱼》等，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以下根据受访者口述实录编辑整理】
床板拆下来到弄堂里打乒乓
我1954年出生，在上海上小学大概是1962年。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们这样一批人，主要靠自学。1966年到1968年是休学停课的状态，直到1968年才又开始上学。我上的是民办小学，解放后孩子很多，我读中学的时候有11个班级，下一届有15个班级，公办满了就进民办，民办小学没什么师资，经常是高中生来当老师，有些人代几天课又走掉了，虽然环境不好，学生的求知欲却很强。
课余时间我也爱看书，幸而几个隔壁邻居都是一些老学究，家中书箱子里边藏了一些好书，像《三言二拍》这样的线装书也都是在藏书箱子里找出来看的，所以我现在繁体字还很知道，这对我以后自学考中文系帮助很大。还有个读书的好地方就是家周围的几个小书摊，老板都认识我，小人书新书一分钱一本，旧书一分钱两本，一坐几个小时。
我家里面经济条件还算可以，有个五灯交流收音机，听《上海之春》或者听听滑稽戏；我也爱看电影，《三毛做生意》《大李、老李和小李》、包括六小龄童父亲六龄童演的绍戏《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当时小孩子都特别喜欢体育活动，比如说把家里的床拆掉，把床板拿出来，摆摆好打乒乓。当时的乒乓球有好几种，一种叫红双喜，很贵的，还有一种全白的，上面用蓝颜色印上去三个字——“等外品”，就是次品。当时对质量的检验很严格，稍微有点瑕疵就作为“等外”处理，好的两毛钱，次的几分钱一个，打坏了也不心疼。
平时上课回来，相邻弄堂里四五个学生组织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在谁家学习大家商量。这样学习有什么好处？大家可以取长补短，做完了作业还可以一起玩。女孩跳跳橡皮筋，男孩跳跳绳，还有些稀奇古怪的游戏，比如摔碗，把泥巴装进碗里，然后翻过来一扣，看谁碗底破的洞大！打弹子、滚铁圈、顶橄榄核，统统都是脏的，现在小孩子怎么可以这么脏？!其实，过去的“九子游戏”，远远不止九子。
讲起来，好像和小时候玩的游戏有关，我们这代人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独立。到任何地方很容易适应环境，比较合群，讲究合作。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宅在家里，爱拿手机交流。我孙子喜欢玩“吃鸡”，打得很好，但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我退休以后也在网上看书比较多了，买了视频网站的会员，看一些以前不会去看的片子，评分低、很冷门的艺术片。有些片子看着分不高，但内容很好，不跟风，还是一件应该用心判断的艺术作品。
项先尧拍摄中
插队落户前，锻炼身体是成风的
1968年，毛主席颁布了1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其实在这以前已经有下乡了，到黑龙江已经有一批，我是1971年拿到下乡通知，去五四农场。我们这一届“打预防针”是打了两年了。上海知青到江西、皖南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对上海人来说，那几个地方吃大米，吃面食的地方上海人还是不适应。
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很能吃苦，因为从小受教育就是吃苦耐劳，即便家庭条件好，也要自立吃苦，这好像是家长对小孩的一个最基本要求。
两年的预防针打下来，在心理上在体能上面，是做好准备的，因为当时会分到哪里都是未知数，心里会琢磨，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人家欺负你怎么办？所以自己要想办法强健体魄。
我当时学了一套“小虎燕拳”，实际上是一个套路拳，没有实战性，能唬唬人。还有什么“心意六合拳”，口诀是：心与意合，意于气合……那两年弄堂里面到了晚上咣啷咣啷好多锻炼身体的，玩石锁的、玩杠铃的，也不算健身，大多为了保命。你到农村里去，你不去打人家，最起码不要被人家打趴下。
实际上我在农村只待了一年，就到了高桥化工厂培训。我对化工一窍不通，可我做事认真，我花功夫把整个工艺流程都画出来，还拿着图去母校找化学老师请教，通过这样的“学习”，18岁刚过，我就做了工班长，过了一年还回到农场筹办五四农场化工厂，有模有样地做起了别人的师父。
1975年，我上调到电影局。我是实行上海国营农场上调政策的第二批农场职工，第二批人比较多，因为当时大量的人都到农村去了，上海市区的好多厂都缺人。因为在农场我就爱写写画画，出出黑板报，写写年终总结，参加奉贤县那边的赛诗会，他们知道我对文化有偏爱，于是把我上调到电影局。那时候一个农场里普遍文化程度很低，能把一个通知写得很规范的人都少，所以我还是沾了酷爱文字的光。
上海科影厂片头
科教片毛竹特技摄影
中国科教片有两个高峰期
我们那个年代的教育是：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做这个工作，一般都做到退休。知道自己要几十年做下来，自然必须对自己有要求。
