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本上的伪印

版本鉴定是版本学的主要内涵与功用，起源于明代中期。当时宋代刻本已成稀见之物，以苏州地区为中心的江浙一带藏书家、出版家出于为古籍续命，争相翻刻宋本。这些翻本与过往翻刻书籍仅注重文本者不同，还注重宋本版刻形制面貌的留真，如版式、行款、字体乃至避讳、刻工等，一依宋本原貌，其中刊刻精美者仅下真迹一等，被书林称为“仿宋刻本”。

仿宋刻本的出现，反映了人们已认识到书籍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与此同时，在流通领域发生了书估每用仿宋刻本作伪冒充宋本的现象，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彼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至少宋本已成为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假宋本的出现，导致人们开始讨论研究如何鉴定版本。因此可以说，版本学是由鉴定宋版发端的。

书估以明刻本冒充宋刻本的作伪手段大凡是：撕去明刻本的序跋，剜改新刊牌记；将书纸染色做旧；加盖伪印。这种作伪的案例在现存古籍中并不少见，较为典型者如云南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其纸经染色，但未染匀称，每显斑驳；在书中前后钤有明代开国文臣金华人宋濂（1310—1381）及明嘉靖时期藏书名家常熟人杨梦羽（名仪，1488—1560）的印章（因未钤在卷端，故提供之书影不反映），两者前后相距百余年，其篆刻与印色却完全相同，显然是伪印。当然，最为主要的是该本字体之写刻较寻常仿宋刻本更差，毫无宋版气息。由于该本误以宋刻收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将来有机会应予以纠正。

而在这里我想着重讲的是，版本本身不假、却钤有伪印的案例。上海图书馆藏有宋刻本《东观余论》，在其开卷的《总目》之叶，明代的钤印有“玉兰堂”“梅溪精舍”“翠竹斋”“铁研斋”“桃花源里人家”“五峰樵客”“放情山水之间”“王履吉印”等白文印，还有“竹坞”“江左”“辛夷馆印”等朱文印。“王履吉印”“辛夷馆印”应当是王宠（1494—1533）之印，据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言，“铁研斋”亦王氏印，“五峰樵客”是文征明侄儿文伯仁（1502—1575，号五峰山人、五峰樵客）之印（一说为文嘉之印，未知依据）；其余则多为文征明（1470—1559）之印。这些印章的钤盖杂乱无序，在叶面中间挤成一堆，大名家如此不讲究钤印章法，不免令人生疑。尤显突兀的是，晚于文征明、王宠之后项笃寿（1521—1586）、项元汴（1525—1590）昆仲的印章（前者有 “项氏万卷堂图籍印”，后者有“项元汴印”“墨林秘玩”），赫然钤在版匡内右下方、表明率先获得该本的位置，如果该本曾经文征明、王宠收藏，那么同样不合明清藏书家钤盖藏印的习气。根据卷末项元汴的题跋，此本乃其兄项笃寿于隆庆二年（1568）所赠予（时文征明、王宠皆已去世），在此之前收藏该本者为华夏，有丰坊嘉靖二十八年己酉（1549）观于华氏真赏斋之题跋，而丰、项二氏之题跋一字未提该本曾经文征明、王宠收藏。进而细审文、王二氏及文伯仁之印章，印色完全相同，当同时钤盖，其字形刀法亦出一手；检上海博物馆所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载有文征明之“玉兰堂”印，王宠之“王履吉印”“辛夷馆印”，但与此本所钤者并不相符，尤其是白文“玉兰堂”印、朱文“辛夷馆印”，此本所钤者明显有仿刻痕迹。也就是说，这批文、王之印系伪造，而不是后人据真印钤盖。清季叶昌炽因曾受潘祖荫之聘编撰《滂喜斋藏书记》而注意到这部《东观余论》，认为文征明、王宠的印章“杂厕不分”，乃是王氏遗书尽归文氏的缘故。这是说不通的。显然他未注意到文、王、项诸家钤印位置的反常及文、王二氏及文伯仁印章面貌的可疑之处。叶氏还提及滂喜斋另有元本《扬子法言》之钤印与《东观余论》相同，且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两家之书也有类似情况（详见《藏书纪事诗》卷二）。过去不曾在意，此番引起了我的兴趣。