我到了电影局先是做制片，就是外联，要掌握预算、安排拍摄，方方面面很琐碎的工作，但其实也是跟创作有关系的。我做制片的第一部片子叫《天体的来龙去脉》，作品很复杂，要在摄影棚里面搭出一个九大行星的模型。联系那些设计单位基本上都是我去。我当时很用心，和当时负责特技的设计师和摄影师说，你叫我做什么事尽管说，我能够做到的肯定努力去做，但有一点，你必须告诉我，用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我要学，人家未必肯教，他凭什么教你？所以我这样说。他们最后都告诉了我。比如说一些模型的搭建，一些透镜合成、玻璃珠银影幕合成等等，这些全是那个时候跟他们硬逼出来的。
那些老先生好多都是解放以前就在电影厂拍故事片了，都是很了不起的人，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真的很幸运，对以后做导演很有帮助。
实际上国内科教片有两个发展的高峰期，第一个时期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第二个就是8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很多都跟科学有关。因为一个国家科学上不去，民众的科学素质都很低，这个国家是很难挺胸抬头的，所以科教电影制片厂就在那时候应运而生了。
它是一个作用力和一个反作用力。
国家想搞这些大工程，大的科学项目，必须后继有人，要在整个国内营造一个大家尊重科学爱科学的一个氛围，说得通俗一点，必须让大家明白，科学是有用的，科学是能改变生活的。
当时就拍了很多黑白片子，比如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包括“国庆五周年”“国庆十周年”、当时科影厂承担了新闻纪录的工作。这些纪录片是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拍的都是一些五年计划里的上海工农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成果。
新闻电影最大的一个缺陷是时效性差。以前有一个叫《新闻简报》（故事片开场前放），要我说“新闻简报”实际上是“历史简报”，因为拍电影拍完送到电影技术厂，冲洗完以后再做拷贝，再做声音，这个工艺一般最快也要一个星期，你说不是“历史简报”是什么？
也有优点，当时你的机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以前拍电影比现在拍电视厉害多了。他们用电影机就叫“抢新闻”。好在科影厂的人好多是拍过新闻纪录片的，不用彩排预演，把光圈放在什么位置不容易虚掉，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你愿意出现在哪个地方没有任何人敢阻拦你，只要你挂着个牌子。
比方说摄影师今天在家里休息，突然有个电话打过来交代任务，你到什么地方找谁报到去，摄影师也不知道拍谁，结果车门一开毛主席下来了，以前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当然这样的摄影师必须接受业务能力和政治审查两道考核。
项先尧的科教片《赤眼蜂》拍摄手记
那次拍摄全厂的精英全去了，还临时借用了飞机场的探照灯
1980年代拍葛洲坝截流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截流的那天是最危险最关键的。
那是我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参与过的最庞大的一次团队，主创人员40多个人，7台摄影机，包括高速摄影机，拍摄现场天上有飞机，河里有船，岸边还搭了一个大的十米高台居高临下在这里那里拍。
白天一直拍到下午。晚上黑不隆冬拍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自己带去的所有的灯光打起来，还是不够亮，因为太远了。然后赶紧把车子开到宜昌机场，把机场的探照灯拉了过来架起来。
原来是计划是下午两三点钟截流，因为行不通，美国50吨的载重车吊25吨的椎体，一倒就冲掉，屡次失败。
后来用链条和钢缆把三个25吨椎体串在一起放下去，一直熬到晚上，最后的一块石头上去，长江就被截流了，这个场面是很了不起的，后来这个作品就叫《大江截流》。
为了这个片子，厂里面所有的精英都去了。剪辑师、录音师、作曲。作曲要去体验一下当时那种盛况，写起来才有激情。 我们拍摄的是巨大工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绝对不能出差错的，因为你不能重来。
截流成功后现场是非常兴奋的！鞭炮声欢呼声……那是中国的这批工程师几十年的心血，终于成功了！很感人！因为此前他们是面对一次次挫折。他们的专业分工细到一个什么程度？在他们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来说，最小的铆钉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专业。
因为国家支持，科教电影制片厂当年产生了一批优秀影片，比如说能够把物理课上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讲得很清楚的《斜面》，还有就是韩韦拍的《金小蜂与红铃虫》。红铃虫是危害棉花最严重的害虫，金小蜂是红铃虫的天敌。他们采用放大摄影技术把物像放大20倍至50倍，清晰地拍摄了金小蜂产卵和孵化的情景。片子拍得非常好，国内外获了很多大奖。还有《不平静的夜》，讲猫头鹰抓老鼠，《知识老人》、《毛竹》、《台风》当时也很有影响，这些片子我认为都很经典。
科教片《知识老人》
《不平静的夜》
“四清运动”以后，厂里就很少拍片子了，真正科教片开始恢复拍，上世纪80年代算是第二个高峰。因为全国的科技大会开完以后，科学春天到了。
那个爆炸声很响的，把电车司机吓得直踩刹车
做科教片也要搞试验，有一个实验我前前后后差不多搞了好几个月。拍的内容是讲天上一颗很大的陨石落到地面。怎么拍呢？肯定要做特技，所以联系了上海礼花厂来一起做实验，如何模拟陨石降落时的爆炸？我们当时去的是衡山饭店旁边的一个风雨操场上实验，现在在徐家汇那里，以前上海的运动员都在那里训练，对面就是运动员宿舍。
当时要到衡山饭店客房里，斜拉起一条钢丝绳到风雨操场中间，要把做实验的礼花弹绑在上面滑下去，“陨石”滑到一半，这时要有一个电工配合摄影师合上电闸，开！紧接着就是爆炸声。
当时我站在很高的楼层，可以看到围墙外市中心26路电车正好经过，驾驶员当时一脚紧急刹车，电车的辫子就翘了上去，把整车人都差不多颠倒了，他吓坏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如果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那时候只要是科影厂的摄制组，各个地方都全力支持，也不会跟你谈条件。我记得拍长江的时候，交通部问你们需要什么？我说我们需要一条船，他们就把长江上面的能乘几百人的客运船调配给我们，拍长江的源头，直升飞机不行，又把轰炸机借调过来了。那时候国家不仅是在资金上面支持，在行政资源上面也是支持的，你去任何一个地方拍摄总是会得到全力支持的。
为什么呢？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一个政治任务，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它完成好。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没有任何私心。当时主要是天时地利人和，国家扶持，群众尊重科学，科学氛围特别好，报纸上有科学专版，（上海）西藏路上有科技画廊，孩子们订阅各种科学杂志，电视台也有《科技之窗》这样的节目，恰好科影厂那一批导演，又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所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出了一批好片子，比如《蜜蜂王国》《地壳运动》《胆结石的奥秘》《高血压病》、《脑海》等等。
我的职业生涯一半在搞电影，一半在搞电视。作为一个导演，拍电影能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做电视能获得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我们团队的作品还幸运地实现了上海科普影视在“上海市科技进步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上零的突破，我可以算得上是功成身退。然而，我最激动的时刻，还是几年前一个老科影人聚会，会上专门播放了我拍的科教片《中国大鲵》，在座的科影大咖大都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当真不敢与众位师长并排坐，惶惶不安地退缩到最后一排，生怕在放映中看到他们失望的眼神，直到最后影片的职员表走完了，我突然听到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是上海科影界对我的肯定，说明我没有给科影厂丢分。
《中国大鲵》抢拍到的中国大鲵产卵镜头
这几年，我虽然退休在家，但我还是十分关心上海科教片或者说科普影视的创作情况，我欣喜地看到，如今上海科影的年轻导演仍然在科教片的阵地上奋斗，佳片频出，上海电视台开出了不少科普栏目，上海科技馆的科教影视中心每年都有新作推出，一些民营影视机构也坚持在科普影视的园地上不断地耕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也定期进行科普影视的评奖活动，积极激发科普作家创作热情。最令科普工作者感到欢欣鼓舞的是，由上海市政府主办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还将在今年单独设立“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奖”，可以预见，科教片创作又一个春天的到来。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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