宋刻本《东观余论》

今“元本《扬子法言》”不知所踪，兹就案头所备参考之书粗事检览，钤有类此文、王伪印者尚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广韵》、宋刻本《管子》（常熟瞿氏旧藏）、宋刻宋元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常熟瞿氏旧藏）、宋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该本卷端所钤“赵子昂氏”、“唐伯虎”两朱文方印亦颇为可疑，但与文、王伪印並不同类）、 宋临安府陈宅经籍铺刻本《朱庆余诗集》、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元延佑七年（1320）叶辰南阜书堂刻本《东坡乐府》，辽宁省图书馆藏宋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上海博物馆藏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上海图书公司藏宋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末积德堂刻本《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宋绍兴间刻修补本《歌诗编》、宋咸淳九年（1273）刻配影宋抄本《百川学海》，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宋咸淳九年（1273）刻《百川学海》本《李涪刊误》，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嘉定刻本《历代故事》、宋淳熙七年（1180）刻元修本《夷坚志》、元西湖书院刻本《国朝文类》，以及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宋淳熙五年（1178）滁阳郡斋刻本《汉隽》等。

宋刻本《管子》（常熟瞿氏旧藏）

宋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刻本《陆士龙文集》

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元丰类稿》

宋绍定六年（1233）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

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李群玉诗集》

这些本子相关印章的钤盖多寡不一，有的或钤有《东观余论》所无之文征明“春草堂印”白文方、王宠“古吴王氏”白文方等印，其篆刻风格亦相一致。至于钤盖位置，也大多不合情理，如辽宁图书馆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除钤有“梅溪精舍”“辛夷馆印”“桃花源里人家”三印外，还有王世懋（1536—1588）之“敬美甫”白文方印，钤在右下角标志最早收藏的位置，而在其出生前三年，王宠已经去世，“辛夷馆印”却钤在版匡右外边上。

人们可能不会相信或很难接受宋元本上钤盖伪印的现象：这些声名显赫的珍贵版本本身并无问题，无需作假，有必要钤盖伪印吗？而且，有的本子钤印分散于各卷册，或仅盖三、二方，具有迷惑性，不易被人们所察觉。事实上，之前也从未有人公开提出怀疑。但我不相信老辈版本专家会熟视无睹到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们很可能也曾有疑惑，却因为版本本身不错而忽略了，何况清代那么多的著名藏书家没有怀疑在前，而旧时包括《藏书纪事诗》在内的文献又每令人先入为主。

说实话，我虽提出疑问，一下子也难以作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勉强说来，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明末清初之时，版本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虽然知道古刻旧椠具有文物价值，但真正精于版本鉴定者无多。而文征明、王宠等属于明代中期版本学发端时的那一拨开山人物，若经他们这样的权威专家鉴藏，买书者或许会更加放心。二，即使版本不假，如果文、王二氏的印章亦真，其文物价值岂非更高。当年黄丕烈跋元本《东坡乐府》就说过，此书“前明迭经文、王两家收藏，本朝又为健庵（徐乾学）、沧苇（季振宜）鉴赏，宜此书之增益声价矣”（但我又注意到黄丕烈在其所藏宋本《管子》《冲虚至德真经》《朱庆余诗集》《碧云集》等题跋中，于文、王藏印却不著一词）。时至今日，人们不也都这么认为的吗（参见《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相关版本介绍）？

那么，这些伪印究竟钤盖于何时呢？在我看来，应当是在清初大藏书家季振宜的生前或身后售书之时——因为上述所有版本都曾经季振宜收藏。至于钤盖伪印是季氏本人抑或其后人或书估所为，以我的直觉，不太可能是季氏，因为他毕竟是内行，怎么会不讲法度将这些印章乱盖一气？而这些印章并非出现在所有季振宜收藏的宋元本之上，于是想到有无这样一种可能：凡无伪印者，散出于季氏生前；钤伪印者，售出于季氏身后。作出如此推断并非想当然，因为在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钱谦益原辑、季振宜重编的《唐诗》稿本上，竟然也出现同样的“玉兰堂”白文方印。

倘若是季氏本人所为，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然而，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找到答案的，甚至将来也很难能弄个水落石出。兹撰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只是将此在宋元本上钤盖伪印的现象揭示而出，如此而已。

需要强调的是，出现文征明、王宠等伪印，并不意味否定他们当年曾热衷收藏、鉴定宋本的故实，恰恰反映出他们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鉴定版本的翘楚。此外，藏书是注重收藏源流的。我原来一直沿袭旧说，即宋本《东观余论》先后经文征明、王宠等递藏，现在看来要作改变。至于该本原有丰坊、项元汴的题跋，以及清代季振宜、徐乾学、惠兆壬、韩泰华、潘祖荫等收藏钤印则未发现问题。